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談到人類面對的共同危機，例如核戰和氣候危機，起碼在主觀認知上而言，總是較遙遠和離身的。但正如Klaus Schwab在《第四次工業革命》（2016）一書中指出，當下創新科技革命最重要的特徵，是數碼、物質和人類的高度結合。尖端科技正滲透至日常生活之中，甚至進佔更隱蔽的私人生活領域。

試想想基因編輯嬰兒的主角賀建奎，其實就住在我們毗鄰的深圳市；設想就在不久的將來，由他創造出來的雙胞胎女孩，或許就在街角和你擦身而過......

霍金生前留下的最後著作《Brief Answers to the Big Questions》（2018）近日出版，當中便提到對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的憂慮。他甚至預言「超級人類」的出現，將有可能導致現存人類的滅亡。我在新書《後就業社會：誰是科技貴族？誰的人工智能？》（2018）中，亦不吝黔驢學技，曾就這些問題進行提綱挈領的探討。

要教大學生什麼

回到香港，我們的大學從來都不缺科研人才和技術。有朋友便直言，他在大學時代便是專門研究基因編輯，只是畢業後發現得物無所用，轉行從事完全迥異的工作罷了。我們當然明白，香港的大學也並非只是培養本地人才，也肩負為全球各地以至內地培訓人才的使命。近日香港12家「國家重點實驗室」相繼成立，科研層面上的「中港融合」已表露無遺。

但畢竟作為香港的大學，每年花費數以十億計的公帑，主要工作乃是教育香港的大學生（如果還記得的話！）。那麼大學應如何面對急速轉變的世界？如何才能裝備好我們的下一代，以面對科技泛濫帶來的全新挑戰？抑或教學模式只能十年如一日地，延續著「填鴨式」中小學教育的傳統，但求「倒模」出一批批欠缺思考力的畢業生？

大學校長的眼界

最近有朋友在網上分享Andrew Wachtel今年初的文章。他原是吉爾吉斯一所大學的校長，由於收到哈薩克一所大學的聘書，迫使他從新思考當今大學教育的意義。他提出的重要詰問是，在人工智能迅速取代技術職位的今天，我們是否仍依樣畫葫蘆地，訓練職業導向的狹義專業人才？當專業崗位亦將被大規模淘汰之際，我們是否更應看重學生人格和價值觀的培養？

吉爾吉斯和哈薩克的大學教育，大概仍未能及香港的水平。但難得仍有人文關懷和視野開闊的教育家，展示出其沒有被一時一地所限的眼界和信念。

今年香港先後有四家大學更換校長，其中已履新的三人，至今外界對他們的了解仍很有限；理工大學對於新校長遴選工作，則一直顯得諱莫如深。除了一貫追趕國際評級和排名，繼續忠實執行衡工量值和開源節流，我倒很想多了解校長們的價值觀、科學觀和世界觀，聽聽他們對大學教育的願景和抱負（假如仍有的話！）。文章原刊於《蘋果日報（香港）》評論版，由作者及《蘋果日報（香港）》授權轉載。

※作者為香港高教公民研究總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