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1、2年，台灣接連發生多件暴虐殺人分屍案、斬殺幼童案，近日虐童致死案又頻傳，治亂世用重典─重判死刑之議及反廢死的聲浪，再度攀上高峰。可是，司法審判趨勢卻與輿情反應迥然不同，最高法院近5、6年來以「教化可能性」為死刑的主要量處基準，導致諸多死刑犯「死裡逃生」，死刑定讞案例，逐年遞減，最近4年僅有彭建源、鄭捷、李宏基及黃麟凱等4人，可說「幾近廢死」，最高法院是否以「教化可能性」為由迴避判決死刑？也成為輿論評議焦點，最高法院更成為眾矢之的。

針對近日虐童致死案頻傳引爆的「修法重判死刑之議」，輿論議論頗多，筆者無意狗尾續貂，筆者要強調的只是：這種治亂世用重典的思考方式，不僅是傳統的、樸素的「刑罰萬能」正義觀，更是幾近「刑法符咒化」的巫術思考，似乎只要修法將虐童致死、殺童等暴虐犯行的刑責提高到死刑，一念完「急急如律令」，天兵天將就會依符咒執法了，對行政院、法務部而言，顯然有行政怠惰之嫌，殊不可取。

以下筆者擬討論的是：在民意輿情高漲「反對廢除死刑」，主張「以死刑重判殘酷惡行」的氛圍下，強調尊重人權，推動修法廢死已然是一種「奢談」、「理想」，也是一種「不可能的任務」，那麼，如何理解「教化可能性」的真義，如何以更嚴謹調查程序精審、慎判死刑取代廢死，即成為現階段無奈的抉擇。

「教化可能性」的緣起與爭議

「教化可能性」，只是媒體為求通俗易懂的概稱，判決書出現的用詞有：教育改造、更生改善、教化遷善、教化矯正期待可能性、再社會化、復歸社會可能。最高法院首宗提出「教化遷善可能」一詞的案例是95年7月判決的阮保利、陳昌隆殺人案，審判長張淳淙要求高雄高分院更審時，「審慎酌定，讓尚有教化遷善可能的被告，保留一線生機」，結果，一審迄更二審均被判死刑的被告，於更三審均獲改判無期徒刑定讞。

阮保利案的最高法院裁判要旨，影響甚大，頗具指標性，不過，因為對於有沒有教化遷善可能，法院究竟應如何調查認定，判決要旨並未說明，在爾後的審判實務中，是否有教化可能性？大都欠缺客觀具體的調查論據說明，生死判還是一如以往僅取決於承審法官一念之迴旋。

最典型的案例是錢萬枝綁票撕票案判決無期徒刑定讞，與唐霖億強盜殺人案判決死刑定讞。

錢萬枝與其兄、侄組成綁架集團，共同綁架馬祖商人劉增壽，並撕票棄屍，檢察官於92年3月起訴並求處死刑，錢萬枝一審、上訴審及更一審均被判處死刑，但自更二審迄更五審均改判無期徒刑，於97年10月定讞。

唐霖億，因畏懼組頭追討賭債，持刀砍殺同學母親10多刀致死，洗劫現金1萬3千元、信用卡8張及金融卡3張等財物，又連續多次打電話恐嚇同學的父親逼問金融卡密碼。檢察官於97年8月起訴並求處重刑（被害人家屬2度請求法官判處被告死刑），唐霖億自一審、上訴審及更一審均被判處死刑，最高法院於98年8月定讞。

分析兩案判決，審酌事由雷同：被告均為年富力壯之人，均與被害人素不相識，均窘於經濟、犯案手段兇殘、犯後都無悔意、惡性重大，可是，量刑卻是一生一死，判唐霖億死刑的理由僅多出「罪無可逭，並無值得憫恕之處，已無法教育改造，非使其與社會永遠隔離，不能達到防衛社會之目的。」這幾句形同例稿的譴責文字而已。

最高法院死刑量刑的2種見解4種論述

最高法院的死刑量處基準，從最強調人權保障的「教化可能性」，到最傳統的應報觀念，最近幾年呈現2種見解4種論述：

甲、以「教化可能性」為量處死刑的減輕因素，典型案例是102年1月判決的吳敏誠殺人案。

乙、考量「教化可能性」，但目的在求罪刑相當，典型案例是105年3月判決的黃麟凱殺人案；105年12月判決的李宏基殺人案；107年3月判決的王鴻偉殺人非常上訴案，是否考量教化可能性，依個案而定，也可歸納在此說。

丙、死刑之諭知，強調罪刑相當原則，未提及教化可能性，典型案例是105年6月判決的劉志明殺人案。

丁、生死判，關鍵在最嚴重犯罪、有無法定或裁量減輕事由，與「教化可能性」無關，典型案例是105年4月判決的鄭捷殺人案。

以上甲乙說均有考量教化可能性，基本上是同一見解的兩種論述，丙丁說均未考量教化可能性，也是同一見解的兩種論述。

「教化可能性」的第一次補強論述

甲說的目的是「精審教化可能性慎判死刑」，這是最高法院庭長吳燦於102年1月判決吳敏誠殺人案時，為補強95年間阮保利案的論述不足，針對死刑量刑考慮基準，嚴格要求事實審以「盤點存貨」方式，逐一檢視、審酌刑法第57條所例示10款量刑事由，並闡明：量處死刑必須考量犯罪行為人的人格形成及其他相關背景資訊，以實證調查方式進行評估（例如科刑前之調查報告）。

從此以後，被告是否有「教化可能性」，幾乎成了歷審死刑量刑的基準，但是，限於司法實務積習及法制缺憾，如何認定「教化可能性」，事實審法官實務作法參差不齊，依樣畫葫蘆的多，完全依照吳敏誠案裁判要旨的精審慎判要求，具體踐行死刑量刑調查審酌的案例少，「教化可能性」的實務運作結果，幾乎成了「免死符咒」，各式各樣稀奇古怪的「教化可能性」論述紛紛出籠，諸多死刑案因而「死裡逃生」，導致「教化可能性」成了輿論撻伐的眾矢之的。

「教化可能性」的第二次調整論述─「即使採「教化可能性」的死刑量刑基準，還是可以判死刑的！

正當審判實務在輿論撻伐聲中，以蹣跚步伐踐行「教化可能性」的死刑量刑基準，諸多死刑案因而「死裡逃生」之際，幾近符咒化的「教化可能性」論述，幾乎與「廢死」畫上等號，曾文欽殺童案、龔重安殺童案、王景玉殺童案、鄭捷殺人案又接連發生，在輿論「反廢死」、「反教化可能性」聲浪中，最高法院不止出現最傳統的應報觀念死刑判決─鄭捷殺人案（丁說），甲說「教化可能性」的死刑量刑基準，也出現調整折衷論述（乙說），乙說近年來更有漸成主流趨勢。

以下三案死刑量刑基準，都是兼採「教化可能性」與「罪刑相當原則」的乙說見解，都是在昭告國人：「即使採「教化可能性」的死刑量刑基準，還是可以判死刑的！」，司法天平基本上是略微向「罪刑相當原則」傾斜，算是針對輿論抨擊最高法院「以教化可能性迴避判死」的回應。

一、105年12月，最高法院判決李宏基殺妻案死刑定讞，雖然詳審是否有教化可能性，有慎刑、恤刑及最後手段性思想，但是，審判長洪昌宏強調：「死刑未廢，不該有『殺人不會判死刑』、『只殺一個，不致處死』錯誤觀念」，罪刑相當原則顯然是量處死刑的最關鍵考量。

二、106年7月，最高法院判決黃麟凱姦殺女友案死刑定讞，審判長邵燕玲的見解雷同。

三、107年3月，最高法院判決的王鴻偉殺人非常上訴案，審判長郭毓洲強調：是否考慮教化可能性，法無明文，依具體個案情節而定，亦即，是否審酌均可，王鴻偉案即使未審酌教化可能性而判處死刑定讞，也不違法。

寄望法務部及事實審法院的「敬業改革方案」─「教化可能性」的第三次精進建議方案

如前所述，最高法院目前仍是「依具體個案情節而定」，尚無統一的死刑量刑基準，一、二審判決更是各吹各的調，審判見解與品質均良莠不齊。簡言之，要判死刑，就偏向罪刑相當原則，要判無期徒刑，就偏向有教化可能性，生死判的實務亂象依舊，「如何建構並落實一套客觀嚴謹的調查審判程序」及「如何建立一套可供遵循的客觀認定標準？」，還有很大的調整精進的空間。

現階段的審判實務亂象，在進行法制改革之前，其實，仍有無須修法即可採行的具體改革方案，筆者稱之為「敬業改革方案」。

例如，對法院審判而論，最近幾年一、二審審判死刑爭議案（例如，謝依涵、吳敏誠、王景玉、曾文欽等），幾乎都是以精神、心理鑑定方式調查「教化可能性」，但都只委託單一專業領域的醫院或專家鑑定（例如台大心理系教授趙儀珊或警大教授沈勝昂），因此，鑑定不免帶有主觀性，客觀性不足，審判過程中，仍存有諸多疑慮或爭議。

最高法院刑庭庭長吳燦即建議：事實審委託鑑定時，應藉助包含精神醫學、心理學、犯罪學與社會學等多元專家，以團隊方式進行科際整合式的綜合鑑定，以提高客觀性。

吳燦認為，關於死刑量刑的「教化可能性」鑑定，屬於新興的鑑定命題，而且不免帶有鑑定者的主觀，不像DAN鑑定有其客觀性，加上鑑定所涉及的層面廣泛，如有鑑定必要，並非單一領域專業可以勝任完成，若以多元專家團隊綜合鑑定提高客觀性，即使仍有爭議或疑點，也可透過檢辯交互詰問專家證人的方式釐清爭點，檢察官求處死刑的案例並不多，調查審判程序應不厭其詳，力求精密週延。

其次，對檢察官偵查而論，求處死刑時，也應善盡舉證責任，不能含糊含籠統的起訴，就要求法院判死刑。

吳燦即建議，檢察官求處死刑案件，應引進少年事件處理法第19條的「量刑前調查制度」，以彌補法官對於科刑資料不知如何調查的窘境。

吳燦認為，檢察官在求處被告死刑時，原本就應負舉證責任，因此，不用修法，根據觀護或監護資料，檢察官即可以在論告時，檢附一份完整的被告人格形成及其犯罪相關背景資訊的「量刑前調查報告」，使被告是以一個「活生生的社會人」而非「孤立的犯罪人」面目呈現，對於法官量刑評價的考慮會更精緻周延。

另外，曾擔任少年法庭法官2、3年，又曾調司法院刑事廳主管少年事件業務前後5年的最高法院庭長洪昌宏，也以實務經驗大力支持吳燦的建議。

洪昌宏認為，少年法庭審理少年刑事案件，一份盡責的觀護人調查觀護報告，可以提供少年從家庭背景、學校學習到社區交友的完整具體資料，可以說刑法第57條所列量刑應審酌的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犯罪後態度等資料，盡在其中，通盤瞭解涉案少年之後，等於多了一個「量刑助理」，對於法官妥適量刑或處遇幫助很大，而這些觀護報告資料，在一般刑事案件或死刑案件中，是看不到的，因此，他常想：「假若檢察官求處死刑案件也有一份類似報告，那該有多好！」

最後，筆者認為，吳燦與洪昌宏的建議，無須修法即具體可行，就看法官的調查審判程序是否不厭其詳，力求精密週延，法務部是否願意上緊檢察官的舉證責任發條，亦即，「精緻審判」與「精緻偵查」是否能達成的關鍵，端在法官、檢察官是否夠敬業而已。

※作者為前資深司法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