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5月20日，陳水扁就任總統，直至2001年5月，這一年，可說是臺北政壇最熱鬧的一年。國民黨從建立中華民國開始，執政九十年，萬萬料不到，一夕之間，竟被一個手上沒有兵權、出身農戶的小民輕輕推倒。政權易手，舉國震驚，國際側目，對岸失措。臺灣兩千三百萬人自不免拭目以待，期望充滿朝氣的民進黨有所作為，將臺灣帶到一個新的境界。

阿扁當選總統　人民望治

當然，臺灣人民深知，臺灣要向前行，關鍵有二：一是兩岸如何從敵對關係進而成為合作互補的局面；一是如何發展經貿，提升科技水準，加強基礎建設，改善投資環境，使臺灣在進入廿一世紀後，能有一番新面貌。因此，阿扁就任之後，不少產官學及媒體紛紛提出建言，寄望新政府有新的人才、新的面貌，提出新的改革計畫，展現新的格局，以有別於國民黨的暮氣沈沈。

政黨輪替之前，國民黨已由李登輝執政逾十二年，這十二年應該算是一個過渡期。今天回首往昔，李登輝的執政完全是「雙重人格」。表面上，他延續國民黨原有的路線，組統一委員會，並高唱統一口號，但實際上，他的內心卻是百分之百的大獨派。他先是採用了蔡英文提出的「兩岸特殊國與國的關係」，接著又以「戒急用忍」作為兩岸經貿發展的指標。

當年王永慶野心勃勃，計畫在大陸閩南地區的海滄大筆投資，設立石化專區，但因「戒急用忍」政策勸阻而未果。如果台塑當年順利在海滄建廠成功，則今日大陸的石化工業幾乎就是台塑的天下。李登輝深信「中國必亡論」，一方面造成兩岸關係的緊繃，一方面臺灣失去了一個大好的投資機會與消費市場。如今臺灣經濟二十年原地踏步，李氏政策應居「首功」。

阿扁脫穎而出之後，各方期待甚深，即使是國民黨的元老重臣，亦願意提出若干建言，寄望阿扁能擺脫李登輝的陰影，走出一條新路。當時與阿扁競選總統失利而擔任國民黨主席的連戰，甚至出書提出「兩岸邦聯」的構想，獲得中共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的善意回應，表示不否定臺灣以邦聯做為統一形式的建議。此外，兩岸大三通從學者到企業主管都積極呼籲，希望大三通為臺灣帶來新的商機，減少交通的成本，事不宜緩，不能再拖。

召開「全國經濟會議」回應

阿扁政府對這些大量來自企業界、學界及媒體的建言，也有積極回應，阿扁並提出一項新構想，訂於2001年元月6日、7日，召開兩天的「全國經濟會議」，廣邀全臺朝野人士，包括中央政府財政、經濟、交通三部及經建會、陸委會、勞委會、研考會等主管官員，以及媒體主管、經貿學者、企業界人士等數百人，分為十組，首日各組自行討論，第二天則召開大會，共同研商各組所獲之共識，再做成決議。

我則代表自由時報出席該項會議，被分發在「海外投資與合作」小組，召集人為蔡英文。這個小組名稱雖訂為「海外投資」，實則所有討論的課題幾乎全為兩岸的經貿關係，因此又被稱為「兩岸小組」。在小組內部討論時，組員幾乎分為兩派，一派主張兩岸應積極開放，包括資金的自由來往，因應加入WTO後，貨品的自由進口，並開放大陸的服務業來臺投資。

此外，也主張擴大引進大陸科技人才，並展開三通的協商。反對者則認為，一旦大幅度開放，臺灣將面臨經濟的全面崩盤，同時造成服務業的失業潮。尤其，金融業如果也隨之開放，臺灣在金融方面的主宰地位將被大陸蠶食鯨吞，後果不堪設想。蔡英文便是反對派的主導者。我個人因晚間需在報社上班，上午必須補充睡眠，兩天會議期間，我上午均告缺席，中午餐後方趕去赴會。

記得兩天中午飯後，均接到蔡英文召集人的電話。她在電話中，不厭其詳地告訴我下午討論的議題，並囑咐我應如何如何發言，每次電話均超過半小時。我在聆聽電話時，極為反感。我認為，會議既採個人自由發言型式，純粹表達個人意見，既不代表黨派，也無需他人指導。我在自由時報工作，老闆亦未指示我應如何發言，他信任我的學養及見識，不致為報社帶來負面的評價，反倒一個小組召集人，把我當成小學生般「諄諄告誡」，告訴我應該說些什麼。

基於禮貌，我不便駁斥，唯唯諾諾而已，但在會議中，我仍依照自己的看法與立場陳述意見，對於她的「告誡」，完全置之腦後。我相信她相當不快，但我們並非長官與部屬關係，她即使生場悶氣，亦無可奈何。今天看來，她這種氣度絕非執政者所應具備的大格局。

我籲兩岸加強經濟合作

第二天大會時，我被迫上台談兩岸關係的前瞻與發展。在二十分鐘的限定時間裡，我首先聲明我的發言不代表報社立場，也非小組結論，純粹是個人思考的心得。我說：「現在兩岸是一個非常奇妙、歷史上從未出現的狀態。臺灣百姓大量赴大陸觀光、探親、設廠、開店、演說、座談，大陸百姓也一樣來臺觀光、交友，這到底是敵國還是友邦？更奇妙的是，兩岸都將對方的領土詳載於各自的憲法中，均認為「我方才是一個中國的惟一政權」。

2001年，兩岸已經和平相處了四十年，既未發一槍一彈，亦未傷一兵一卒，展望未來，這種既矛盾又和諧的局面必然會再延續二十年、三十年或五十年。兩岸必須認真思考如何在政治和而不同的情況下，加強經濟合作，互蒙其利。」言畢下台，有人贊同我的看法，但亦有人認為「你不是自由時報的代表嗎？怎麼說出這樣的言論？」

這兩天的議程中，自由時報對會中若干決議均持反對的立場，諸如三通、開放大陸投資、放鬆戒急用忍政策等，不僅新聞輕描淡寫，一筆帶過，甚至社論以「新政府切勿誤導經濟發展會議的方向」為題，強烈表達反對的意見。尤其認為三通是禍國殃民的措施，對於我的發言，當然也不會刊載。我回到報社，社方高層既未與我討論這次會議的過程與我的發言，也未派遣記者訪問我關於「全國經濟會議」其他議題的意見，社內同仁都默然以對。

這次經濟會議，政府在會前做了不少功課，值得讚許。例如，環保議題方面，環保署所擬訂的若干方案，均在大會中獲得肯定與通過。其他結論如開放白領外國人來臺工作，修改工會法、勞資爭議處理法、放寬工業區土地使用管制，以及五年內推動四萬家中小企業電子化等，不僅企業界一致叫好，各媒體也期待這些結論一旦落實，臺灣的經濟發展必可脫胎換骨，更上層樓。

獨派綁架　阿扁改革成泡影

我相信阿扁總統在推動這些改革的藍圖上是具有相當誠意的。民進黨首次執政，必須展現新氣象與新格局，才能獲致全民的支持，長期鞏固政權。其實這次的改朝換代，也正是臺灣進入一個新時代的大好契機。我在「全國經濟會議」期間，遇見不少學者，也遇見不少過去國民黨時代的經貿官員，他們不僅支持會議中的各項議題，也衷心寄望阿扁展現魄力，推動改革，掃除國民黨時代的官僚腐氣，開拓新視野，使人民一新耳目。

可惜的是，阿扁有心改革，卻魄力不足，獨派勢力的綁架，以及李登輝所具有的影響力，在在使得阿扁無法施展。尤其兩岸關係方面，經濟會議中，雖然提出多項開放的建議，但會後所遭遇的阻力，一方面來自黨內獨派的掣肘，一方面來自李登輝舊官僚系統的杯葛。蔡英文此時擔任陸委會主委，她是李登輝的舊屬，「特殊國與國的關係」一詞，便是她的傑作。

阿扁雖有心，將這輛列車往「開放」方向行進，奈何這兩股勢力逼使他不得不啟動煞車，以致失去了整體改革開放的契機，何況阿扁並非具有高度政治智慧的人物，他不僅向現實妥協，甚至為了保有官位，不斷向下沈淪，既葬送了民進黨的政權，自身也繫獄多年、人格破產。阿扁一手打造的政權輪替，原可朝正向發展，結果卻走上負向的道路，人謀不臧，抑或命運使然？總之是令人扼腕的一場噩夢。

標榜本土　自由時報卻批扁

就媒體而言，自阿扁就任迄經濟會議閉幕，大部分平面或電子媒體均對新政權寄予期待，惟自由時報對兩岸開放政策予以嚴厲的批評與反對。從表面上看，自由時報標榜本土色彩，應該是民進黨之友，其實不然。

2000年總統大選，有三位候選人，國民黨提名連戰，民進黨提名陳水扁，而宋楚瑜因為不滿國民黨的提名，自行參選。原被看好的連戰，因宋加入選戰，分散票源，竟使最不看好的陳水扁以些微票數領先而入主總統府。自由時報在此次選舉中，自始至終力挺連戰。每天除大篇幅報導連戰的造勢新聞外，評論、特稿、專訪，無不以連戰為中心。

最有趣的是，投票日前兩天的傍晚，創辦人林榮三先生召集編輯部高層同仁齊赴會議室開會。剛剛坐下，林創辦人立即直話直說：「明天是選前最後一天，我們能否撰一社論，公開呼籲選民，為了國家的前途，一定要把神聖的一票投給連戰。你們認為如何？」

言畢，現場一陣靜默，突然間，臺北市政組主任何榮幸首先發言：「夠了，夠了，還是不要寫吧！」大家有點愕然，因為何主任的用辭太不禮貌了，空氣一度凝結。停了數十秒，大家才陸續發言，公認由於宋楚瑜的意外參選，不論民調與氣勢，連均在宋之後，宋當選的可能性在連戰之上，即使宋未能選上，也必然造成扁的意外機會。報紙提出呼籲，除了凸顯報社的立場外，恐已不易挽救連的選情。

林老闆聽完，臉上明顯表現出不悅，未置一辭，即拂袖而去。選舉結果，果如所料，宋以極微差距落選，並造成了改朝換代。

開票當晚，林老闆全家都來到報社，在他的辦公室內，觀看開票結果。大約晚上九時左右，大勢抵定，一室安靜無聲。當時擔任報社董事長的吳阿明先生，也率領全家大小擠在林的辦公室中同看電視，事後他告訴我：「林老闆十分多情，對連戰的選情期待過深，我耽心他看到結果後深受打擊，才全家出動，希望在獲知不如意的結果後，能勸撫他們全家人的情緒。」

林榮三與黨外恩怨難解

事實上，當時報社內同情民進黨的同仁不少，與林老闆的意向不同調。自由時報在1992年慶祝成立十二周年時，舉辦一次大規模的推廣活動，以六千兩黃金以及汽車、別墅作為獎品，一口氣將發行量由五位數提升為六位數，隨後即廣攬人才。應徵而來者，雖未必具有政治意識，但當時的大環境，年輕一代認同民進黨者，不在少數。這些新進人員從自由時報的兩個辦報口號：自由，本土，而誤認自由時報是一份擁護民進黨政策的本土報，卻不了解自由時報所標榜的本土，乃是以李登輝為主導，屬於國民黨內部的本土派，而非民進黨所倡導的爭獨立、爭正名的本土意識。

當然，這與林老闆本人的出身、際遇，以及參與政治的過程有極大關連。他出身建築業，靠著建築業發了大財。沒有例外，有了錢就想涉足政治。最早是1975年當選增額立法委員（無黨籍），1977年始加入國民黨。第二年（1978年）林義雄與姚嘉文合著「古坑夜談─雨傘下的選舉」一書，全書均指摘林如何以金錢造成黨外大老郭雨新落選的經過。

但該書於同年十一月遭到查禁。為了這次增額立委的選舉，林榮三與當時黨外的關係是對立而決裂的。林在選戰結束後，即遭到對手郭雨新聘請林義雄與姚嘉文兩位律師控告賄選，兩位律師於77年出版「虎落平陽」一書，詳載林在選戰中利用賄選而致勝的經過，而當時郭雨新手下的秘書便是陳菊女士。

這段恩怨，說明了林老闆絕非當年的黨外支持者，甚至與民進黨的幾位大老有糾葛不清的心結。他於1980年當選增額監察委員，並於1991年兼任國民黨中央政策委員會副主委。年底就當選監察院副院長，直至93年11月任滿為止。從整個從政經歷看來，他不可能與民進黨合流，而且在我於1996年進入該報時，我們言談之間，他認識的黨外人士遠不如我，而且對民進黨的作為與人物甚為不齒。

所以他雖在報頭上大書：「台灣優先，自由第一」，但並不表示他認同民進黨所界定的本土意識，因此2000年的總統大選，他力挺連戰，也為連戰的落選而扼腕歎息，實在是良有以也。

由於與李登輝的親密關係，林榮三對當時陳水扁偏向中間路線的作為至為不滿。全國經濟會議中的各項結論，基本上是朝開放的方向前進，以致遭到自由時報的全面反擊。至於自由時報此後又與民進黨一笑泯恩仇，變成了同志，其中的是非曲折，我將在下篇中細表。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服役後，考入師範大學中文研究所與故宮博物院合作的中國美術史專班。畢業後，進入故宮博物院任助理研究員，從事藝術研究工作三年半，後轉至新聞界，曾任：臺灣時報總編輯，臺灣日報總編輯。1979年赴美，曾任：舊金山遠東時報總編輯，紐約中報總編輯，紐約美洲中國時報總編輯、總主筆，紐約北美日報社長。1987年返台，任中國時報總主筆，1996年轉任自由時報副社長。2014年退休。作者見證過去近50年台灣新聞史，《編輯台憶往》為其記者生涯的回顧，獨家於《上報》連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