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人類爭取自由的歷史，東亞大陸猶如和自由絕緣無底深潭。大陸上的民眾大多沒有自由的靈魂，縱偶有像劉曉波先生那樣實踐自由意志的賢者，卻會遭到國家以至鄰舍排擠、甚至可以不得善終。敵擋自由的國家意志，亦透過日新月異的科技得以彰顯。

東亞大陸的互聯網採取實名制，國家能根據國民的一舉一動判斷其忠誠程度，以「信用評級」把國人分等級。等級低下的叛逆者，不只求職求學會有問題、甚至連訂車票出遊之類的閒事也會遇到困難。《1984》的反烏托邦就是東亞大陸的現實：國家要異議者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也不過彈指間的功夫。

東亞大陸的政權自詡為天下之中的「中國」，對周邊邊民的自由更是置若罔聞。中央政權一直都要消滅西藏固有風俗，強行清拆寺院和宗教學校，藏民接二連三地自焚抗議，卻未能替當權者帶來一絲的感動。而在新疆，中國更效法納粹德國興建大批禁閉營，將整代維吾爾族青年關進去勞動思想改造。即使比較富裕的基督徒，亦因意識形態問題遭政府以武力強行清拆教堂及十字架、甚至還可能要改用由國家修訂至「符合國情」的新舊約聖經。

根據自由之家的公民自由評級，日本和香港自1970年代起一直都是東亞最自由的地方，其評級徘徊在最佳三級之間。臺灣和大韓民國在1970年代徘徊第五、六級，僅比中國好一丁點，但之後卻能在1980年代末急追直上，並維持在與港日同等水平。唯獨中國表現強差人意：很多時都處於第二差的第六級。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以及六四慘案之後幾年，中國公民自由水平更屬最惡劣的第七級。

中國國勢日強，目前已不僅收緊香港的自治權，甚至要考慮用嚴刑峻法針對任何疑似港獨言論。即是在實際獨立的臺灣，中國亦動員假消息假新聞，要以流言蜚語干擾臺灣的民主政治，期望能靠急統的威權主義者引導輿論、甚至讓這些第五縱隊參選奪權。

為了東亞恆久的自由，我們得先瞭解東亞大陸如何變成自由黑洞，也就是東亞大陸由清帝國轉化為名為「中國」的現代國家之過程。

文明帝國的現代轉型

在東亞大陸固有觀念中，世界就如一個同心圓，普天之下只有一個文明中心，也就是漢人居住的中土。中心之外那一層是文明較開化的蠻夷，隨著文明向外擴散，也將與中心融為一體。再外面那一層開化程度較低，亦較難融合。如此類推，最外面那層就是野蠻原始的化外之民，亦是中心帝國難以施展力量的地方。

雖然這種天下觀並未能反映東亞世界體系的現實，比如中土亦一直有吸收同心圓外圍的文化，然而東亞大陸的知識人始終認為內外有別的華夷秩序乃正當的理想。對於外來文化，他們或視之為生活風雅、或視之為奇淫技巧，總之是難登大雅之堂的事物。

即使清帝國於英清戰爭後屢為西方國家所敗，東亞大陸的知識人仍未有捨棄這種華夷天下觀。由於西方國家的勢力大多限於沿海的租界以及邊境，他們只視西方的挑戰為傳統的邊患。他們以為只須學會西方軍事技術就能「師夷之技以制夷」，此後天下帝國的秩序仍然可以千秋萬世。

然而舊帝國的邏輯，在日清戰爭落敗後再也沒有說服力。擊敗清帝國的日本雖自安土桃山時代後再沒有臣服於大陸的帝國，但在壬辰戰爭失利後就沒有正面挑戰帝國身為上國的地位，明帝國和清帝國也因此能繼續視日本為天下體系的邊陲小國。華夏帝國遭邊陲小國打敗的事，縱然不是沒有發生過，但以往入主中土的外族都採用儒家禮教。

日本此刻卻正值明治維新，雖然儒學的影響實情未曾消退，但從大陸的觀點看，日本卻是個離棄孔孟、擁抱西方的東夷。自此華夏再也不能是理所當然的世界中心，清帝國也不得不承認自己不過乃列國體系中之一員。東亞大陸必須思索自己在世界上的定位，自此踏入三十年轉型時代。

嚴復於1890年代引介並翻譯《天演論》等著作，並以社會達爾文主義將世界局勢描述為白種人與有色人種的種族戰爭。東亞大陸深受朱熹《家禮》影響，對血緣親族的祭祀傳承甚為重視，容易接受基於血統論的種族主義。如此嚴復之譯著一石激起千重浪，帝國的知識階層皆恐懼會遭亡國亡種，為此議論紛紛。梁啟超卻自信黃種人不能與其他低下的有色人種相提並論。

他於《論中國之將強》指出「凡黑色、紅色、棕色之種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與其腦的角度，皆視白人相去懸絕。惟黃之與白殆不甚遠，故白人所能為之事，黃人無不能者。」雖然日本自明治維新後廁身列強，但「日本之種，本出於我國」，那麼倘若清帝國能以明治日本的方式變革，不就能再次富強嗎？梁啟超、譚嗣同等寄望得到光緒帝的支持就能大展拳腳，卻令慈禧太后等感到威脅。最終慈禧發動政變，百日維新夭折、梁啟超亦得東渡日本避難。

梁啟超流亡日本，不斷觀察日本成功之道。他發現國族主義的力量，能集中國民意志推動現代化改革。為此他於1902年撰寫《新民說》，指出東亞大陸必須從文明帝國轉化為國族國家。因為「自十六世紀以來，歐洲所以發達、世界所以進步，皆由民族主義所磅礡衝激而成。民族主義者何？各地同種族、同言語、同宗教、同習俗之人，相見如同胞，務獨立自治、組織完備之政府，以謀公益、而禦他族是也。」

如今大陸面臨西方和日本的擴張主義，「欲抵擋列強之民族帝國主義，以挽浩劫而拯生靈，惟有行我民族主義之一策。」此時知識階層的子弟，亦以留學日本為風尚，他們同樣認為東亞大陸應按照明治日本的模式，提倡以文化和血緣為基礎的族裔國族主義。

在清帝國談族裔，難免會觸碰開國以來的滿漢矛盾。江南文人於私人藏書中，重新發現明清之交的禁忌之學，曾投身於反清復明運動的王夫之亦被奉為哲人英雄。《揚州十日記》等描述明清變革之暴力的著述，亦再版並於地下流傳。新一代知識人反覆描述明人遭滿人弄得國破家亡的悲情，並將東亞大陸的現狀類比為西方國家的殖民地。

他們認為漢人自十七世紀末就遭滿人奴役，東亞大陸也淪為滿人的殖民地，如此當船堅炮利的西方人來到東方，滿人就將殖民地的奴民輕易出賣予西方的新殖民者。鄒容於1903年撰寫《革命軍》，如此挑動讀者的反滿情緒：

嗚呼！我漢種，是豈飛揚祖國之漢種？是豈獨立亞細亞大陸上之漢種？是豈為偉大國民之漢種？嗚呼漢種！漢種雖眾，適足為他種人之奴隸；漢地雖廣，適足供他種人之棲息。漢種！漢種！不過為滿洲人恭順忠義之臣民。漢種！漢種！又由滿洲人介紹為歐美各國人之奴隸。

漢族中心論者主張以暴力革命，把滿人驅逐出漢人聚居的十八行省，並建立漢人主導的共和國。但這亦意味著這新興東亞國家將不會統治清帝國在滿蒙疆藏的領地。梁啟超等人認為這等同將這些地域拱手讓予西方各國，如此東亞大陸的處境只會更加凶險。他們認為以立憲君主制度將清帝國轉型為多族裔國家，會是更穩當的做法。為此他們從日本近年政治發展中尋找思想資源。

日本於世紀之交正值自由主義退潮。1870、1880年代的自由民權運動與地方利益有太多糾纏，坂垣退助等運動領袖也許更關心如何能從薩長藩閥手上奪權。主導明治維新的領袖大多偏好官僚專政，木戶孝允等開明派亦因坂垣的權慾而與民權派鬧翻。執政官僚基於儒家公益私利之辨，把自己抬高為不群不黨、大公無私的父母官，把民權派政黨貶斥為基於利害關係的私黨。日本於1889年立憲後，官僚和保守派積極反撲。

1890年頒佈的《教育敕語》借用神道教概念將天皇捧為天命所歸的聖王，再以儒家忠孝觀要求國民服從政權，用「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方式抗衡民權觀念。由於憲法未有賦與國會組閣權，官僚亦抗拒參與政黨政治，被稱為民黨的反對派只能透過拉倒預算案與政府討價還價。

而所謂民黨，又不過是不同地方利益的鬆散組合。如此國會自1890年11月召開後，政局一直不穩定，單單在1890年代就出現過8個內閣。對在此時此刻到日本求學的大陸知識人來說，自由民權可算是好壞參半的概念。

※作者為香港鰂魚涌人。本貫石岐徐氏，母系祖先為新加坡潮汕籍歸僑及四邑移民。他們都是被中華帝國邊緣化的海洋東亞族群。香港中文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同大學社會學哲學碩士。自修香港史，並將心得寫成《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書名是要向台獨運動的前輩王育德先生的《臺灣：苦悶的歷史》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