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施政不當應該批評，做得好也該獎賞。我曾撰文批評監察院在懲戒訴訟上專業不足，導致其沒有足夠能力完成業務。此次監院彈劾管中閔，是值得稱頌的表現，卻不是因為彈劾的對象（儘管許多人恐怕會這樣想），而是法律論理及訴訟技術上的精進，是監院績效難得一件的佳作。

不過懲戒法制向來是只要違法失職，法院（公懲會）就可以裁量所有的處罰，我在本文將主張因為不同職務間，兼職義務性質的不同，本案件法院比較適合裁量財產上的處罰，而不該給下會影響服公職權益的處罰──也就是說，本件的懲戒，以不影響到管中閔當校長的權益為宜。

兼職禁止之範圍素有爭議

管案基本事實是，管中閔在當行政院政委、前經建會主委以及國發會主委時期，接受壹週刊專欄邀稿，匿名供稿給該刊並潛在有可能透過專欄批評同僚、讚揚自己的業務。本案最主要觸及到的是公務員的兼職禁止──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第一項）規定「公務員除法令所規定外，不得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其依法令兼職者，不得兼薪及兼領公費。」，但這本是歷來引起許多爭議的條文，到底兼職、兼差受到禁止的範圍多廣，實務上常生爭議。

彈劾案參考歷來解釋，主要是大法官解釋與銓敘部函示，提出非常態性、與職務相容（不妨礙執行本職）以及兼職（差）有一定受領利益上限等標準，析述管中閔兼職的情形為何違法，法律上的論述相當細密，當在未來法院中經得起檢驗。

這可能與調查委員蔡崇義的法官經歷有關，兼職問題在監察院業務中是經常處理到的，我在過去投書中指出監察院應在懲戒訴訟專業上有研究能量的支持，如果這種細膩的法律論證在彈劾案中非偶一為之，而是在監院行政上有一般性的支持，讓每一個不同的監委承辦到類似案件都可以有一樣的水準，當對監察院的公信力大有幫助。

監院與法院調查權限的差異

讀者或許注意到我上文提出，本案「潛在」可能有管利用匿名專欄批評同僚的問題，這是出於監察調查方式做出的結論。因為管撰寫專欄的情事，是從壹週刊函覆監院調查以及稅務機關資料推估，管畢竟是「匿名」撰文，監院未掌握有確切每一篇其撰文的篇名，只能從資料上推估。

或許有讀者認為這並非精準，但這需要參考我國彈劾－懲戒法制的設計，監察院負責懲戒的調查、發動，但調查權有極限，依照監察法第26、27條，監察院只有趨赴現場、調閱文件、約詢相關人的權限，沒有罰則設計，通說是認為調查不獲配合，不能強制；至於案件移送到法院（公懲會）後，根據公務員懲戒法以及其準用的行政訴訟法，則有人證、鑑定、調取文書、勘驗等完整調查方法，以及保全證據的權限，不獲配合時可以處罰甚至強制執行。

因此監院調查事實證據的權限本來就較弱，完整的事實須待法院上才能呈現。監院在能做到的範圍內推估事實，是成熟的訴訟技術，因為進入訴訟程序時監院可以主張以盡調查之能事，而向法院聲請調查完整的證據事實。

不宜讓管失去台大校長就職權益

我國懲戒法制的設計，不像是行政罰或刑罰，每個罪名都會有對應的處罰強度，而是一有違法、失職的情事，就在十種懲罰種類中作廣泛的選擇；懲戒法制也未對性質不同公職做不同的設計，因此如同管案前一階段的公職中違失，在下一個階段付出代價，是有可能的；公懲法提供的罰則，包括免除職務、撤職、休職等影響到服公職權益的方式，因為以前國發會時期違失，而不能當台大校長，完全合法，但我認為法院不應該做這樣的決定。

在國發會時期國家的制度沒有發現管中閔的違法，那是國家的失敗，當時並無法預測到他會當選台大校長；但成為台大校長之後，學術職務和政府職務的兼職禁止規範，無論在法源、目的和範圍上均不相同，而且因為國發會時期的違失拔除其台大校長職務，也會引起政治清算的聯想。何況，管大台大校長遴選中兼職台哥大獨董的問題，更嚴重者在於沒有跟遴選委員會揭露，而不在能否兼任本身。

公懲會107年12月26日法律座談會決議指出，違失行為發生在公懲法修法之前，但移送在施行之後的案件，適用104年公布生效的新法；因為新法的附則僅規定在舊法時期已經移送、卻在新法時期才審判的案件仍然適用舊法（就此彈劾案肆、四、之論述有誤）。

新法除了影響服公職權益的懲罰之外，也另外有剝奪退休金、減少退休金以及罰款三種金錢罰，本文認為法院應考量管中閔違法兼職所獲得的金額裁量一定罰款，而不要處免除職務、撤職、休職等會讓管無法擔任台大校長的處罰。如此決定才能彰顯管中閔是因為違反國家體制被處罰，而非當權者不欲其攫取台大校長名位受罰，法院慎為裁量，可確保毋枉毋縱，一碼歸一碼的處罰，也能維護人民對公權力的信賴。

※作者台大政研所公行組碩士班／曾任競選工作／英語補習班助教／遊行幹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