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在新加坡舉行的東協外長會議上，東協輪值主席國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演說中提出一個東協「不願面對的真相」，那就是「東協國家面對美中角力，恐怕很難不選邊站」。

選不選邊站？或是避免遭到波及，始終是包括台灣在內多數國家與政府，在面對持續加溫的美中角力之際，擔憂與思考的關鍵重點。尤其向來抱持中立主義的東南亞國協(ASEAN)，儘管內部成員國與美中兩強之間各自有不同程度的親近與依賴關係，但面臨習近平推動「一帶一路」、在南海擴張勢力範圍與部署軍備，以及美國川普政府強力推行「印度太平洋戰略」這兩大相互競爭的態勢之間，的確處境愈來愈加為難。

回到美中關係的本質，從去年3月川普對北京啟動貿易戰以來，到11月川普與習近平在阿根廷G20會議時達成自今年元月起「休兵」90天的共識，非但戰火沒有歇熄之勢，反而有再度延燒的可能。幾天前美中舉行副部長層級的貿易談判，會後雙方依然各說各話。美中貿易「休兵期」已經過了快要一半，華府仍然不滿意北京未能在「結構性改革」方面提出具體承諾與作為。

所謂「結構性改革」包括中國必須在強迫外資技術轉移、智慧財產權保護、非關稅貿易壁壘、網路入侵及貿易機密的竊取等領域，做出具體改善。即使到了此時此刻，北京的盤算似乎仍是想藉由承諾向美國進行農產品、能源、飛機等擴大採購，來紓解華府的壓力。

美中關係進入歷史性十字路口

但此思維，放在現階段美國國內「要有效制衡中國」的跨黨派共識環境裡，恐怕不是川普能接受的條件。更遑論川普指派的美國貿易談判代表賴海哲都還未出面，這位在美國對中貿易談判上的大「鷹派」，在80年代擔任副談判代表時，就成功讓日本臣服。

由此觀之，美中關係正進入一個歷史性的十字路口，彼此間的歧見不只在貿易議題，還衍生到南海、科技乃至未來國際領導地位的爭奪戰。這對東協而言，當然構成巨大的衝擊，也難怪李顯龍率先揭開這個東協避之惟恐不及的「潘朵拉盒子」。

東協密切注意未來美中關係的發展路徑，且預作因應準備。最好的結局，當然是華府與北京在3月1日的「硬期限」前，達成雙方都能接受的貿易協議，而且中國不能像過去只是口惠而不實，必須有具體實踐的行動。此一結果或能暫時平息美中關係愈發惡化的可能性，開啟兩國在其也歧異領域的良性對話與互動。這對東協國家而言，也就無需選邊站。

第二種可能發展，就是美中兩強進入21世紀的「貿易新冷戰」。在此情境下，華府與北京在貿易上分道揚鑣，川普政府內部的確有一批策士極力推動此目標，亦即透過貿易施壓，來迫使外資走出中國的生產供應鏈。以貿易戰開打以來的台商動作來看，的確加速更多台商尋找脫離中國市場的速度和幅度。

中企也轉移生產線到東協

又或者更早就採取分散市場的台商，可藉由川普政府對中國輸美產品增加課稅，進而從其他東協市場獲取美國訂單，占了轉單效應之利。除了台商和其他外商，就連中國企業也紛紛轉移生產線到越南、柬埔寨等國家，或是輸出產品到東協國家與台灣，規避原產地的敏感。尤有甚者，中企出走到東協，也打亂東協市場行情。

在此情境中，美、中兩強為了壯大自我，也會拉幫結派。例如去年11月代表川普前來亞洲出席東協峰會與「亞太經合會」(APEC)的美國副總統彭斯，延續他10月初在華府智庫「哈德遜研究所」強烈批判中國的論調，極力藉由主導「印太戰略」，來拉攏東協國家。但彭斯也了解東協的為難之處，因此採取象徵性與務實性外交手法並進。

無論如何，這都將置東協國家於不得不選邊站的難題。例如，越南在南海領土主權爭端上，就比較站在美國這一邊。即使是依賴中國甚緬甸與柬埔寨，也都儘量將政治與經濟切割。馬來西亞新總理馬哈地，一上任就宣布暫緩前任與新加坡達成興建兩國之間高速鐵路的計劃，這條高鐵也是在「一帶一路」的版圖內。

拖到川普下台

第三種可能發展路徑就是美中在未來達成一個大協議。但這不太可能在川普任內實現，比較可能在2020年川普落選後，新的美國總統思考採取的新戰略。換言之，川普之後的新總統在歷經未來兩年美中關係急速惡化的雙輸結果，決定與北京重啟談判，找出歧見，尋求可能的共識領域。

這也是北京思考的重心之一。中國認為現階段美中關係緊張與川普個人的決策風格與其用人息息相關，而非反映出美中關係實質出現結構性變化。亦即如果川普未能順利連任，那中國或許可以採取「拖字訣」，等川普一任做滿下台之後，再與其繼任者重新打交道。這當然也可能只是北京一廂情願的認知，因為下一任美國總統也許不會採取和川普同樣的對中作法，但政策與戰略走向應該不致於偏離太多。

此一情境對東協來說較屬可以發揮，也不用太煩惱選邊站的問題。但關鍵仍在於美中競逐亞太領導地位的程度，以及華府與北京會向東協國家加諸多大的選邊壓力。最後，它也涉及川普政府與東協國家的個別關係，以及川普政府如何強化美國與亞太地區國家的經濟、政治與安全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