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有一位智利的左翼民謠歌手叫Victor Jara，U2為他寫歌，Bruce Springsteen讚頌他的啟發。

1973年9月11日，智利軍事政變（美國是背後支持者），民選的社會主義總統阿葉德總統在總統府被炸死，Victor Jara和許多人在體育場被軍人虐殺。奪權的皮諾契將軍上台擔總統數十年，數千人因為政治異見被謀殺，數萬人被關進黑牢和刑求。但這個獨裁者也讓智利經濟快速成長。

上週我剛好在Netflix看了這部關於Victor Jara的紀錄片。

這部片的主題不是Victor Jara的偉大，而是他的太太瓊幾十年來如何一直努力地追查是誰下令殺了她丈夫。世人都知道皮諾契將軍在1998年被起訴和審判，但比較少人知道，Victor Jara的妻子瓊也一直要追求屬於他們的正義。

2016年，他們終於讓某位軍官站上法庭，瓊已經92歲了。

我是一個眷村長大的外省人，且在18歲之前，是典型的黨國奶水長大的小孩，反對台獨，覺得街頭衝突很亂。

大一時，我開始閱讀從日治時期到黨外民主運動的台灣史，我開始學習政治學和社會學對台灣的分析，我看到從二二八的受難者，到戰後初期社會主義青年，到自由中國的外省知識份子，到追求台灣自主命運的彭明敏先生和其夥伴，以及推動台灣民主人權的黨外世代被逮捕、拘禁，當然還有林家血案的震撼。我在黑夜中流淚，痛恨這個威權政黨。

彼時雖然解嚴，但還沒進行國會改選，更不要說總統不能直選。

我開始參與學運和社運，支持台灣民主運動，希望看到政黨輪替。

九十年代前期也是台灣族群政治最激烈的歷史時刻，外省族群對於新崛起的本土政治力量和象徵符號強烈感到不安。然而，看到國民黨的政治和媒體人為了保衛自己日益失去的利益，過度製造對於本土化和民主化的恐懼與焦慮，讓我的家人恐懼和焦慮，我非常憤怒。

還記得1994年台北市長選舉嗎？趙少康在政見會上說，阿扁當選，「中華民國就要滅亡了」。

但，「有那麼嚴重嗎？」

1996年，我在政治學碩士班寫下第一篇投稿報紙政論文章（中時）。沒記錯的話，我是批評陳水扁市長要大家忘卻悲情：我用剛學到的民主化理論去強調過去的歷史不正義可以原諒，但不能遺忘。

那時「轉型正義」這個概念尚未流行，但我已經想呼籲，民進黨不要為了選舉往中間靠，就忘記我們才剛走進民主，還沒認真挖掘歷史的黑暗。

如今，關於轉型正義的討論已經很多了，推動者大都認為台灣做的遠遠不夠，這包括扁政府該負起很大責任，只是選舉時才來「提款」。但這也或許反映，大家都覺得這問題敏感，會引起太多情緒。

但結果是，我們越避免處理，傷口的膿就越來越嚴重。台灣社會對於那段黑暗的歷史、對於統治者的評價，仍然有很不同的看法。國民黨主流或許承認那是不對的，馬英九先生也對白色恐怖受難者道歉過，但大部分藍營的政治人物仍不承認誰是加害者，不去批判蔣介石。雖然他是全世界正常人都公認的獨裁者（連Woody Allen都在早期的電影中諷刺過）。

我們對於共同的過去如此缺乏共識，其實是一件很悲傷的事。德國人對於納粹歷史有嚴厲的反省就不用說了，美國人對於六十年代民權運動之前的種族壓迫也幾乎是全民共識（除了極端白人），許新興民主國家從南非、東歐都拉美，也都承認過去那段威權統治時期的錯誤與邪惡。當然，每個國家面對與處理方式不同，要審判和處罰，還是該怎麼樣，這的確是轉型正義的難題。但無論如何，我們需要知道歷史的真相，更需要有一個道德的判斷：什麼是錯誤和不正義的。

有些人會認為，蔣介石固然有迫害人權的錯，但對台灣建設仍然有功。

但許多獨裁者從皮諾契到南韓朴正熙都對經濟發展有功，但很難想像他們的城市中現在會有一個巨大無比的偉人紀念堂，或者會有以獨裁者為名的大學。這是因為，一個民主國家之所以是民主，是因為我們相信人性的價值是最重要的事。而一個系統性迫害人權、壓制政治權利的統治者，就是獨裁者，而他應該是在歷史成為負面的教材，讓後人知道，我們不可以再犯。

也有很多人說，不要一直回頭看過去，不要只進行政治內鬥，台灣越來越封閉了，要往前看，要發大財，要走向國際。這樣的修辭經常來自商界。但如果真的有國際觀，會知道其他國家如何重視對歷史的反思：沒有一個進步國家會說，不要回頭反省歷史；沒有一個進步國家會說，發大財比人權重要——這是中國這種國家的價值觀。

更何況，越是說這些話，可能對台灣發生過的黑暗歷史越不了解，這也越代表：我們需要更多對歷史的教育和討論，需要更多對正義的思辨和價值的判斷。

有人說，去蔣化是掀起族群矛盾，但這明明是不同的事，這就是被故意製造出的假論述。蔣家威權迫害了許多外省人，而剝奪了所有人的公民權。讓他走下神壇，批判他的威權統治，不必然是傷害外省人情感，外省族群不需要被綁架。

更何況，如果無可避免有些人對蔣的情感被傷害，但問題是，瓊他們的情感呢？他們的伴侶、父母、孩子因為理想、熱情，喜歡思考，而被消失、被殺，這些巨大的傷痛是不是更該得到正義呢？

而這不只是他們的事，也是我們的，因為所有走過那時代的人，都被迫活在恐懼與無知，都失去了我們生活中的一個重要部份。

看到這位阿姨打人，我一方面對麗君部長非常不捨，另方面也感到問題不能僅僅放在他個人的暴力，而更要追問什麼樣的言論環境動員了人們的憤怒與恐懼，形塑了她對「去蔣化」如此強烈的情緒（更遑論文化部根本沒說要把蔣銅像搬走）。

我也希望台灣社會可以不要太陷入昨日的泥淖中，可以更多討論我們的明日。但這不是假裝歷史已經過去，和解已經達成，所以棄絕過去的責任檢討。而是要趕快做這件事（例如中正紀念堂當然應該轉型），但藍綠政治人物必須放棄過多的政治計算（我對鄭部長很有信心）。

「唯有面對歷史，我們才能解放我們自己去創造一個更正義的世界。」

這是哈佛大學校長Drew Gilpin Faust教授去年在討論大學歷史與奴隸制的研討會上說的，因為他們至今還在挖掘兩百年前這所大學的蓄奴歷史。

如果我們不去慢慢形成對歷史是非的裁判，不去釐清那段幽暗歷史中哪些行為是國家暴力和對人權的壓迫，那麼我們該如何在當前共同的政治生活建構一套民主的規範性判準，又如何真正做到永遠不再犯這些錯誤？

面對歷史的過程是不容易的，陣痛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我相信，這個共同檢視集體記憶、進行價值辯論的過程，本身就是一種民主學習。文化部對於中正紀念堂的轉型其實是很重視對話，尋求共識的。

讓我們放下拳頭，繼續在追求歷史正義上對話吧。

（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能改變世界嗎？（十週年紀念增訂版）》有Victoe Jara的故事）

※作者為作家／現任中華文化總會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