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過幾件別人嚇自己，加上一些不無自己嚇自己成分的事情以後，余紀忠身上透發着一股前所未有的神秘氣息。

自從九月底他來到紐約，就時常神龍見首不見尾，但見Albert（余建新）與他形影不離。余即便在紐約，若不在報社，Albert也跟著神隱；他若離開紐約，Albert也往往隨行而去。這個情形以往並不多見。

10月18日晚上正當準備編報的時候，難得看到了Albert出現，他神清氣爽地過來拍着我的肩膀說：「天瑞，好嗎？」我起身相迎：「坦白講，不好。」

我抓住機會向他表示，這些時候同仁們被低氣壓都壓得快喘不過氣來，總覺得報社還會發生什麼事，我也覺得好像你們在計劃着什麼。但，能不能在還沒有發生什麼事以前，拜託儘量在表面上讓一切顯得如常，就像你剛才跟我打招呼那樣，免得大家的工作情緒太受影響。

他聽了之後拉着我到印刷廠去，那時候印刷廠還沒人上工，比較方便說話。（這個舉止就是標準的神秘兮兮，夠讓瞥見的人猜想半天。）

他把這段時間在余先生身邊感受到的內外情況，大概透露了一些，聽起來似乎余先生不大扛得住來自台北的壓力。

我追問，怎麼辦？會怎麼樣？難道會……，「關報」兩個字還沒出口，他又拉著我到對街經理部他總經理的辦公室去，那裡的同仁都已下班，更是安靜。（任何人見了，必覺得又是個神秘兮兮。）

他說：「我跟你講一件事，這是爸爸不許我講的，你絕不能對任何人講，包括曼玲嫂。」我說我是知道輕重並信守承諾的人。

於是他便告訴了我要關報的消息。同時，他還告訴了我另一個消息，那就是他將於明春返台接任中國時報發行人，意思是，他已排除困難，準備要當時報的接班人了。

我先恭喜了他。

但對於關報一事我即刻反應：「必須到這個地步嗎？不能先把我這個總編輯開革掉，以觀後效嗎？何必關報呢？」

他說：「這麼做對你不公平。」

我說：「可是把報紙關了，對誰公平？」

接著我說了一些不宜關報的理由，希望他當作他的意見告訴他爸爸。

不過顯然他的重點在第二個消息上。他說，這兩件事互有關連，能否接班端在關報的消息能否徹底保密。意思是，如果消息外漏，關不了報；關不了報，他回不了台北；回不了台北，便接不了班。他一再希望我不要害他接不了班，絕對不能對任何人透露關報的消息。

我的信守承諾成了我好大的負擔，首先使我不好主動去找余先生談，免得Albert遭父親責怪，影響了他們的父子關係，甚至影響了他的接班。於是我便祇好持續找機會向他分析關報之弊。

連同這一回，在十月底以前，我們有過三次談話，前後不下十個小時。他約我的時候主要話題是談他接班的事，有意希望我輸誠。我約他的時候主要話題是換掉我這個總編輯，萬萬不可關報。

我反對關報，是基於多少人曾對報紙付出無數心血，以及對美洲中時既創價值的深刻瞭解，這不在話下。我更進一步提醒他：關報無異於刷國民黨的巴掌，日後益增時報處境的困難；關報除將影響二、三百位同仁之生計，更是對台北中國時報整體士氣之重創，將造成人才反淘汰，前途堪慮；關報是對余先生報人形象無可彌補的傷害，也是對Albert接班的反祝福，未來陰影難消。

這些話或許會使他心情有所觸動，不過對一個接班心切並希望好好掌握的人來說，這樣的觸動恐怕也就那麼一會兒功夫。

我理解也尊重他的接班心情，在過去兩年多的共事裡，他曾多次和我聊過，幾乎一無保留。關於他們家該由哪個子女接班，曾頗令余先生傷神，老么Albert並不是當然的熱門股；因事涉敏感，我從不置喙，連余先生試探性問我對他子女的看法，我都以「各有其妙」技巧性閃過。顯然，最近，就是最近，不知經過怎麼樣的琢磨，Albert獲得了父母雙雙認可，便忍不住向我透露，既難掩喜悅之情，也有爭取我這個大他五歲的「老主之臣」與他合作之意。

但這兩件事同時發生，我很難將他的接班位階置於關報之上，如果他的接班必須用關閉美洲中時來達成，更是我完全不能認同和接受的，哪還有什麼心情輸誠？

10月18日我在記事本上如此寫下了當時對此事的感受：

「……似藉余先生因經濟、政治因素正感心灰意冷之時機，為求在此脱身，得以返台接事，乃做關報之積極主張。」

我因信守承諾而不能直接與余先生談，但很快就發現，與Albert談得再多，要想透過他勸阻余先生關報，完全是緣木求魚的事。那麼，我該怎麼做才能阻止這個天殺的決定呢？

這個決定傷害的豈是時報、時報人？它將如江南案一樣，傷害到台灣形象、國家形象，更不誇張地說，它將傷害到泛華人世界廣大而長遠的利益。

這個消息必須出去，必須要讓蔣經國知道，唯有他才能阻止發生這個悲劇，怎麼進行呢？

對於一個跑政治新聞出身的人來說，要輸送消息給黨政人士轉達於蔣，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我在文中提到過的楚崧秋、蔣孝武，甚至即使我自己直接寫信給蔣經國，都是可以做到的。但是這些「關係」都太「公」，我考慮必須在「私」的關係裡出之以純「私信」方式，好使此一畢竟是違反承諾的通報，顯得比較有「正當性」。

也就是，我以「私信」告之於這個人，這個人也以「私信」報之於最高當局；之後，最高當局以不落痕跡的方式「私下」將此事消弭於無形。以「最高機密」的方式在私領域裡加以破解。

誰是這麼標準的「私關係」呢？想來想去，便想到了章孝嚴。

我和孝嚴有「私關係」——他是我的表哥。他的母親章亞若女士是我父親的表妹，我的表姑。他的外婆周錦華女士是我祖父的親妹妹，我的姑婆。簡單說，三代以前，我們的祖輩是親兄妹。

由於孝嚴、孝慈兄弟的身分特殊，我們的這層關係是從小被叮囑不許對外說的（保守秘密可真是早就有過的訓練啊）。周錦華女士是父親在台唯一的親戚，且是父親尊敬的長輩，所以小時候便常隨父親去新竹跟這位慈祥的老人拜過年，也得見兩位長我五歲、印象中非常用功讀書的表哥。長大後，各自在不同領域工作，雖然來往不多，但婚喪喜慶必定相邀。外界少有人知道這層關係，知道的人多半得自孝嚴之口，他在自傳《蔣家門外的孩子》中也有提及。

奧運結束我回到台北，曾在離台前一天到外交部看望這位已是北美司長的表哥。他要請我吃飯卻沒了時間，便堅持來參加時報老同事次日中午與我餞別的餐會。

在大家既高興又不解他的到來時，他說：「天瑞與我有兄弟關係。」於一片驚愕中我趕忙以一句「我們有如兄弟一般」，淡化而轉移了話題。早年是不能，現在則不想讓外界知道這層關係，免得在工作上牽扯不清，孝嚴並不以為忤，微笑會意。由此可見，我們的關係何其之私。

想到便做，於是我提筆給孝嚴寫了一封長信，首先表達這是一封瞞着余家的私函，希望他永遠保守這個祕密。接着我敍述了美洲中時遭到的麻煩，以及余先生深陷苦惱，精神狀態相當消極，以致「有極大的可能(或者已經決定)會把在美國的報紙做個了斷。」

信中詳細敍述了美洲中時兩年來的作為，更說明並分析了這些作為的原因和效益。尤其指出，倘若美洲中時關門，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海外聲望與優勢盡失，日後萬難扳回，必使親者痛、仇者快。

最後，我請他「是否可以在適當的機會和情境下，設法使當局緩和余先生的心境和處境，莫使他做下停止美洲中時的決定。」

這封信起筆於10月30日，考慮了好幾天，到11月6日，終於落了下款準備寄出。但是，我—沒—有—寄！

我沒有寄是因為我的腦袋裡始終擺脫不了這些想法——

我把承諾了不對任何人說的事說出去，這是不信。

在我仍然是余先生部屬的時候，把他不欲人知的事說出去，這是不忠。

如果最終他決定不關，我如今把他沒有做的事說出去，這是不義。

最重要的是，關報是個多大的事，他總要在決定之前聽聽我的意見，或起碼會告訴告訴我吧，那好像才是我合該表示意見的時候。我既會有這樣的機會，何必不信、不忠、不義呢？

想不到，我錯了！

《簡說周天瑞》

周天瑞是戰後嬰兒潮世代最早進入台灣報界的人，也是最早闖出名號的人。上個世紀七O年代已是政治報導與評論之翹楚。

在建中時代他即矢志新聞工作，台大歷史系畢業後，自薦進入中國時報，深受余紀忠賞識。在余氏「換血」之人才與經營哲學下，他被選為時報世代交替的關鍵角色。

美洲中時停刋後，他於1987年自美返國與司馬文武、南方朔、胡鴻仁、王健壯創辦「新新聞」，雖歷經潮起潮落，周天瑞始終是影響「新新聞」的關鍵人物。

周天瑞曾有六年時間行走於其他媒體 ，先後負責環球電視、勁報等媒體之經營，其中尤以主持中央廣播電台為著，在央廣董事長三年任内完成國家廣播電台之歷史轉型及新時代任務方向之奠定。

他的每個階段都充滿「有所為有所不為」、「合則留，不合則去」、「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故事，是一位普受敬重的媒體前輩。

〈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是他新聞生涯的第一部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