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左)陪著甘迺迪十多年,由眾議員變成總統。(Cecil Stoughton. White House Photographs. John F. Kennedy Library and Museum)
1963年11月22日,時任美國總統甘迺迪(John F. Kennedy)乘坐空軍一號抵達德州達拉斯(Dallas)參與競選活動,他的身邊除了第一夫人賈桂琳(Jacqueline Kennedy)外,有一位穿著西裝,跟隨甘迺迪身後的非裔男僕托馬斯(George E. Thomas)。
步出空軍一號機艙,陽光映照的達拉斯盡入眼簾,甘迺迪停下腳部轉頭對托馬斯說:「你知道嗎,喬治,我覺得這裡是你這輩子來到的最大城市。」
幾個小時後,托馬斯卻強忍著淚水,慢條不紊地用手整理甘迺迪的西裝,並輕輕整理他胸前手帕,以符合甘迺迪一直堅持的習慣,然而這是托馬斯可以為他主人作的最後一件事,因為這時甘迺迪已是躺在棺木中的冰冷屍體。
1963年11月22日下午12時30分,這是美國歷史上重要的一刻,魔術子彈先後擊中了甘迺迪的後頸及頭部,終止了他46歲短暫的一生。兇手奧斯華(Harvey Oswald)是一名海軍陸戰隊前隊員,調查稱他是同情共產主義的左翼分子,所以刺殺了在古巴飛彈危機強硬抗衡古巴的甘迺迪。
甘迺迪的離世對托馬斯可謂極大的打擊。
托馬斯來自維吉尼亞州的小鎮貝里維爾(Berryville),距離首都華盛頓60公里,UVA米勒研究中心總統研究主任芭芭拉(Barbara Perry)重回這個平原小鎮,以田野調查找回托馬斯這個總統僕人,在歷史洪流下曾經侍服過總統的歷史痕跡。
托馬斯的鄰居並沒有忘記他,提起前事離不開「喬治」、「約翰.F」(甘迺迪)。
「他(托馬斯)總會親切地叫甘迺迪作(JFK)。」他們又指著邦迪街21號,嚷著這就是托馬斯從前住的家。托馬斯當年侍候甘迺迪時總住在他的家裡,故此只能逢星期六回家一次探望家人。
住在托馬斯老家旁邊的佩恩(Joan Payne)說道,這個來自我們城鎮的男人在白宮為美國總統服務,但是他的「成就」卻未得他人認可。
Inside the Unsung Life of JFK's Valet, George E. Thomas | Time https://t.co/vm9KwW1ysq
— Michelle (@Michell82968785) 2018年11月20日
托馬斯是一個黑人,小時因吉姆克勞種族隔離法(Jim Crow laws)的限制,托馬斯僅能享有單室教室的鄉村學校學習機會,無法如白人小孩上公立學校。當時吉姆克勞法在美國大部地區實施,特別美國東南部州份,更是明文將黑人隔離,並以「隔離但平等(separate but equal)」作藉口,以合理化歧視黑人的政策。
托馬斯年輕時,在弗吉尼亞州很大權力,主張黑人隔離的參議員伯德(Harry F. Byrd)的「幫助」下為伯德服務。1940年托馬斯搬到華盛頓,為《傳奇報刊》的記者,曾獲普立茲新聞獎的克羅克(Arthur Krock)服務。
克羅克跟名族約瑟夫甘迺迪(Joseph P. Kennedy)十分要好,克羅克為了清還向約瑟夫借來的債務,故將托馬斯送入甘迺迪家,服侍約瑟夫甘迺迪的兒子約翰甘迺迪。
1947年,當時甘迺迪剛當選麻薩諸塞州的聯邦眾議員,托馬斯負責照顧他日常起居。當時甘迺迪年僅30歲尚未娶妻,雖然約瑟夫甘迺迪一直很想培養他成總統人材,但甘迺迪多年來體弱多病,脊椎有問題,且有骨質疏鬆,在鎂光燈下甘迺迪看似行動自如,但背後卻極需有人來照顧他。
以不整潔著稱的甘迺迪,相對托馬斯一絲不苟的打理態度一拍即合,甘迺迪很快便完全依賴他,從開熱水洗澡,協助他上下樓梯,到幫他戴起背部支撐架及鞋子等,日復日一天又一天。
就這樣隨著甘迺迪1953年與賈桂琳結婚,7年後生下了小甘迺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 Jr.)後,托馬斯連帶成為小甘迺迪的照顧人,與小甘迺迪在鋼琴時耍玩,成為了經典的畫面,而托馬斯一生並沒有結婚生子,就這樣陪著甘迺迪踏上總統之路,亦陪著甘迺迪走過世界不同的地方。
This week marks 55 years since John F Kennedy died. I've always been drawn to the Kennedy's history! #JFK #jfkjr pic.twitter.com/aCCVCLBxz2
— Cindy (@CindyBokma) 2018年11月19日
種族不同,一個是非裔一個是白人;階級不同,一個是僕人一個是未來總統之才,但他們兩人卻未存在巨大的主僕距離。
甘迺迪在二戰時所指揮的船艇在所羅門群島被擊沉,他用牙咬著船員救生衣帶領其他人脫險,托馬斯在貝里維爾阻止了警察毆打醉飲人士;甘迺迪在就任總統時,將10萬美元薪金全數捐給慈善機構,托馬斯則為窮困的孩子發出了5美元的援助。
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地位,但他們有的,是同樣的大愛之心。
托馬斯除了陪同甘迺迪到鱈魚角(Cape Cod)的家族旅行外,甘迺迪當上總統後,1961年出席蘇聯領導人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舉行的維也納峰會,托馬斯亦陪伴在側。
1963年5月29日,托馬斯與幕僚為他舉行驚喜生日派對時,在媒體面前托馬斯就站在甘迺迪的旁邊,可見他的重要地位。同年6月,甘迺迪發表演說時指,非裔民權運動是一種道德價值觀,了解當時非裔並沒有「完全的自由」。
雖然芭芭拉認為,沒有證據顯示托馬斯影響了甘迺迪處理非裔問題的心態,但無庸置疑地,托馬斯是甘迺迪最親密的非裔僕人,在甘迺迪遇刺翌年,美國國會通過了《1964年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明文禁止任何種族隔離及歧視政策、2年後,非裔美國人更獲投票權。
當然,說到甘迺迪當然少不了他的風流生活,當年更傳出與性感女神瑪麗蓮夢露(Marilyn Monroe)有一段情。身為甘迺迪身邊人的托馬斯自然很清楚他的風流韻事。然而托馬斯在1980年逝世前一刻,無意寫回憶錄,他將與甘迺迪經歷的一點一滴都帶進墓穴之中。
在甘迺迪的國葬上,托馬斯終於無法隱藏內心的悲傷,那天是很多美國人的痛,但相信除了甘迺迪的親人外,托馬斯相信是最傷心的人。托馬斯後來為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主席工作,直到1978年退休,2年後因心臟病逝世。
臨死前,托馬斯向友人說:「甘迺迪在天堂會照顧我的(John F.’would have cared for me)。」
During his last full day in the White House, 55 years ago today, JFK and Secret Service agent Edward Morey, in the Oval Office: #JFKLibrary pic.twitter.com/xvpEjTMCZS
— Michael Beschloss (@BeschlossDC) 2018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