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選舉時間相近，所以一些論者會將台灣九合一選舉，和香港立法會補選相題並論。雖然前者的規模大得多，而香港那次只是一個議席的補選，不可同日而喻，但選舉結果同樣傷了很多人的心。

九合一，台灣民進黨大敗；決戰式補選，香港「泛民主派」精銳盡出支持一個候選人，同樣輸掉。

很多人問為甚麼？雖然兩地現實不同，但兩個陣營都陷入相似的結構性問題。那就是一定程度代表進步價值、民主理念的黨派，不論是政客和支持者，都會因為長期在道德高地而陷入思考和實務麻症。

在香港，「泛民主派」自80年代前途談判、以及北京六四鎮壓以來，因「支持民主」、「支持學生」等高地而獲取大量民意和支持。在局部開放的選舉，「泛民」初期基本上都是一帆風順，到後來發展成所謂的「民意六四比」。就是說支持民主派的選票有六成，而支持親北京派的有四成。一直以來「泛民主派」從數據看到，只要是單對單的民意對決，民主派都能力壓親北京派，直至最近的兩次補選，親北京派選票卻打破「六四比」，變成「五五比」，兩次都微微壓過「泛民」候選人而獲勝。結果出來，很多一直在「泛民」同溫層的人才大吃一驚。

對民意改變反而不敏感

由於泛民的核心黨派一直以來一帆風順，又自命代表民主和人民，所以對於民意改變反而最不敏感，對於冒起幾年的本土主義思潮毫不在意，政治路線在二十年基本上完全沒變；他們對新一代的本土主義從政者，亦百般攻擊和抹黑，導致支持這些新一代背後的選民，也一齊離開，導致「六四比」風光不再。

「泛民主派」多年來都支持中國移民，但中國移民來到香港之後，卻有不少反而投給親北京派，這些「大愛包容」只是為他人作了嫁衣，而本土化的選民則因為這些歡迎移民的取態，而與「泛民主派」分道揚鑣，甚至策略性票投親北京派，來懲罰「泛民」。

一直以來，「泛民主派」因為自命代表進步價值，只此一家，絕無分號，也因此絕少反省。他們面對異見，只會抹黑別人是中共派來破壞「泛民」、破壞「民主」的間諜；在每一次選舉，「泛民」中人呼籲選民要投票，通常都說不出自己有甚麼好，只是面目模糊地拋出一些通關密語，例如「守護一國兩制」、「反對建制派」、「支持民主」之類，也有點像民進黨敗選之後拋出的「堅持改革」或「守護民主」。單獨來聽總是很好的，但放在現實裡就是打不通電話的感覺。

最近兩次的補選已經說明，這些非常偉光正、高大尚的虛浮口號，以前能通關，但現在已經不足以滿足普羅選民。我不知道是否能完全類比，但民進黨政府近年做的很多「改革」、進步人士想推動的議題，也許業已與不少人民「失聯」；走「人民大眾」路線的韓國瑜等等能夠「乘虛而入」，可以看見那個「虛」的空間也十分大。

香港不少「泛民」支持者在敗選之後，都走出來渲泄情緒，高呼敗選是因為共產黨強力介入。共產黨當然是強力介入，但這些話在他們口中，只是逃避自我檢討。共產黨介入是真的，但自己失去民心也是真的。

綁架和恐嚇也許一兩次能夠奏效

在選舉之前，「泛民」界別的很多社會賢達都來指天篤地，呼籲大家一定要投票，卻是用一種指點、教誨的口氣，還夾著三分恐嚇，指選民不投他們支持的人，就會令香港淪亡。甚至有人說，不投他支持的，香港就會失去美國給予的貿易差別待遇 (獨立關稅區)。現實上他們就是沒擋住甚麼，港人的權利不斷被剝奪，所以人民已經不再把政客的話當一回事。這些綁架和恐嚇，也許一次兩次能夠奏效，但去到最後一定惹人反感。

也許一個地方的諸黨派之間，實際分別不會很大，但如何表現和宣傳到地面，那是有分別的，分別可能就是生和死。代表進步價值和民主的那一方，當然是一個巨大的資產，但也是生於安樂，死於憂患的開端。因為在道德高地久了，不免逐漸倨傲，開始覺得選票本來應該是自己的，覺得自己可以指點人民應該往哪裡去。敗選之後，很多「泛民中人」反而教訓和怪罪選民，而不是反省自己平時的言行和政績。

當然誰比誰進步，誰比誰更有智慧，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但只要有選舉，人民就能懲罰政客。只要有選舉，人民的不滿就有重要性。只能說，用過去的通關密語、偉光正的意識形態，不一定能打動今日的選民；這是全球都有的現象。永遠只能拿敵人來助選，而自己是虛弱蒼白，則一招用久了就會漸漸無效。

民進黨敗選之後，蔡英文辭任黨主席，黨主席之後要改選。傳媒報道代理黨主席林右昌表示，畢竟台灣已經政黨輪替三次，民進黨兩度成為執政黨，「台灣人民已經不欠民進黨」，豪言「以後民進黨不要再去提過去對台灣民主的貢獻」，而是要靠現在和將來。這是一個嘗試回到地面的姿態和定調。因為不論是在台灣、香港還是其他地方，面對新時代新難題、大堆躁動的選民，以往的光輝歲月是真的，但人民的要求也越來越高，他們需要更多和更實在的東西。

※作者為香港青年評論者／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