日前，筆者在上報發表《美國是否棄台　關鍵在台灣有沒有抵抗中國的意志與能力》一文，對楊光舜先生的《守護台灣　就是美國的國家利益》提出質疑。隨後，楊先生又發表文章反駁，認爲筆者的文章鼓動「疑美論」。

筆者一般不傾向把筆戰擴充到多於三輪（雙方加在一起），因爲這樣很容易墮入糾纏細節的爭拗，未免過於瑣碎，沒有必要爲難讀者和編輯。反正文章擺在那裏，有思辨力的讀者自會做出判斷。筆者覺得有進一步論述這個話題的必要，是因為最近發生的兩個事件。

第一，柯文哲在接受彭博新聞社採訪時，再提「台灣商品論」。他認爲：「在美國和中國的對抗之間，台灣不過就是貨架上的商品而已」。當被問到特朗普是否可能出賣台灣，他立即答「當然」。

第二，美國電子廠商美光控告中國晉華和台灣聯電的侵犯知識產權，美國商務部禁止美國企業與中國晉華集成電路有限公司（JHICC）交易，接著司法部又起訴晉華、聯電、以及前台灣美光總經理陳正坤，及工程技術人員何建廷和王永銘等三人。

這引起筆者的進一步深思。在台灣的論述中，在討論美台關係時很自然地站在台灣角度的質疑台灣内部輿論的「疑美論」，但反過來，站在美國的角度，難道就沒有「疑台論」？

在分析「疑台論」前先説明一下，筆者在前文曾論述，在川普治下，美國的外交存在很強的非理性成分。這種「非理性」並非指美國在做出抉擇前，不需要找理據合理化政策；做出決策後，不需要找論點説服民衆支持。而是說，按照傳統理性分析，美國國際關係決策一般以美國的「國家利益」為出發點，以達到目的為目標。但現在，美國處於激烈變化年代，缺乏一個對「國家利益」的共識，國際關係決策通常深入地與國内政治糾纏，傳統的國安團體與組織失去了以往那種程度的影響力，負責國安的官員變動頻繁，作為最後決策人的川普本身又關於用「後真相」，喜歡用誇大的（甚至是假的）事實和扭曲的邏輯煽動民意。這些都意味著，理性邏輯分析得出的結果，仍存在很高的不確定性。

當然，這不排除筆者這裡繼續用理性邏輯去分析台灣的處境。只是讀者要清楚，無論正方反方的結論都會有這種無法迴避的不確定性風險就是了。

廣義地說來，放棄台灣的重要論斷均基於「懷疑台灣」，雖然「疑台論」似乎尚未成為一個專用語。在2014年，米爾斯海默寫「RIP TAIWAN」的時候，主要的出發點就是「軍事疑台論」，即懷疑台灣的防衛能力。

軍事上的疑台論

我們討論的「棄台」可能有兩個情景。第一，在中國沒有進攻台灣的情況下，與中國達成交易後，美國棄台。第二，在中國進攻台灣，戰況僵持或不利台灣的情況下，美國不願意繼續投入實質規模的兵力，而選擇棄台。筆者提到，美國會用空軍和海軍幫助台灣對抗中國。一旦戰火燒到台灣本土，美國是否會像在朝鮮、南越、伊拉克、阿富汗這些戰爭那樣，出動陸軍或海軍陸戰隊在台灣陸地作戰，則非常值得懷疑。

有西方學者認爲「中國不可能登陸台灣」，甚至認爲不用美國出手，台灣也可以戰勝中國。願意相信的人會一直信，多說無益。筆者只是想點出，這一系列的文章的基礎都在一個西方學者聲稱自己拿到一份2008年中國的作戰計劃。即便這是真的，作戰計劃多半需要高估困難，更關鍵在於：十年前的作戰計劃對現在的評估有多大的説服力更值得懷疑。只要不故意視而不見，都會承認這十年閒，中國實力（包括軍事實力）的增長是實質性的。十年前沒有人會想到中國能挑戰美國，以至現在美國要急於停止《中程導彈協議》應付中國的軍力增長。

避免戰爭有三種情況。第一，沒有矛盾。第二，有矛盾，但雙方有和平的意願解決矛盾。第三，有矛盾，又沒有和平解決的意願，這時還可以用「阻嚇」的方法避免戰爭（deterrence）。在美國難以出動大規模地面部隊參戰的預期下，如果台灣的軍力不能大幅提升，抵抗意志不能充分顯露，那麼「阻嚇」有多大程度上能起作用，甚為可慮。

「軍事疑台論」一直存在，但隨著2014年以來的發展，「軍事疑台論」漸漸只會變為「疑台論」的一個維度，在政治、經濟、科技領域的「疑台」越來越超過軍事方面的理由。

政治上的疑台論

2014年，台灣發生太陽花運動，從此台灣政壇出現急劇的範式轉移。正如媒體人周奕成在臉書上說過，國民黨本來是親美的，但在馬英九治下，逐漸成為一個親中的政權。這個節點，與其說發生在習馬會之後，還不如說是2014年太陽花運動就變了。到了2016年敗選之後，國民黨的「親中化」越來越明顯。此外，標榜第三條路線的政壇中人，比如柯文哲，從言行可以看到實際也是親中派。甚至有人認為，民進黨也日益變為親中派，只不過爲了選民基礎要與國民黨有分別，而「沒有這麼親中」而已。

即將到來的台灣中期選舉，將是一個 「親中派」動員力的測試。假如「沒這麼親中」的民進黨也被「更親中」的柯文哲和國民黨擊敗，那麼兩年後的總統選舉的形式就相當複雜了。

柯文哲的言論之所以引起廣泛注意，不在於在他的説法正確與否（在「現實主義政治思維」下其實是正確的），而在於他作爲一個有力挑戰總統寶座的人，對美台關係的期望做出如此負面的表述。

換言之，同一句話，不同人說出來，就有不同的效果。這當然是一個政治常識，柯文哲（和其粉絲）通常以「亞斯伯格症」和「直率」搪塞過去。但這些藉口能説服支持者，難道也能應付美國人？筆者深感懷疑。

疑美論和疑台論事實上互為因果。台灣疑美了，美國自然也疑台；反之亦然。我們看到美國和日本即便關係不這麽好的時刻，領袖也不斷強調，美日同盟無比牢固。這不意味著雙方關係真的這麽牢固，而是要關係繼續牢固，在態度上首先要堅定「牢固」的信念。

政治上的疑台論，歸根到底還是台灣地位的不確定性。從台灣憲政上說，「一個中國」還是憲法上的論述，國民黨的主流還沒有提出一個有實質意義的「另外的論述」，只說「維持現狀」不足以消除憂慮，台灣前途還高度不確定。於是美國面臨一個困境，無論現在多支持台灣，很可能下一個總統就是懷疑美台關係的親中總統，以往的政治投資通通化爲烏有。

美國雖然對台灣還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但這種影響力歸根到底還是外來的，通過内部力量間接地發生作用的，它不能直接控制台灣。而且，對比中國在台灣迅速擴大的影響力，美國的影響力已經越來越受到挑戰。這樣，現在的美國怎麼會不懷疑台灣的可靠度？

經濟上的疑台論

如果我們回看2011年，凱恩（Paul Kane）發表的第一篇「棄台論」文章，就會發覺，大部分人（包括他自己）把焦點放在論證防衛的問題上，而其一個重要的論述前提，當時被大大忽略了。這個前提就是，台灣對中國投資不斷增加，以致台灣逐漸地被整合到中國的經濟中，以致被「吸納」到中國已經不可避免。

原句：

Today, America has little strategic interest in Taiwan, which is gradually integrating with China economically by investing in and forming joint ventures with mainland Chinese firms. The island’s absorption into mainland China is inevitable.

台灣在1987年開放外匯管制，開始大量的對外直接投資（FDI）。在中國六四事件之後，西方國家一度制裁中國。台灣資本看準了這個時機，大量進入中國，1993年，台商對中國投資達32億美元，是1991年的18倍 註更多 童振源〈全球化時代台灣在中國的投資〉，《WTO與中國：走經濟全球化發展之路》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很多論述指出，台商這時對中國的投資打破了西方對中國的封鎖，對中國「二次開放」起到重要作用。

2008年之後，台灣在中國的直接投資雖然沒有像90年代那樣年均30億美元的投資，也一直保持在20億美元左右的高位。換言之，很多台灣人的財產都在中國。

（作者製表）

台灣經濟被整合到中國經濟中，不單指直接投資這樣因素。根據2018年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在貿易上，自2002年以來，台灣在中國貿易順差不斷上升，2010-13年之間，達到年均400億美元，2014年後有所下降，但2017年又重新邁向400億美元大關。根據其計算，2017年台灣與中國（含香港）的貿易依存度  （即（總出口+總進口）/GDP）為34.25%。

這是相當驚人的數字。因爲同期台灣總貿易依存度是100.84%，對中國就佔了三分一。台灣之所以如此與中國經濟結合緊密，是因為在很多產業鏈上，台灣與中國已經高度分工，連為一体。中國体量大，對台灣的依賴自然遠比台灣對中國的依賴要小。

在2014年後，台灣與中國的經濟依存度一度開始下降，令人關注是否會「脫鈎化」，但在2017年，依存度數據明顯回升。這顯示蔡英文政府的「新南向」政策，成效非常不顯著，台灣反而還在增加對中國的依賴。

由此可見，凱恩展開論述的前提沒有消退。反而，近年來，中國在台灣直接運用其經濟影響力，或者用經濟收買台灣代言人的活動越來越常見。

經濟關係決定政治關係。很多東亞和東南亞國家在上一個十年，都奉行「經濟靠中國，安全靠美國」的戰略。現在可以看到，很多有充分主權的國家都已經深感過度依靠中國對其主權的損害。對沒有充分和確定主權的台灣來説，經濟上與中國緊密結合，政治上的影響自然無法低估。

越來越多事件顯示，台灣商人日益成爲類似香港一樣的「白手套」，作爲中國繞過美國制裁的工具。台灣商人陳世憲涉嫌違法向朝鮮偷運違禁品，被南韓抓獲，就爲此敲響警號。

川普對中國發動貿易戰，台灣如何站隊非常重要。在川普強調「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維中，台灣並沒有明確表態，這當然可能加深美國的「疑台論」。

科技上的疑台論

在中美貿易戰中，美國鷹派最關心的不是貿易逆差問題，而是知識產權問題。中國作為「山寨大國」，通過各種合法和不合法的手段，獲取美國知識產權，已經威脅到美國高端產業的領先地位。

美國對中國有高科技禁運，很多高科技產品不能直接出口中國，美國在中國的工業投資，也必須經過美國商務部進行合規檢查，才能放行。

美台在1990年簽訂《戰略性貨品暨技術資訊保護備忘錄》，台灣承諾建立高科技貨物出口管制制度。從1995年開始，台商在中國設厰生產，同樣要向台灣相關部門申請「戰略性高科技貨品」（Strategic High-Tech Commodities, SHTC）許可。

這樣，美國繼續允許對台出口高科技。可以說，美國對台灣的高科技出口是相當寬鬆的，這也是爲何台灣能在1990年代迅速建立起舉世聞名的高科技產業的重要因素。

這種寬鬆的前提，是美國信任台灣，不會把高科技流入中國。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台灣做得還可以。這是因爲當時中台科技（其實是中美科技）差距甚大，台灣輸出不受限制的科技已經滿足中國的需要。但中國科技進步後，越來越需要受限制的科技。中美科技戰展開之際，台灣能否守住美國希望的底綫，越來越受到關注。

這種關注有幾個方面。

第一，台灣在大陸的直接投資和合資公司有沒有違規輸出技術。

第二，現在，財大氣粗的中國，所用的方法不只局限於傳統的「盜竊」，轉而用高薪挖角的方式獲取科技知識，而最容易入手的就是台灣的高科技人才。很多違規的案件，就是這些人才直接搬取原公司的科技秘密。很多場合下難以取證，而且訴訟官司也很漫長，而且中國法院的裁決往往有利中國公司。

第三，即便沒有直接搬取原公司的科技秘密，這些人才接觸和學習到美國的高科技，利用他們頭腦的知識，也能幫助發展高科技產業。這雖然難以算違法，也屬於一種美國不願見到的技術轉移的方式。

文章一開始提到的美光控聯電的案件，就同時擁有以上三種特徵。

最後，即便沒有違規，台灣能否在日益激烈的科技戰站在美國一方，也令人關注。今年三月，美國宣佈對中興科技禁運，台灣聯發科就說可以繼續提供中興芯片，台灣政府隨即批准聯發科向中國的出口。這引起美國輿論嘩然。無疑，美國宣佈的科技禁運不再原先的合規名單之上，但這不等於美國不希望其他地區，特別是台灣，同樣與美國步伐一致。

現在，「科技疑台論」可能成爲最令美國擔心之事，因爲這簡直防不勝防。

以上四個方面的「疑台論」，都是非常現實的問題。它之所以存在，原因不在美國，而在台灣和中國。民主當然對台灣非常重要，但台灣要想美國捍衛台灣，不能單憑「民主」。沒錯，台灣的民主能給美國一些理由説服民衆支持台灣，但歸根到底，如果不能把民主和消除「疑台論」相結合，台灣民主與否不是美國最關注的東西。

※作者為國際關係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