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六四時代

受1980年代自由風潮鼓舞的天安門學運，於1989年6月4日清晨流血落幕。有論者認為抗爭者雖批判毛澤東思想，卻始終未能擺脫毛式全贏全輸的鬥爭觀，因此未能把握機會與共產黨內的開明派聯手。

這評論雖不無道理，但似乎高估了開明派的實力、亦低估共產黨作為集權先鋒黨的路徑依賴。天安門學生運動失敗的主要原因，毫無疑問是因為知識階層與黨國之間的實力差距太懸殊。真正值得討論的，是何以整個自由風潮在六四慘案後就一沉不起。

對鄧小平來說，天安門學運乃幾乎招致黨國覆亡的認受性危機。除此以外，他亦認為共產黨內出了與顛覆者裡應外合的叛徒，故此決定整肅開明派。共產黨於23至24日召開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會中譴責趙紫陽支持動亂並分裂共產黨，並決議革除他於黨內一切職務。

此後趙紫陽一直遭到軟禁，直到2005年辭世。而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則接任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一職。被視為不忠的共產黨官僚亦遭到清算，趙紫陽的政治秘書為六四慘案後被捕的最高級官員，他被控泄露國家秘密罪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最終被判入獄7年、並被共產黨開除。而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趙復三、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諮、駐香港代表（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等共產黨官僚亦出逃海外。

在六四慘案和蘇聯解體的衝擊下，鄧小平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既有路線，即是堅持在共產黨領導下、承傳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的社會主義道統、以「人民民主專政」的集權政治推動改革開放。他亦提出「冷靜觀察、穩住陣腳、韜光養晦、決不當頭、有所作為」這二十字方針安定黨內人心。

除此以外，當局亦決定以愛國教育抗衡1980年代起的自由風潮。於1989年以後入學的大學生於開學前，均必須接受軍事技能訓練，藉此教導學生服從紀律。而於訓練期間兼任指導員的大學教師，之後亦會成為學生的班主任，繼續於校園跟進輔導。

當局也把西方國家於六四慘案後以人道理由作出的制裁，與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西方的帝國主義挑戰相提並論。而要求自由民主的社會抗爭，背後是由西方國家煽動。西方國家想要重溫帝國主義的美夢，不想中國富強，才千方百計去搞擾中國社會秩序。1990年代以來的愛國主義教育，以「毋忘國恥」的口號煽動仇外情緒，以動員民眾順服共產黨的領導，放棄自由全力拼經濟，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踏上向西方復仇的復仇之路。

這種反自由的愚民政策效果出奇地理想，中國在1990年代起就經歷了好幾波的愛國排外風潮，而社會輿論亦多認為中國不論在政治、經濟還是價值觀都毋須再仰西方鼻息。在1996年，宋強和張小波等人模仿日本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的《日本可以說不》撰寫《中國可以說不》，發行不足一個月就沽清需要重印，至今累積銷量以百萬計。

而題材類近的《中國還是可以說不》、《中國仍然要說不》、《中國為何不高興》，都是熱賣的暢銷書。而1990年代後的社會抗爭，大都不脫愛國仇外的主旋律，於「忠黨愛國排外」的框架下提出自己的訴求。

然而鄧小平也意識到愛國教育若要奏效，就必須讓經濟發展起來、使民眾脫離貧窮，如此才能確立對黨國感恩圖戴的愛國心。為此中國必須全面市場化，跳出放則亂、收則死的怪圈。然而以陳雲為首的保守派卻堅持計劃經濟不可棄，認為市場經濟只會招來敵對黨國的「資產階級自由化」，而六四慘案的經歷亦使保守派振振有辭。

到1992年1月，鄧小平決定先發制人，先到較接納市場經濟的廣東考察。旅程第一站是在香港邊界旁的深圳，那是鄧親自指示成立的經濟特區，也是全國市場經濟發展最蓬勃的城市。他於23日表示「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隨後就不點名地向着陳雲喊話：

年紀大了，要自覺下來，否則容易犯錯誤……我們這些老人應該下來，全心全意扶年輕人上去。

之後鄧小平到達位於珠江口另一邊的珠海，並召開高級軍事會議。與會者包括軍旅出身的楊尚昆以及一眾高級將領，代表軍方對鄧小平的支持，唯獨身兼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江澤民未克出席。在會中鄧嚴厲地指出：

誰不改革，誰就下台……我們的領導看上去像是做事，但他們沒做任何有用的事。

到31日，鄧小平才巡視陳雲的根據地上海。此時大部份傳媒都不敢轉載鄧小平的講法，都懼怕會於權力鬥爭中選錯邊。返回北京的鄧小平命令全國媒體轉載《深圳特區報》對南巡講話的報導，期望以輿論壓力強迫江澤民歸邊站。最終江澤民4月1日在日本記者面前肯定鄧小平之講話。之後當局便準備全面推行市場經濟，到10月12日江澤民更於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宣佈經濟改革的目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鄧小平推動市場化改革之際，美國亦調整了其中國政策，令改革事半功倍。於1993年1月上任的美國總統柯林頓堅信經濟自由會催生政治自由的現代化理論，於任內積極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在他上任不足一年內，與加拿大和墨西哥簽訂的北美自由貿易協議即於1994年元旦生效。

在美國主導下，124個國家於同年4月15日於摩洛哥馬拉喀什（Marrakesh）簽署協定，將鬆散的關稅及貿易總協定改組成世界貿易組織。此時中國以假情報和裝作開明的官員，使美國政界相信在六四慘案後，中國社會以至共產黨內部仍存在嚮往自由的暗流。美國當局相信以自由貿易使中國經濟完全市場化，就能夠助長這股暗流，促成中國走向自由民主的和平演變。

柯林頓政府因而決定不再制裁中國，於1995年起把最惠國待遇與中國人權問題脫鈎，這意味着中國事實上已成為美國的永久最惠國。2000年10月10日簽署生效的《美中關係2000年法案》則將這既成事實變成法規，翌年中國就成為世界貿易組織之一員。

中國就這樣趕上了全球貿易一體化的快車。在全球化大勢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大舉在中國投資，將生產鏈遷往工資較低廉、環境勞保法規較寬鬆的中國。黨國體系根據市場經濟的邏輯、以計劃經濟的規劃推動各地基礎建設和制度改革。

他們動用國家體制的力量，一方面集中人力物力以最短時間修橋築路、一方面掃除或會反對黨國經濟規劃的社會力量。之後黨國以「官督商辦」的方式，支持民間企業在國家經濟發展的藍圖下自由發展。

除此以外，中國亦趁此形勢加強對香港及臺灣企業的統戰，一方面汲取他們的資本和技術、另一方面則為透過經濟融合實踐對港臺的帝國擴張。事實上在1990年代，香港和臺灣才是中國最大的外資來源，而西方企業則多把工序外判予港臺企業設在中國的工廠。

除此以外，中國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從外資手上取得技術，藉此建立自身的工業基礎。簡要而言，這就是戰後東亞沿海各國的發展模式、再加上中國特有的規模效應而造成的經濟奇蹟。

中國經濟於短短二十年急速擴張，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價從1990年的971國際元、2000年的2905國際元、升至2010年的9324國際元，前後增加了近九倍。

也就是說，中國從低收入國家發展成中等收入國家。同期國民生產總值總量，則從11,028億增至124,734億，剛好能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人類發展指數從1990年的0.502、升至2000年的0.594和2010年的0.706，即是從低等水平發展成高水平。民眾之生活水平無疑會大為改善。

後六四中國在機緣際會下，其民眾不單能脫離赤貧狀態，國家也崛起成新興經濟強權。新興中產階級非但沒有像現代化理論預言那般成為自由化的中流砥柱，反倒變成黨國的忠實支持者：他們意識到自己新到手的財富，均來自黨國積極引入資金的政策。

縱使他們很享受隨市場經濟而來的經濟自由，卻因此更不願攪擾既有政治秩序、不願讓自由民主衝擊令他們致富的建制。民間企業家受惠於黨國的扶植政策，不單無意確立自身的政治主體性，還與黨國官僚結合成利益一致的權貴資產階級。

中國的新興企業，類似日本、韓國那些與政府關係密切的財閥：只是與黨國糾纏不清的中國企業，其官商勾結和靠家屬人事與政府連帶的日韓財閥相比，可謂青出於藍勝於藍。而普羅民眾縱受到種種不公壓迫，多只會怪罪企業和地方政府，堅信被地方勢力「蒙蔽」的中央政府最終會體恤民情。

而也許更重要的是，後六四的中國不單脫貧，還成為世界無法忽視的列強之一。隨著中國經濟起飛，其軍備及對外影響力均急劇擴張。香港和澳門分別於1997及1999年被納入版圖、淪為半自治的特別行政區，香港人對此百感交雜，中國官方卻視之為一雪前恥的盛會。

親中派馬英九於2008年當選臺灣總統，則使中國寄望能透過「國共合作」，以經濟融合逐漸達成政治上的兼併。2007至2008年次貸危機引發全球金融市場崩潰，使西方國家一度陷入經濟衰退，中國卻依舊維持高速增長。中國遂意得志滿地於2009年和巴西、俄羅斯和印度召開金磚四國（BRIC）高峰會，以世界經濟的拯救者自居。如今中國不單富而強，還有力問鼎全球。清末以來的帝國復興夢得以圓滿，更使民眾相信共產黨仍然掌握天命。

自由派相信經濟自由引致政治自由的現代化理論，卻與1990年代後的發展南轅北轍。受惠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產階級和民營企業固然對黨國感恩圖戴，但未能適應市場而生活艱苦的基層民眾亦無法理解自由派那種將經濟自由與政治自由劃上等號的論述。

國營企業在計劃經濟下原為社會福利的提供者，但企業在全面市場化後就要以營利為目標，不但未能延續既有社會救濟功能、更要大幅裁員。地方政府非但未能以社會福利政策彌補，反倒以招商投資為正業。他們既縱容企業違反環境、消防和勞工法規，亦為推行基礎建設和房地產投資以強制手段收地，令大批貧民流離失所。

城市政府透過僵硬的戶籍制度，一方面汲取來自農村的人口紅利，另一方面卻拒絕為他們提供與城市居民同等的社會福利，便農民工淪為替城市人擔當厭惡性工作的「低端人口」。面對種種步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之痛，使自由派未能適應而集體失語。

※作者為香港鰂魚涌人。本貫石岐徐氏，母系祖先為新加坡潮汕籍歸僑及四邑移民。他們都是被中華帝國邊緣化的海洋東亞族群。香港中文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同大學社會學哲學碩士。自修香港史，並將心得寫成《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書名是要向台獨運動的前輩王育德先生的《臺灣：苦悶的歷史》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