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於1976年9月離世，文化大革命隨即結束。毛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接任國家主席及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他以「兩個凡是」為口號，想要延續毛澤東固有路線。但此刻中國百廢待興、民心思變，共產黨內部亦多期望重新思索前路。結果鄧小平以元老身份架空華國鋒的權力，使中國走向開放改革。

鄧小平實踐劉少奇未能推行的承包制，並以「兩條腿走路」為口號，推動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雙軌並行的務實經濟政策。共產黨放棄以群眾暴力進行階級鬥爭的作風，社會氣氛也變得相對寬鬆。

曾被視為階級鬥爭對象的知識人，終於能暫時重拾自由思想的空間。部份曾被毛澤東思想吸引的知識人亦意識到文化大革命是條歪路，並為曾經投入群眾暴力而感到愧疚，就想要設法避免重蹈集體主義的覆轍。如此拋開毛澤東時代的黨八股尋覓自由、並從封閉的國界外尋找新思潮的啟蒙，就成為1980年代中國知識界的風潮。

此時民間亦渴望走向民主自由，在1978至1979年於西單體育場的圍牆上，民間自發貼上各種政見的大字報，一度形成一個爭取政治自由化的公共領域。部份參與者更出版地下刊物，品評時政。參與的知識人意識日趨大膽、無所不談，被譽為「北京之春」。

然而，《探索》創辦人魏京生於1979年3月25日，在西單民主牆張貼題為〈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的號外文章，卻觸動當局之神經，認為魏要批評鄧小平是獨裁者。魏於29日被捕，後因反革命罪被判監15年。

北京大學於1980年10月亦展開校園民主運動，校內學生就各種政經文化事項議論紛紛，當年被打為右派的知識人成為學子的新英雄、而毛澤東思想亦成批評對象。學生們除了要爭取民主，還要求人身自由、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結社自由，他們高舉個性、主張對權力的制衡。此後學生運動雖屢遭打壓，但中國各大學的學潮於1980年代還是此起彼落。

中國知識界於1980年代想確立自己為主體，他們積極評論公共事務，想要為社會帶來啟蒙。他們擁抱自由，也要思想自由重估一切價值，為中國的未來想出路。簡要而言，就是要學效大五四：昔日新文化運動以民主與科學抗衡儒教八股、今日公共知識人就要以自由和啟蒙對抗毛澤東思想的黨八股。

而民間亦想要有自己獨立的聲音，想要解除集體主義的壓制以及鬥爭思維的反智。在1988年新時期10年金曲回顧演唱會上，搖滾樂手崔健以象徵意義濃厚的紅布蒙着雙眼高歌〈一塊紅布〉，引起了一輪騷動：

那天是你用一塊紅布

蒙住我雙眼　也蒙住了天

你問我看見了什麼

我說我看見了幸福......

看不見你　也看不見路

我的手也被你拴住

你問我在想什麼

我說我要你做主

歌詞描述一位恐怖情人，用一塊於毛澤東時代象徵共產革命的紅布蒙蔽故事的主人翁，以物理禁錮加情感勒索換取他的依戀、使他「忘掉我沒地兒住」、「看不見地已經乾裂」。可憐的主人翁最終「身體已乾枯」，不理智的迷戀使他一窮二白，卻已無從反抗。這不啻是對毛澤東時代的強烈控訴，激起當時民眾之共鳴。〈一塊紅布〉和〈一無所有〉等控訴極權、渴慕自由的歌曲，使崔健一躍而紅，被歌迷尊為「中國搖滾之父」。

同樣於1988年廣播的電視紀錄片《河殤》，則可謂當代自由知識人的共同宣言。紀錄片藉海洋文明與黃河文明之對比，挑戰黨國的集體主義。片中旁白主張民主開放，是現代世界的天下大勢，是以反專制、爭民主、為自由，是中國走向現代化時不能迴避的功課：

專制政治的特點是神秘性、獨裁性、隨意性；民主政治的特點應該是透明性、民意性、科學性。我們正從混濁走向透明，我們已經從封閉走向開放。黃河命定要穿過黃土高原，黃河最終要滙入蔚藍色的大海。

而《河殤》的評論，亦嘗試跳出「愛國不愛黨」的套路，並把大一統的華夏帝國觀納入批判對象。中國的專制和封閉，不只是「中共」的問題、更是「中國」本身之錯謬：

這個神秘的超穩定結構，主宰了我們兩千年…但是，大一統的幽靈似乎還在中國的大地上游盪…官僚主義、特權思想、以致局部的腐敗現象，仍然在破壞我們的「四化」（按：四個現代化）大計…

《河殤》既質疑黨國、甚至也批評愛國主義，令共產黨中的保守派極為不滿，認為這是敵擋政權的「資產階級自由化」。雖然當時大部份知識人對愛國的質疑，主要是愛之深、責之切。他們心底仍有強烈的國族情懷，因此亦無意推翻政權、只是寄望共產黨能自行推動自由化改革。

即或如此，1980年代中國的時代精神，顯然主張自由遠比愛國重要。愛國情意結，也不過是因時代局限而脫不掉的蘭尾；爭取民主與自由，才是這個時代的主調。後來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知識人劉曉波，於1988年12月接受香港《開放》雜誌訪問時，提出極具爭議的「三百年殖民地論」。他認為中國要成功改革、走出農業文明的專制主義，就必須：

（成為）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麼大，當然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香港這樣……我無所謂愛國、叛國，你要說我叛國，我就叛國！就承認自己是挖祖墳的不孝子孫，且以此為榮。

劉曉波為現代化而「擁抱」殖民，固然忽視了「殖民現代性」與「現代性」之分別，對西方殖民主義有太多浪漫投射。即或如此，劉曉波的見解仍可說是高瞻遠矚。中國的大一統思想，本身就是帝國主義；東亞大陸千百年來的奴役，無疑就是殖民。

那麼中國半桶水的現代化，無疑也是「殖民現代性」的表現。既然都是殖民現代性，那英國在香港的現代化縱是半桶水，和中國比還是相對上自由。人權先於主權、自由優於愛國、統一就是奴役，這才是「三百年殖民地論」的重點。

但1980年代的自由風亦有其時代的侷限。如前所述，大部份知識人皆未能割除愛國情意結的蘭尾、未能像劉曉波那樣坦誠和灑脫。但更大的問題，在於知識階層未能捨棄追求富強的救亡思維。

《河殤》雖提倡自由民主、甚至質疑大一統的華夏道統，但其出發點仍是救亡：

救民族之危亡，勢必拒寇於國門之外。但是，救文明之衰微，又必須打開國門、 對外開發，迎接科學和民主的新曙光。

除此以外，1980年代的知識人對西方資本主義體系有太多浪漫的投射。他們質疑毛澤東思想，連帶把與集體經濟相對立的市場經濟擺上神壇，並將市場化與自由化劃上等號。這部份反映知識人希望能畢全功於一役，期望可透過一場運動兼得自由和財富。

他們以為市場化必然會帶來自由化，並深信隨市場改革而興起的民營企業和中產階級會成為推動自由民主的中流砥柱。他們忽視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若缺乏制衡，容易招致分配不均的副作用。

也許更重要的是，資本主義並不必然排斥國家主義和威權主義：雖然英美模式的資本主義一直與自由民主並駕齊驅，但德國模式早已證明兩者之關並無必然的關連。這情況在東亞尤其明顯：在戰前日本和戰後的臺灣和韓國，其資本主義發展最初也伴隨着高壓的威權主義。

與共產黨系出同源的國民黨，在1987年解嚴前就是靠黨國之力推動資本主義發展，並藉「拼經濟」的成果鞏固其在臺灣的遷佔者政權。我們切莫忘記漢學家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的忠告：若是為了富強而追求自由，心不正、劍則邪，最終只會為富強而丟棄自由。自由理當是絕對的終極關懷，它本身毋須任何道德證成，更不能被當成追求財富及權勢的工具。

以元老身份垂簾聽政的鄧小平對知識界的自由風深感疑慮。他雖主張市場化改革，在政治上卻與保守派陳雲一樣，都堅持一把手抓的一黨專制。而黨內甚至領導人亦受自由風潮之影響，比如胡耀邦和趙紫陽等開明派偏向同情自由民主的訴求。

1986至1987年各大學均爆發爭取民主的風潮，鄧小平認為這是挑戰黨的權威，並認為開明派的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胡耀邦辦事不力。在1987年1月6日《人民日報》社論，以〈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為題訓斥黨內開明派：

在這次學生鬧事中，民主黨派的表現是好的，周谷城、費孝通、錢偉長等幾位著名的民主人士的態度是好的，不好的倒是我們有些共產黨員。

結果胡耀邦於16日在壓力下辭去總書記一職。這時候中國改革開放走到十字路口，除了保守派與開明派關乎政治改革的論爭外，共產黨內部對經濟改革方向意見不一。陳雲為首的保守派始終堅持計劃經濟，對市場經濟充滿疑慮。這樣中國只能折衷地採用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並存的雙軌制，而市場經濟的開放程度又受制於政治因素。

很多時候在推行市場開放政策後，保守派就藉轉型期間的混亂反擊，最終使政策開倒車，造成「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的惡性循環。而共產黨官僚亦利用兩種經濟制度之間的差價，在市場炒賣透過職權取得的資產，造成擾民的「官倒」現象。開明派受壓、經濟前景不明朗、官僚又走向腐敗，令民怨日益累積。

胡耀邦於1989年4月15日離世，觸動傾向自由化改革的知識階層之情感，大學生則紛紛湧到天安門集會哀悼。就像「大五四」的新文化運動促成「小五四」的抗爭那樣，1980年代的自由風潮亦於此時催生了天安門學生運動。學生留守天安門廣場，並於17日向當局提出七項要求。他們肯定胡耀邦生前主張的「民主、自由、寬鬆、和諧」，要求當局重新評價胡。此外，學生亦要政府正視官倒和官僚腐敗的毛病。

然而鄧小平卻認為學生和聲援民眾要質疑黨國體系的合法性，將事件定性為顛覆政權的叛亂。《人民日報》於26日發表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指斥學生藉悼念胡耀邦尋釁滋事。之後天安門的抗爭呈膠着狀態，雖然國務院總理李鵬曾於5月18日與王丹和吾爾開希等學生代表對話，但雙方毫無交集、會談也不歡而散。

最終中國軍隊於6月3日晚間開進北京城，到4日凌晨大開殺戒，以機槍和坦克對付手無寸鐵的民眾，死傷枕藉。當局隨後大規模搜捕抗爭者，部份被通緝的抗爭領袖則獲同情學運的香港人協助流亡海外。1980年代的自由風潮，自此煙消雲散。

※作者為香港鰂魚涌人。本貫石岐徐氏，母系祖先為新加坡潮汕籍歸僑及四邑移民。他們都是被中華帝國邊緣化的海洋東亞族群。香港中文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同大學社會學哲學碩士。自修香港史，並將心得寫成《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書名是要向台獨運動的前輩王育德先生的《臺灣：苦悶的歷史》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