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可以保持冷靜清醒，即使你周遭的人都驚慌失措而且還想為此怪罪於你……－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吉卜林《如果》

二○○四年三月十日，又是漫長辛苦的一天。司法部長阿什克羅夫重病住院，我正代理部長職位，我也因此被放到一場與白宮惡戰的關鍵作戰位置。這場與白宮的對決，後來越來越難堪。

我坐在有裝甲的大型雪佛蘭休旅車裡，疾駛在憲法大道上一路往西，途中經過幾間博物館、華盛頓紀念碑、白宮南草坪。高級官員的隨扈人數，是由政府依照外在威脅程度來決定的；我在曼哈頓當聯邦檢察長的時候沒有隨扈，但九一一事件後，連司法部副部長也得搭乘裝甲座車，由武裝法警隨行護衛。

過完漫長的一天，我非常疲倦準備回家，手機卻在這時響起。是大衛．阿耶斯（David Ayres）打來的，他是阿什克羅夫的幕僚長。這世上冷靜的人不多，但阿耶斯就是那種情況越混亂他越冷靜的人。當時有一場政治風暴即將襲來，所以他在電話裡的語氣就更顯得冷靜，完全沒有情緒。他說，他剛跟阿什克羅夫的太太珍娜講完電話，阿什克羅夫因為急性胰臟炎被送進華盛頓大學醫院加護病房。

阿耶斯還說，幾分鐘前，白宮接線生打給珍娜，表示小布希總統要跟急病中的阿什克羅夫說話。我知道總統想說什麼，阿耶斯也知道，而精明幹練的珍娜也知道，她和她丈夫都是非常優秀的律師。

珍娜婉拒了總統的電話，表示她丈夫病情太重。不過總統還是很堅持地告訴她，他已經派顧問岡薩雷斯還有白宮幕僚長安德魯．卡德（Andrew Card）前往醫院，要跟她丈夫討論國安重要議題。她聽完馬上通知阿耶斯，然後阿耶斯也立刻打電話給我。

接完阿耶斯的電話，我很難得地用比平常高八度的聲音對駕駛說：「艾德，立刻趕到華盛頓醫院。」聽出我聲音裡的焦急，艾德立刻開啟警示燈號，然後我們突然就像賽車一樣往前衝。的確，從那一刻起，我真的在跟另外兩個人比快－總統身邊層級最高的兩位官員；而我和他們的競速，可說是我整個職業生涯最瘋狂、最難以置信的經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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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一事件過後的那幾年，司法部副部長的工作極為吃重。然而，工作壓力越大，

我就越想讓我的團隊在工作中找到快樂。笑聲就是快樂最直接的表現，所以我相信只要我有辦法幫助團隊裡的每個人找到工作意義和樂趣，司法部就會充滿笑聲。一個人如果常笑的話，他就不會太過鑽牛角尖。

為團隊找樂趣的方式之一，就是我會帶同事來趟特殊的「員工旅遊」。例如說，只要我有機會到白宮參加大型會議，我就會帶一個從沒去過白宮的屬下同行。通常他們都覺得蠻好玩的，但有一次卻差點出包。

小布希總統有項新政策，就是要讓各部門、機關在合法的情況下盡量補助宗教團體（按，小布希希望透過宗教團體的力量協助解決毒品、犯罪等社會問題，也鼓勵宗教團體申請聯邦補助）。因此，大多數的部門和機關都設有辦公室，專門處理宗教團體的補助事項。二○○四年，總統要各機關首長報告這個政策的進度，我代表司法部出席。就在開會前我聽說每個與會的機關首長都可以「多帶一人」參加會議，也就是說我可以找一名部內人員陪我去開會。

我熟知司法部的宗教團體補助計畫，所以不需要有人陪同，但我突然想到我最得力的部下羅伯特．特羅諾，他以前跟我一起在里奇蒙擔任過聯邦檢察官，還協助我處理里奇蒙市長楊恩的弊案，包括起訴那個替楊恩市長說謊的年輕牧師，他還沒有參加過白宮會議耶！所以我請他跟我跑一趟，順便幫我看一下法警部門和聯邦監獄管理局的狀況，這兩個部門是司法部下轄的重要單位，但卻很少得到關注。我以為走這一趟對他來說一定會很有趣。

我邀請他跟我去的時候，他一點也不覺得哪裡好玩。他對宗教團體補助計畫完全沒概念，什麼都不知道，所以對於針對此事去白宮向總統簡報，他覺得很不自在。我向他保證，我來發言就好，他完全不需要幫忙。他又推辭了幾次，但我一再跟他拍胸脯保證沒事，他才勉強答應。「別擔心，」我跟他說：「有我在，我不會害你的。」

小布希總統。（湯森路透）

抵達白宮後，有幾件事害慘了羅伯特。第一，在宗教團體補助款會議開始前，我突然被叫去白宮戰情室開另一個會，而且這個會開得比預期久。第二，小布希總統習慣讓會議提前開始。這個習性很惱人（雖然比柯林頓總統出名的愛遲到好一點），但總統動不動就把會議提前開始，意味著我們大家都要更早到。我剛當上副部長的時候就錯過白宮的反恐晨會－那天我已經提早十五分鐘到了，但我想說先去總統辦公室外面的洗手間一趟（我告訴家人那是「地表上最尊貴的廁所」），結果我一出來，就發現總統辦公室的門已經關上，會議已經展開。我不曉得白宮會議進行中，如果想要開門走進去，是否有什麼標準程序，所以也不敢貿然開門。最後只好走掉。

羅伯特人在宗教團體補助會議的會場「羅斯福會議廳」裡，緊張死了，他選了張靠牆的椅子坐下，遠離會議核心地帶。他看到會議桌邊有個空位，桌上還有張三角立卡，兩面都有寫我的名字。果然，小布希總統又提前出現，臉上還掛著不耐煩的表情。那一天，羅伯特很衰！

雖然小布希沒什麼耐性，而且他動不動就提前行程，讓我很抓狂，不過他非常有幽默感，有時他的幽默感甚至有點壞，這也讓我印象很深刻。二○○四年，他的連任之戰打得很辛苦，民主黨的對手約翰．凱瑞（John Kerry）猛攻失業率居高不下這件事。

我還記得某一次在例行的反恐會議中，聯邦調查局局長穆勒告訴他，我們正在嚴密監控一個名叫「八拔」的蓋達組織嫌疑人，聯邦調查局發現「八拔」先生剛剛抵達紐約，找到兩份工作。

穆勒不是愛搞笑的人，但他跟總統報告到這裡就停下來，轉頭看著我說：「然後柯米就說……」

小布希看著我，副總統錢尼看著我，我瞬間僵在那裡。開會前穆勒有跟我談到「八拔」的二份工作，然後我就偷偷跟他說了個笑話。但我沒有想過要在總統面前再講一次這個笑話。萬一總統聽了暴怒，那怎麼辦啊！

時間慢下來，後來停頓了。我還是沒回答。

總統催促我：「柯米你到底說了什麼啊？」

我頓了一下，雖然很害怕，但還是豁出去了：「誰說您沒有創造任何工作機會？八拔這傢伙就找到兩份工作。」

還好，小布希聽完後笑翻了，不過錢尼沒有笑。走出總統辦公室的路上我拉住穆勒說：「你要害死我啊！以後不要再這樣了。」

「可是真的很好笑耶！」穆勒回答，我在他的微笑中還看到一閃即逝的鬼臉。穆勒不是愛開玩笑的人，他那嚴肅剛正的氣勢甚至會讓大多數人看到就怕。聯邦調查局裡謠傳說，九一一事件不久後，穆勒動了膝蓋手術，不過他選擇不麻醉，咬著皮帶撐完整場手術。但這次事件，我才真的見識到他那種冷面笑匠的幽默感。

我又補充：「那笑話是我私下跟你說的，你知我知就好。」他瞭解我的意思，但他還是覺得讓我在總統面前重述那個笑話很爆笑。現在回想起來，我也覺得很好笑。

至於小布希總統，我是在一個寒冬的早晨見識到他邪惡的幽默感。那天早上奇冷無比，新雪籠罩大地，小布希在橢圓辦公室裡坐在他的單人沙發上，背對著火爐，旁邊就是白宮著名的老爺鐘。他即將搭乘海軍陸戰隊一號直升機出巡，所以一如既往，一堆裹著厚厚冬衣的記者都擠在玫瑰花園外等著報導總統啟程。

我向總統報告一樁恐攻案件的進度，這時已經聽到直升機飛近的聲音越來越大、越來越大。總統本來面無表情，突然舉起手對我說：「柯米，你先等一下。」

他舉著手示意我不要說話，然後坐在沙發上稍微轉了個方向，看向白宮南草坪記者們聚集的地方。我順著他的眼光看出去，剛好看到直升機降落時從地上掃起遍地雪花，噴得那些記者一個個都變成雪人，狀況很慘。小布希還是一點表情也沒有，但他看完後轉身面對我，把手放下說：「好，請繼續。」

小布希真的有點壞－很明顯他很喜歡剛剛看到的景象－但至少他瞭解在我們這種高壓又高風險的職場上，幽默是不可或缺的強心針。我們可以前一分鐘還在談論嚴重死傷的恐攻，下一分鐘整個總統辦公室又充滿笑聲。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撐過一次又一次的任務－一定要主動為工作注入歡笑和樂趣。

不過在我帶好友羅伯特來白宮「員工旅遊」的那天，他完全不覺得和總統的那場會議有什麼好玩或幽默的事。

總統比預定時間早五分鐘進入羅斯福會議廳，劈頭就問：「誰還沒到？」

有人說柯米還在樓下戰情室開會。

「柯米來了他自己會跟上進度。」小布希說：「先開始吧！」

羅伯特感覺到汗水從脖子一滴一滴往下流，這場會議是由各部門輪流對總統簡報。

勞工部、住房及城市發展部、教育部、農業部……我的座位還是空著，羅伯特開始耳鳴，因為他完全不瞭解這個會議的議題，他連瞎掰都掰不出來。退伍軍人事務部、衛生及公共服務部……他的頭已經快爆了，幾乎可以聽到心臟狂跳的聲音。商務部、小型企業管理局……後頸冒出豆大的汗珠，浸濕了襯衫領口。這時門突然打開了，天降神兵，我大步走了進來。

「嘿！柯米，你來的剛剛好。」小布希說：「我正要叫司法部。」

我入座後開始高談闊論，最後總統感謝眾人與會，會議宣告結束。羅伯特臉上很不爽，他小聲跟我說：「我真的要宰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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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對「樂趣」的認知可能跟大多數人不太一樣，但司法部有些地方就像黑洞，

一到那些地方，不管是什麼樣的樂趣全都消失不見。那些地方的士氣低落，時常要應付白宮其他部門，在官僚體系裡動不動就得跟別人鬥個你死我活、弄得遍體麟傷。我很擔心因此會流失幾個最優秀、最厲害的律師。

司法部的「法律顧問辦公室」就是這種樂趣黑洞，它有點像是各政府行政部門的高等法院：這間辦公室的優秀律師群－我形容他們是一群遺世獨立的得道高僧－必須要解決各政府部門提出的困難法律問題；他們必須仔細思考這些問題，然後寫出法律意見書來證明某個行動是否合法，不過他們同時也要考慮之前法院、國會或以前在司法部法律顧問辦公室的前輩針對該行動有什麼想法。這真的很難，因為他們手上幾乎沒有資料可以參考；如果該行動還是機密的話就更難了，因為這樣連跟同事討論一下都不行。

法律顧問辦公室的主任是傑克．戈德史密斯（Jack Goldsmith，以下簡稱戈德），以前是法學院教授，平時很陽光，有著胖胖天使面孔。等他在這個辦公室工作四個月之後，整天面對一連串的問題，使他的天使光芒消失了。九一一事件過後，當時這個辦公室裡的律師在高度壓力之下迅速寫出一堆法律意見書，現在這疊意見書成了戈德的負擔。以前寫出這些意見書的律師群，認可了中情局和國安局一連串激進反恐行動的合法性，而總統和情報機關過去兩年多也以這些意見書為反恐行動依據。現在戈德發現，這些意見

書在很多方面都大錯特錯，於是布希政府裡開始有很多人為了這些有爭議的意見書越吵越兇。

戈德最擔心的是國安局的「恆星風計畫」（Stellar Wind），一項被列為高度機密的計畫。戈德和部門內另一位精明的律師菲爾賓（Patrick Philbin）發現，國安局在美國本土進行的大規模監視行動「恆星風計畫」，竟然可以在沒有司法授權的情況下，任意監控恐怖份子嫌疑人和一般公民的私人通訊資料。

這個計畫在法律上是很有爭議的，但之前的法律顧問辦公室卻幫忙背書說該計畫合法，而布希政府也以該計畫蒐集到的資料作為反恐作戰的情報來源。總統好像不清楚國安局的行動已經遠超過授權範圍，甚至已經不是在法律上有爭議而已，而是像戈德和菲爾賓說的，根本是明顯違法了。

我瞭解為什麼國安局要進行如此激進的監控行動。當時九一一事件剛過兩年，在那個晴朗藍天的早晨，有三千多位無辜人民喪命，那一天永遠改變了我們的國家，也改變了所有在政府裡工作的人的生活。我們誓言拚盡全力避免類似的悲劇發生，我們要改變政府，重整聯邦調查局，突破障礙去發展、購買新設備，串起全國大小單位團結一致，避免這種難以言喻的傷痛。我在曼哈頓當聯邦檢察長的時候，死了幾千人的世貿中心原址還在冒煙；深夜的時候，我常站在圍欄旁看著消防隊員在土堆中翻找遺體。我不需要有人來告訴我我們要拼命對抗恐怖主義，但我也知道我們要用正確的方式：合法的方式。

戈德和菲爾賓向白宮表達了他們的擔憂，對口人員主要是白宮顧問岡薩雷斯以及副總統顧問大衛．阿丁頓（David Addington）。兩人在一起時，向來由阿丁頓主導場面。

他是個身材高大、留鬍子、聲音低沉渾厚且帶一點點南方口音的律師，無論政治觀點還是脾氣，幾乎和副總統錢尼完全相同。他沒辦法忍受笨蛋，而且他對笨蛋的定義範圍持續擴大。戈德和菲爾賓告訴阿丁頓，「恆星風計畫」的法理依據非常薄弱，結果阿丁頓大為光火；於是這兩人開始努力說服阿丁頓讓我－也就是新任司法部副部長－加入「恆星風計畫」工作團隊，這樣我才可以真正瞭解情況。

阿丁頓一聽就霸氣回絕。自這個計畫成形並取得授權以來，他想盡辦法讓「知情人士」的人數降到最低，偌大的美國政府裡也不過二、三十個人知道詳情。整個司法部也只有四個人曾經「被加入」這個計畫，連上一任副部長都不知情。「恆星風」對人民的影響十分深遠，而且處處挑戰法律界限，就一個這麼重大的計劃而言，知情人士的圈子實在小到讓人難以置信。阿丁頓甚至不讓「恆星風」的相關文件納入總統文件的正常處理程序，他身為副總統的律師，居然把一堆由總統簽署的命令文件收在他自己辦公室的保險箱裡。不過後來阿丁頓面對強大壓力，他才很勉強讓我加入計畫和聽取簡報。

二○○四年二月中，我在司法部的安全會議室和國安局局長、同時也是空軍上將海登（Michael Hayden）將軍會面，聽他跟我簡報這項高度機密的監控計畫內容。這場簡報我可是盼了好久才盼來的。海登的穿著一絲不苟，戴著金屬框眼鏡，頭頂光亮亮的，態度親切，講話的時候喜歡穿插一堆俗諺，而且很愛提到美式足球隊匹茲堡鋼人。我們就座的時候這位將軍講了一句讓我永生難忘的開場白：「我很高興您被召進這個計畫，這樣一來若約翰．凱瑞選上總統，被叫去國會聽證會拷問的就不會只有我一人了。」

他一開始就提到國會聽證會，實在讓我很不舒服，這人接下來到底要告訴我什麼啊？他要說的事情居然會讓他很高興新總統上任後有我陪他一起被國會拷問？他到底為什麼要對一個司法部副部長講這種話？但後來我沒時間想這些問題了，因為海登很快就開始簡報。他說話的時候很喜歡穿插一些名言警句，同時又有國安局慣有的架式，所以他的報告聽起來很有趣又很讓人安心。但我後來發現一個問題：他的報告如潺潺流水，很悅耳，但內容根本沒什麼道理，整場報告聽完後我還得自己重新整理他到底講了什麼東西。

海登離開後，我那兩位司法部同事戈德和菲爾賓深深吐了一口氣。他們後來也跟我說明「恆星風」監視計畫實際上是怎麼運作的，以及為什麼計畫裡有很多部分根本大錯特錯，無論就法律面還是執行面而言都大錯特錯。他們倆人堅信國安局在做的事情根本沒有法律依據，因為這個計畫違背了國會之前通過的一條關於在國內進行電子監控的法律；國安局有些行動甚至超出總統行政命令的範圍，而且從未得到任何授權。

這其實不能怪海登，他既不是律師也不是科技專家，而且他跟司法部長一樣，幾乎沒辦法跟任何人討論這項計畫（阿什克羅夫雖然知道這個計畫，卻不能和局外人討論，甚至連他個人的團隊都不行）。「恆星風」當初是為了因應國家緊急事件才制定的短期計畫，即使阿丁頓這種霸道的人都知道這個計畫會讓總統的權力過度擴張，所以總統依據該計畫所發出的行政命令都只有短期效力，通常為期六週。當時的期限是到三月十一日，但戈德已經告訴白宮，司法部無法再次核准授權。

因為事關重大，所以我必須確認我的直屬長官瞭解所有實情。過去兩年多來，部長阿什克羅夫多次同意繼續授權「恆星風」，他必須知道這樣做是錯的，不能再這樣做了。

於是在二○○四年三月四日，星期四，我單獨和部長會面，目的就是要跟他詳細說明「恆星風計畫」的瑕疵，以及為什麼我們不能繼續核准授權。我們在他辦公室裡的一張小桌子吃午餐，我自己帶了一份用薄餐紙包著的三明治（忘了是火雞肉還是鮪魚三明治，那陣子我忙到乾脆直接拿錢請助理每天幫我買三明治當午餐，口味就火雞肉和鮪魚這兩種輪流），而部長則是有自己的廚師準備的一套精緻餐點，這樣正合我意－我說明的時候剛好可以用他的鹽罐、胡椒罐和幾支餐具來代表「恆星風計畫」裡的幾個部分。我告訴他計畫中哪些部分還可以找到合理的法律依據、哪些部分如果不修正的話我們絕不能再次核准授權。部長很認真地聽，午餐結束後他說我分析得很有道理，我們應該要修正計畫內容以合乎法律。我跟他說，我和戈德已經把這樣的想法告訴白宮，現在得到部長的首肯我就可以照我的想法去做。

午餐後部長就要回他的聯邦檢察官辦公室開一場記者會，他的辦公室就在亞歷山大市波多馬克河附近。可惜他根本到不了辦公室－他在路上突然昏倒，緊急送往哥倫比亞特區的華盛頓大學醫院。醫生診斷出他是急性胰臟炎發作，這種病會讓人非常痛苦而且可能會致命。同時間，我正搭乘民航班機飛往鳳凰城參加一個公務會議，我一下飛機就接到部長病倒的通知。我的幕僚長查克．羅森堡（Chuck Rosenberg）打電話告訴我，阿什克羅夫病倒無法執行職務，由我暫代司法部長，請立刻回華府。他們還派了一架政府飛機來接我回去。

回到華府，我約了戈德和菲爾賓在星期五見面，他們那時已經跟白宮表達過司法部不同意繼續授權「恆星風」的立場。三月十一日，亦即再過一個星期，「恆星風」就需要司法部重新授權，但如果這個計畫不修正的話，我們是不會再次授權的。那個週末戈德被岡薩雷斯和阿丁頓找去開會，但沒有達成任何共識。岡薩雷斯跟平時一樣溫和可親，阿丁頓也跟平常一樣火爆。他們兩人都辯不過戈德，戈德也知會他們，我目前代理司法部長的職務。

三月九日星期二，換我被找去跟白宮幕僚長卡德開會。卡德是個很好相處的人，而且在我參加過的會議裡他通常不太說話。他認為他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確保總統的工作能順利進行，並非扮演總統的顧問，至少我觀察到的情形是如此。那天戈德和菲爾賓跟著我一起去卡德辦公室，會議由副總統主持。副總統坐在會議桌的主位，我則是被指定坐在他的左手邊。同桌開會的人還有國安局局長海登、白宮幕僚長卡德、聯邦調查局局長穆勒以及中情局的高級官員。戈德和菲爾賓在我左邊找了位子坐下。阿丁頓站著，斜靠著會議桌旁的窗台。

會議一開始由國安局人員使用圖表跟我說明「恆星風」這個監視計畫有多麼重要，曾破獲蓋達組織在英國的秘密行動。國安局利用「恆星風」蒐集到的情報製作了一張圖表，清楚顯示恐怖組織各成員之間的關係。我當然知道這樣的情報很重要，不過我們明明還有其他合法的手段和工具可用，為什麼一定要用「恆星風計畫」來找出恐怖分子之間的關聯？我心裡抱持這樣的質疑，所以未發一語。我們司法部擔心的不是這個計畫有沒有用（這是別人要擔心的），司法部擔心的是這個計畫有沒有合理的法律依據，這才是我們的工作。

國安局的分析師報告完，就把圖表捲好離開會議室，接下來該副總統錢尼說話了。

他跟我坐得很近，近到我們的膝蓋幾乎碰在一起、近到我完全看不到站在錢尼後面的阿丁頓。錢尼很嚴肅地看著我說，我應該看得出來這個計畫有多重要。事實上，他想說的是：「你現在在做的事情會害死成千上萬的人。」

會議室裡的氣氛令人窒息，很顯然這場會議的目的就是要逼我就範，只是沒有人明說而已。美國副總統居然指控我根本在催生另一個九一一事件；他們好像還覺得我是故意的。這真是讓我太訝異了。

副總統不想聽跟他不同的意見，他甚至不想接受這世上有跟他不同的意見。對他來說，他永遠是對的，其他人都是錯的，他身邊那堆意志軟弱、自詡為自由派的律師，大概從來不會對他提出異議。聽到他的指控我感到頭昏腦脹，簡直氣到腦充血，但我還是咬牙堅守立場。

「您何必講這種話呢？」我說：「這種話只是讓我不好受，但卻改變不了『恆星風』不合法的事實。您說這計畫很重要，這點我認同，但我們司法部的工作是要判斷這計畫合不合法，而現在我們發現如果『恆星風』不修改，司法部是不可能重新核准授權的。」錢尼理所當然地顯得很挫敗，他說司法部法律顧問辦公室在二○○一年曾經寫了一份備忘錄支持「恆星風」計畫，過去兩年半司法部長也多次核准授權，現在我怎麼可以在這麼重要的事情上改變立場呢？

我告訴他我能夠理解他的心情，但我也跟他說二○○一年的法律意見書錯得非常離譜，甚至有違憲之虞。我說：「沒有律師會拿那種法律意見為依據。」

這時從窗台那傳來阿丁頓冷冰冰的聲音：「我也是律師，可我還不是這麼做了？」

我沒看他，我還是看著副總統說：「我的意思是，有良心的律師不會這麼做。」

其實我講話很少這麼嗆，但阿丁頓讓我想起某人。他看起來就像個惡霸，跟以前在學校找我碴的那些小惡霸沒什麼兩樣，也跟過去一起欺負那名可憐大一生的我沒什麼不同。我很不喜歡他給我的感覺；我當司法部副部長的短短幾個月期間，幾乎每天都和戈德和菲爾賓窩在小小的辦公室忙東忙西，我親眼看到阿丁頓是怎麼樣恫嚇、霸凌兩位正直善良的好人，弄得他們筋疲力盡心很累。就我看來，我們到現在還什麼都搞不定，就是因為他太過傲慢，一直在欺壓戈德和菲爾賓這兩個這麼好的人。我真的受夠了，所以講話才那麼嗆。這場會議當然很快就結束了，還是沒有結論。

司法部長阿什克羅夫的幕僚長阿耶斯不斷為我更新部長的病況。部長的病情很不樂觀，他在加護病房裡承受著巨大的痛苦，他的病可能會導致器官衰竭，甚至可能致死。醫生們剛好在我和副總統見面的那天為他動手術。

三月十日星期三，「恆星風計畫」的行政命令到隔天就會失效，但那天卻顯得異常平靜。接著當天稍晚，阿耶斯打電話給我轉告部長夫人的訊息－卡德和岡薩雷斯打算繞過我，直接找部長授權。他們現在已經出發前往醫院，而我必須盡快想出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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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飛車趕往華盛頓大學醫院的路上，我打電話給我的幕僚長羅森堡。我很信任他，也很相信他的判斷。我跟他說明了當前的情況，叫他也趕來醫院，接著我補了一句：「找人一起來，越多越好。」我也不清楚我為什麼要這樣說，但我想應該是我在曼哈頓當聯邦檢察官時培養出的本能：以前只要我們自己的檢察官在法庭碰到麻煩，常用電話動員「所有人到某某法庭支援」。只要接到這種電話，署內所有人都會立刻從辦公桌站起來，即使不知道事由，還是立即前往。只要有一個同事需要幫忙，我們就會立刻出動。

羅森堡使命必達。他跑去叫人，很快就有十幾個律師趕往醫院，他們不知道為什麼要去醫院，只知道我需要幫忙。接著我打電話給聯邦調查局局長穆勒，他正和老婆小孩在餐廳吃飯。我希望穆勒能到醫院親眼見證接下來即將發生的事，所以我才打給他。我跟穆勒交情沒有特別好，在工作場合外也沒有任何交集，但我知道他懂得尊重司法部的立場，而且也非常重視合法、守法的必要。他的一生都在努力用對的方法做對的事情，所以我跟他說明情況後，他就說他會馬上趕到醫院。

一路狂飆至醫院，車子急剎在醫院門前。我跳下車，直奔阿什克羅夫所在的樓層，

發現卡德和岡薩雷斯還沒到，我才鬆一口氣。阿什克羅夫的加護病房在走廊底，裡面只有他一個病人，其他病人已經移至其他病房。走廊燈光昏暗，只有六個身穿西裝的聯邦調查局探員站在走道保護司法部長的安全。我和幾位探員點頭致意後立刻走進病房；阿什克羅夫躺在床上，身上插滿針頭管線。他的皮膚泛灰，而且好像已經認不得我了。我盡我所能告訴他「恆星風計畫」目前的情況，還提醒他這就是他生病前我們一起吃午餐時討論的事情，但說實在我真的不知道他病成這樣能聽進去多少。接著我到走廊上去跟負責保護司法部長的聯邦調查局隊長說話。我知道卡德和岡薩雷斯會帶著特勤局人員過來，雖然這樣說很不可思議，但我很怕他們會把我強制架離，好讓他們可以單獨和部長說話。所以我又打電話給穆勒，他說他已經在路上了。

我跟他說：「穆勒，我需要你命令你的探員，要他們無論如何都不能讓我離開部長的病房。」

穆勒要我把電話拿給剛剛那位聯邦調查局探員。我站在一旁，聽到那位探員俐落地對電話說：「遵辦，長官。」然後他就把電話遞給我，用堅定的神情看著我說：「長官，我們不會讓你離開這裡。此地歸我們管。」

我回到病房後，戈德和菲爾賓也到了。我坐在部長病床右邊的單人椅上，看向他雙眼緊閉，頭轉向左邊。戈德和菲爾賓站在我後面，我當時並不曉得戈德這時正拿著筆，記錄他看到和聽到的一切。部長夫人珍娜站在病床的另一頭，握著意識不清的丈夫的右臂。我們幾人都默默等著。

過了一會，病房門打開，岡薩雷斯和卡德走了進來，岡薩雷斯手上還拿著一個牛皮紙袋擺在腰旁。這兩人都是布希總統最親近的人，他們走到我所在的這一邊，就站在部長腿邊，跟我的距離近到我手一伸出去就可以碰到他們。這時我心想：如果他們想強逼部長簽什麼文件，我一定會出手阻擋。這個想法實在瘋狂，難道我能在部長的病床旁跟這兩人扭打嗎？

岡薩雷斯先開口了：「部長，您還好嗎？」

「不怎麼好。」阿什克羅夫含糊地回應。

岡薩雷斯接著開始解釋他和卡德是按照總統指示來找他談一個極為重要的國家安全計畫，這個計畫必須繼續執行，他們也已經和國會高層報告過了，國會高層也都瞭解這個計畫的重要性，也希望計畫能繼續下去，如果有任何法律上的疑義他們都很樂意跟我們一起解決。岡薩雷斯講到這便停下來。

這時阿什克羅夫做了一件事，讓我驚訝不已：他在床上用手肘把自己撐起來，雙眼雖疲憊，卻緊盯著這兩位總統的親信，然後連珠炮似地把這兩人臭罵一頓。他說他過去都被誤導了，沒搞清楚「恆星風計畫」的監視範圍竟然這麼廣。他沉痛地說，他之前多次想尋求法律支援，但都被拒絕了，只因為上面的人要求知悉此計畫的人越少越好。不過現在他知道詳情了，他認為「恆星風」欠缺足夠的法律依據。說完這些他累壞了，再度倒回枕頭上，連呼吸都有困難。「不過這些都不重要了，」他繼續說：「因為現在我不是司法部長。」他用發抖的左手指著我：「他才是司法部長。」

病房瞬間一片沉默。最後，岡薩雷斯只說了兩個字：「保重。」

這兩人連看都沒看我一眼就直接走向門口。當他們轉頭離開的時候，珍娜還對他們皺臉吐舌頭。

又過了大概五分鐘，卡德和岡薩雷斯都離開醫院以後，聯邦調查局長穆勒終於抵達。

穆勒彎下腰對阿什克羅夫說了一些很貼心的話，貼心到讓人難以想像這是一向淡定沉穩的穆勒會講出來的話。

「每個人一生中都會碰到上帝給的考驗，」他告訴阿什克羅夫：「而你今晚通過了祂的考驗。」阿什克羅夫沒有回話。穆勒那晚在他的筆記裡寫道，他看到的司法部長「非常虛弱、幾乎不能言語、而且很明顯壓力過大」。

這天晚上的事件給我不小的衝擊：整個晚上我心跳超快，甚至還有點頭暈。但當我聽到穆勒對部長說的貼心話，我幾乎有想哭的衝動。

至少今天晚上，司法贏了。

※本文摘自：詹姆斯‧柯米《向誰效忠：關於一種更高層次的忠誠，以及這種忠誠的考驗》遠流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