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很容易列舉出一長串關於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種種特別之處。然而，困難的是如何解讀和權衡，從而確認和判定正在崛起的中國力量真正代表著什麼，以及國際社會應該如何因應。整個世界和平、世界秩序的未來、以及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都有賴於這個判定 。
 

先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似乎很匪夷所思的幾個悖論和謎團：中國經濟按GDP（國內生產總值）來衡量，從1990年的世界排名第十躍升至2012年的第二位，預計不久就會取代自19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最大規模的美國經濟，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中國同時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和第二大軍費預算（其增速遠遠超過經濟增長速度）。

然而，中國政府在國內外種種無休止地追求更多權力、強化控制的行為，傳達出強烈且不斷加重的不安全感和不滿足情緒。按人均GDP和人類發展指數（HDI）來衡量，中國依然是一個典型的發展中國家。但是它卻在世界各地大量撒錢，培育、提升其形象和影響力：僅在2012－2015年就對外承諾了1.41萬億美元，以當今美元計價是60多年前美國馬歇爾計劃的10倍。

儘管如此，中國在西方（美國、歐盟、日本）以及從巴西、埃及、印度、以色列、約旦、菲律賓到土耳其、越南，都不受多數民眾歡迎。北京一直誓言永不成為欺凌他國的霸主，承諾「始終維護國際法治、公平與正義」，並呼籲建立一個新的、更好的世界秩序；然而，當第一次面對國際仲裁廷的海事糾紛裁決有利於其弱小鄰國時，其行為與其他任何霸權強國並無二致。
 

如同預期的，有關中國及其崛起的書籍文章已經汗牛充棟。2014年的六個月裡，全球就出版了一百多種關於中國的英文書籍。其共同主題是如何應對中國的崛起。有些還特地去「揭秘」中國。但是關於中國的著述與七十年前研究另一個崛起的異己力量——前蘇聯——的學術成果很不一樣。

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1947年在《對外關係》（Foreign Affairs）雜誌匿名發表分析蘇聯的文章之後，西方學界迅速匯集起來，產生了一個持續幾十年的對蘇遏制和冷戰大戰略。而迄今為止，關於中國及其崛起的海量文獻大多充滿遲疑，具有濃厚的模糊性和混沌感，缺乏可靠的預測和堅定的政策。多年來「不確定性」（uncertainty）一直是描述中國及其崛起的關鍵詞。

對現在主導世界的領袖們的標準建議，大體上都是一個應付與蒙混戰略，通常混合著一些對中國崛起表示歡迎的接觸、綏靖和讓步（engagement）；某些心存恐懼、以防萬一的後備措施 （hedging）；以及一種頑固的、試圖同化中國的期待 （incorporation ）。
 

所有這些朦朧不清和猶疑不決，主要原因是對中國的理解既不完整也不充分，對於崛起的中國意味著什麼的認知更是偏頗游移。研究中國，的確很容易迷路，至少是困惑不解，因為傳統的分析工具如現實主義、共產主義或者法西斯主義看起來並不大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堆積如山的各種訊息甚至神話（經常是有目的地製造出來的巧妙故事）混亂而自相矛盾，似乎每分鐘都在閃爍變幻。

因此，已故學者包瑞嘉 (Richard Baum) 評論說，觀察中國是一個「奇特、令人沮喪、迷人與危險交織在一起的工作」；資深觀察家白邦瑞 (Michael Pillsbury) 則認為，以錯誤的假設進行一廂情願的思考，讓「西方決策者和學術界一再把中國搞錯」。
 

如今的西方學界，有人在爭論中國的現實與幻像，以及觀察者該如何解釋與構建；有人探討中國人在想什麼、如何想，並得出各種結論和各種假設；有人轉向過去，尋求歷史的相似性，討論中美衝突是否會出現類似於第一次世界大戰那樣的毫無意義的悲劇宿命。

有人開始探索中國特有的中國中心觀念及其影響；有人斷言中國的崛起是一場中國要取代美國、領導世界的百年馬拉松；有人認為真正的挑戰在於如何去塑造中國的政策選項和行動偏好，而不是遏制其崛起；有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發現了一個強大的「管控專制」（controlocracy）與「完美的獨裁」，但實際上它不過是個低效而劣質的獨裁國家；還有些人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開始走向結束而不是什麼崛起，它的統治正在潰敗。

無論如何，很少有人會不同意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看法：中國崛起，無論成功或者失敗，對整個世界秩序和人類福祉，都將帶來難以確定但深遠的影響…
 

在人類歷史上，帝國的擴張和政治上的泛世界主義/全球主義（political universalism）當然不是中國特有的現象。各個大陸上都曾出現過可以識別為世界帝國或「普世帝國」（universal empire）的政權。中國人的天下概念（即整個已知世界）近似於古希臘人和古羅馬人的「有人居住的全部」（οἰκουμένη和oecumene），以及後來歐洲人的整個「基督世界」和「文明世界」的概念。帝國統治者們，從羅馬人、西班牙人到英國人，都夢想建立一個統一的世界大帝國，以統治整個已知的有人居住的世界（oikouménē）。

但中國人的天下體系即中華秩序，卻是最持久、最獨特的存在，徹底而精緻；在今日中國依然有著無出其右的合法性和實際的影響力。與歷史上許多其他世界帝國（以及想成為世界帝國的政治力量）——如古埃及法老、波斯帝國、穆斯林哈裡發、帖木兒汗國、印加帝國，或者世界法西斯主義運動及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等等——不同，中華秩序曾連續數百年存在，並統治了其支持者們確信的全部已知世界；在兩千多年內已被世界最大的人群（中國人）深深內化為某種信條：中華秩序不僅可行，而且優越。作為一個代表特殊社會經濟規範和文化價值的意識形態與政治制度，中華秩序是一個仍然活著的思維範疇，猶如歐洲哲學家波普爾（Karl Popper）「封閉社會」（closed society）概念的全球版。
 

作為一種政體和世界秩序，中華秩序在實踐中可行，經過歷史考驗，在政治上也是誘人的。但在社會發展與經濟成長方面表現不佳，是個次優化的政治制度。它曾被一些史家有些模糊地稱為「中國人的生活秩序」。中華秩序在中華世界裡形成了中華文明，有別於羅馬帝國之後的地中海—歐洲世界（Mediterranean-European World）文明。

後者在事實上遵循、隨後在法理上認可一種國際比較和競爭的世界秩序，即西發裡亞體系（Westphalia System）。中華世界在19世紀中期後，也被強力納入了源自歐洲的西發裡亞世界秩序。

然而1949年以後，中國共產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復辟並踐行了秦漢政體。因此，一如以前的帝國君王們，中華人民共和國命中註定要以自己的面貌去重新規範世界，獲得其政治的合法性和政權安全。也如同以往的秦漢政體，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它的人民實行低劣欠佳的統治，但卻有能力富國強兵，在國際政治上具有很高的競爭力。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中華秩序的意識形態，與西發裡亞體系特別是「美國秩序」（American Order）——即二戰和冷戰後的世界秩序，觀念根本對立。一個固執不變的、重新崛起的「新秦漢政體」，必將強勢追求一個新的中華世界秩序，從而給全球人類帶來新的選擇。這對政治治理和世界秩序而言，已經非常明確而且意義重大…
 

※本文摘自《中華秩序：中原、世界帝國，與中國力量的本質》引言／作者現任美國喬治亞理工大學納恩國際事務學院教授，為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 (CFR) 成員／八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