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想以共和制國族國家的形式延續清帝國的領土疆域，卻盡得兩種模式之弊。民國政治，乃真獨裁假共和，但偏偏沒有一位獨裁者有稱帝的能耐。袁世凱蠢蠢欲動，但尚未登基就離心離德，最終只得鬱鬱而終。

他的手下沒人能一言九鼎、大家也看不上大家，就淪為互相攻伐的軍閥。在外交方面，蒙古等地只願臣服清帝、不願恭順漢人，就借俄羅斯之力雄據自立。日本則趁西方忙於應付歐戰，向中國聲索原由德國享有的山東利權。雖然中國工業發展略有起色，但與舶來品競爭激烈，而中國工業規模基數低，再發展國貨還是難敵種種洋貨，尤其是趁歐戰於亞洲各地搶灘的日本貨。文化方面反倒是一成不變，尊崇天地君親師的儒家禮教仍主宰大部中國人的心智。

民國初年的種種亂像，使知識階層反思傳統文化之不足。他們主張要以民主和科學啟蒙國人，並於1910年代發起被稱為「大五四」的新文化運動。知識人不再只關心富國強兵，反倒關注如何擺脫傳統枷鎖以擁抱自由。分析民初文章資料庫中的關鍵字，可看到「自由」、「個人」、「自由主義」、「個性」等字於1910年代用得頻密。也就是說，中國知識人於這幾年日益重視自由的理念。陳獨秀於1915年創辦《新青年》，並於創刊詞〈敬告青年〉勸勉讀者要抱緊自由：

解放云者，脫離夫奴隸之羈絆，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謂也。我有手足，自謀溫飽；我有口舌，自陳好惡；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絕不認他人之越俎，亦不應主我而奴他人。蓋自認為獨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權利、一切信仰，唯有聽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斷無盲從隸屬他人之理。

對民國政治失望的知識階層把希望寄託在於民國初年才踏入大學校園的年輕世代。在這個世代成長期間，清帝國廢除科舉，並以西式現代教育取以代之。與其飽讀四書五經的前輩相比，年輕人較不受儒家忠義觀念的影響，傾向相信民眾能由下而上地改革中國。開明知識人為栽培晚輩，寄望他們能擺脫儒教道學對個性的壓抑、以及各種迷信的傳統觀念，就積極地於校園推動自由學風。如此自由風潮席捲1910年代中國的校園。

當年青世代自我主體意識覺醒，就確認自己為有權參與政治的國民，要為社會種種不平事發聲。美國總統威爾遜於1917年美國參與歐戰前，就已經提出對戰後世界秩序的願景，寄望能藉輿論奠定美國戰後影響力。威爾遜指出未來的國際秩序若要穩定，世界各國的地位與權利必須平等、而各國政府亦必須得到住民認受。

這些觀點在1918年被歸納為十四點和平原則，當中提及國族自決和平等對待殖民地民眾的原則。於1916年在上海成立的中美通訊社向中國各大傳媒發佈威爾遜的訊息，這些內容引起極大迴響，是以各媒體經常全文轉載威爾遜的演說辭。中國知識人和大學生深受鼓舞，得見自由美國戰勝威權德國，就憧憬著尊重弱國的自由世界新秩序。

但現實政治終究是殘酷的。英國、法國和日本在戰勝後，都無意放棄其帝國霸業，亦對德國的海外領土垂涎三尺。美國自身亦有海外利益，也無意為殖民地問題與盟友鬧翻，因此不欲於歐洲以外貫徹國族自決方針。

軍閥主導的北京政府於1919年派員代表中國出席凡爾賽和談，代表團原先期望能收回德國在山東之權益，但開戰後日本就出兵攻打德國在青島的租界、並於山東長期駐軍。但列強對只曾派出苦力和輜重隊的中國並不重視，傾向把山東權益讓予日本。

代表團準備簽字的流言於5月1日傳到北京，使大學生義憤填膺。他們於4日走上街頭到天安門外集會，然後遊行往各國使館。部份學生高呼「外爭主權、內懲國賊」，衝往親日官僚曹汝霖的宅邸趙家樓，先是見人就打、隨後縱火洩憤。雖北京政府下令拘捕學生，蔡元培等師長仍為學生四出奔走，而學潮則迅速擴散全國。民眾亦一度積極聲援學生，商人發起罷市、工人發動罷工。最終政府退讓，通電代表團暫緩簽署合約，使山東問題繼續懸而不決。

受「大五四」薰陶過的年輕學子，在「小五四」期間得到充權，並發現社會抗爭引發的政治能量。最終愈來愈多人嫌思想啟蒙曠日彌久，便改為投入政治運動，期望奪權後就能以公權力從上而下改造國家。年輕人的口號，亦日趨政治化：他們認定軍閥是外國帝國主義的協作者、又倡導揚忠孝抑個性的迷信，是不得不打倒的對象。

是以他們的口號從最初的「民主與科學」和「只問外交、不問內政」，到後期演化為「打倒軍閥、再造中國」。雖然仍有知識人孜孜不倦地為啟蒙默默耕耘，但奪權救亡的思潮卻成為時代的巨浪。

年輕人於1920年代日趨激進，他們認定軍閥政府乃反動保守的賣國者，就想以暴力革命把其推翻。比如北京政府於1921至1922年的華盛頓會議成功取回山東主權，但《新青年》對此卻隻字不提。既然軍閥是要打倒的對象，他們的功績也自然要視而不見。

大五四的知識人乃充滿矛盾的一群。他們主張個性解放，卻未有擺脫族群競爭的世界觀：他們只是假定個人自由的實踐是群體成功的關鍵。他們雖主張理性和科學，卻有着浪漫主義的情懷：他們深信自己可以成為英雄、可以用意志克服種種現實的磨難。知識人提倡民主，卻又相信自己是少數獲得啟蒙的一群；他們要回到民眾那裡，但又覺得自己是民眾的導師。這群知識人就這樣在自由夢與帝國夢之間夢迴，直到帝國夢把自由夢吞噬。

年輕知識人想要推翻軍閥，自然會招致無情打壓。在小五四期間，中國全民激憤、民眾與工商界積極聲援，如此才迫使代表團拒簽凡爾賽和約。但當社會運動的焦點從外交轉往內政，不願介入政治鬥爭的民眾便不再支持，使知識人陷入孤立無援之境況。

知識人急需打倒政敵的力量，卻發現自由主義無法提供這種力量，就轉為探索更激進的思潮。部份知識人因此對列寧主義感到興趣。曾勸告青年擁抱自由的陳獨秀，亦於1920年離棄自由主義，改為主張以集權手段實踐列寧主義。那年他於〈談政治〉一文指出：

若是不主張用強力、不主張階級戰爭，天天不要國家、政治、法律，天天空想自由組織的社會出現；那班資產階級仍舊天天站在國家地位、天天利用政治、法律。如此夢想自由，便再過一萬年，那被壓迫的勞動階級也沒有翻身的機會。

既然要以強力集權的方式推動變革，就需要有一支領導群眾的先鋒黨。小五四後陳獨秀於社會運動屢戰屢敗，亦未能贏得普羅大眾支持。陳因此對啟蒙失去信心，更不認為愚民獲得自由能成好事。他於1921年撰〈卑之無甚高論〉一文，以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姿態貶斥民眾之愚昧：

簡直是一盤散沙、一堆蠢物，人人懷着狹隘的個人主義，完全沒有公共心⋯⋯將這重大的責任胡亂放在毫無知識、毫無能力、毫無義務心的人們肩上，豈不是民族的自殺！

救亡既是頭等大事，就不能讓愚蠢的平民作主、亦不應顧慮愚民的自由。知識人反倒要做先知先覺的精英，從上而下領導民眾、按知識人的藍圖改變社會。為此陳獨秀與李大釗等人於1921年7月成立中國共產黨。此時盤踞廣東的孫文，亦積極籌備自己的先鋒黨組織。

他反思1913年反袁世凱叛變的失敗，認為「二次革命」敗於同盟會成員未有服從他的指令。於是他翌年於日本成立中華革命黨，要求加入者宣誓向領袖個人效忠，到1919年此黨改稱中國國民黨。如此孫文會被列寧主義吸引，也就不足為奇。他於1922年與共產國際的代表接觸，到翌年1月26日更與蘇聯特使越飛發表聯合宣言。

國民黨與共產黨這兩個先鋒黨結為革命伙伴，國民黨實施聯俄容共的方針，容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甚至讓他們身居要職。而共產黨則決議和國民黨組成革命統一戰線。國民黨於1924年於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共產國際顧問鮑羅廷協助之下把國民黨改組成列寧式政黨。

孫文於1924年展開一連串演講，要向國人闡述其「三民主義」思想。他表明反對自由主義，認為中國人必須犧牲個人自由，服從強而有力的集權領袖，中國方能抵抗外來侵略。他於〈民權主義〉第二講表示：

我們是因為自由太多，沒有團體、沒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因為是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受列強經濟商戰的壓迫，我們現在便不能抵抗。要將來能夠抵抗外國的壓迫，就是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結成很堅固的團體，像把水和士敏土參加到散沙裏頭，結成一塊堅固石頭一樣。

而孫文的目標，不只是要抵抗外侮。他最終要達成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要以民國之名義、重建世界第一等的帝國。他於〈民族主義〉第六講指出：

中國從前是很強盛文明的國家，在世界是頭一個強國，所處的地位比現在的列強像英國、美國、法國、日本，還要高得多。因為那時的中國，是世界的獨強。

孫文自信以中國的規模，若能集中力量，像日本那樣富國強兵，中國就能回復世界第一的狀態：

日本學歐美不過幾十年，便成世界列強之一，但是中國的人口比日本多十倍、領土比日本大三十倍、富源更是比日本多……如果中國學到日本，只要用一國便變成十個強國；到那個時候，中國便可恢復頭一個地位！

而中國再次強大後，更要領導世界各國的革命，達成天下一統的大同之治。雖然孫文強調此乃「濟弱扶傾」，並非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但這種想法依舊是傳統天下帝國觀念的自我辯解。孫文的用意，不只是要反對西方帝國主義、更是要建立以我為主的新帝國主義，讓重新偉大起來的中國成為新帝國秩序的中心：

我們要將來能夠治國平天下，便先要恢復民族主義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和平道德做基礎去統一世界，成一個大同之治，這便是我們四萬萬人的大責任。

※作者為香港鰂魚涌人。本貫石岐徐氏，母系祖先為新加坡潮汕籍歸僑及四邑移民。他們都是被中華帝國邊緣化的海洋東亞族群。香港中文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同大學社會學哲學碩士。自修香港史，並將心得寫成《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書名是要向台獨運動的前輩王育德先生的《臺灣：苦悶的歷史》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