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眾從來不渴望真實性。若橫遭瞞騙，他們會偏離不合口味的證據，寧可將錯誤棒上天。誰有能力供應假象，就能輕易當上導師；試圖拆穿假象的人，總是會遭殃。」

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古斯塔夫（Gustave Le Bon, 1841 ~ 1931）在其名著《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1895）如此寫道。

「九二共識」一詞，在九合一選舉過程中最顯眼之處，應是三立高雄市長選舉辯論中韓國瑜承認過「九二共識，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但這個政治語言興起千重浪，卻要待到韓國瑜當選後不消一日重申自己承認九二共識，並會成立「兩岸工作小組」之際。隨著連任的南投縣長林明溱表示會籌設「兩岸工作小組」，又國民黨主席吳敦義及台中市長當選人盧秀燕均和應「承認九二共識拚經濟」，一時之間，本來「不要意識形態，只要經濟民生」的藍營選戰格調一下全消，自然使台灣尤其高雄地區在谷歌搜尋「九二共識」的人次大增。

（網路截圖，作者提供）

九二從沒有過共識

《百度》對「九二共識」解釋如下：

「九二共識是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其核心意涵是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兩岸不是國與國關係，明確界定了兩岸關係的根本性質...... 1992年12月3日，【中華民國】海基會函覆【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協會，對達成共識未表示異議...... 雙方的共識是『海峽兩岸均持一個中國原則，努力謀求國家的统一』。」

但就如汪浩在《意外的國父》（八旗文化，2017）曾意味深長提出一個問題：「『九二香港會談』真有『共識』嗎？」要回答之，難免要翻查1992年12月前後的歷史。

1992年3月，台、中雙方當時已因在「一個中國」的取態上未能達成共識而使數次工作商談觸礁，時任海協會常務副會長唐樹備公開道：「如何表述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態度的方式，雙方可以協商。」對此，經過三個多月的討論，李登輝主持的國家統一委員會於8月1日通過「一個中國」的涵義：

「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但雙方所賦予之涵義有所不同...... 台方則認爲一個中國應指1912年成立迄今之中華民國，其主權及於整個中國，但目前之治權，則僅及於台澎金馬...... 中華民國政府...... 積極謀取共識；深盼雙方均以務實的態度捐棄成見共同合作，為建立自由民主均富的一個中國而貢獻智慧與力量。」

當然，中國一方堅決否定台灣上述關於「一個中國」涵義的說法，於是一場政治語言定義拉鋸戰就此展開，但海協會在11月最後一日（30日）態度驟變，未待台方回覆就傳真予海基會，以為雙方商談已經取得重要進展。之後，台、中始終沒有就「一個中國」達成任何官方協議或共同聲明。既是如此，「共識」是如何生成？

五年過後，1997年7月，唐樹備在一次訪問時突然提起1992年的兩岸事宜，指「只要表明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態度，可以不討論『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我們認為這個共識是存在的」，就此無中生有單方面宣稱台、中一早就「一個中國」達成口頭共識，但仍補充雙方從未就「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進行討論，因此「各自表述」自然也沒有達成共識。不過，隨著1999年李登輝提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原句為「中華民國從1912年建立以來，一直都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又在1991年的修憲後，兩岸關係定位在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所以並沒有再宣布台灣獨立的必要。」），中國開始嚴厲否定「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翌年，時任陸委會主委蘇起建議剛上任的陳水扁以自創的「九二共識」替代「一中各表」，以緩和民進黨執政可能引起的兩岸問題，為北京政府提供打開輿論缺口的「良方」。2001年，國台辦發言張銘清首次正式使用「九二共識」一詞，解釋為「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一個從來沒有的共識就此成了「共識」，而只要有人不承認這個「共識」，就會惹來中國的反彈，蔡英文就是典型的例子。

台灣在馬英九年代也沒發大財

不過，如果「九二共識」是一個從無到有的政治意識形態，韓國瑜與吳敦義等國民黨黨員又如何承認一個中方拒絕包含「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關於這個老問題，馬英九是一面鏡子。兩年前，早在首任任期已承認「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馬英九還在執政，但先有中國中央電視台不直播馬習會中馬英九的致辭和記者會部分，後有引起全台譁然的周子瑜事件，不就反映中國根本無視中華民國的「一中各表」嗎？另一方面，就算只講發財，與普遍國民最有關的薪資議題在馬英九年代也不見得有發大財的足跡。國民黨如何有方法突破馬英九執政的「漏洞」，在堅持「一中各表」的前提下與中國通商且保證賺大錢，甫履任的藍營地方首長迄今並無解釋之。

所以，台、中的經濟關係極易淪為一帶一路所呈現主從關係。就以今次選舉最引人注目的高雄為例，2009年10月原定於高雄電影節期播放新疆獨立運動領袖熱比婭的紀錄片《愛的十個條件》（The 10 Conditions of Love），引致北京反擊，包括禁止大批中國旅客到訪高雄，最終令不少商會和旅館公會向地方政府施壓，印證了「策略性的觀光布局是中國外交政策工具的一部分，以擴大海外政治影響力」之說法。更何況國民黨的表白似乎不只限於兩岸旅遊業的貿易活動，而是全面的——用韓國瑜的講法——是農民、漁民、花農、畜農或工業產品的經濟合作，說中國不會借此控制台灣的政治環境，誠然令人費解。

總統大選之前的寶島政治氣氛轉變已成事實。假若台灣選民歷經中國打壓依舊深信「擁抱對岸市場」、「承認九二共識」、「只要經濟不要政治」是台灣經濟的機遇，卻遺忘了相應的代價，難怪長駐台灣的加拿大記者寇謐將（Michael Cole）寫過一本書，書名鏗鏘有聲：《不願面對的和平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