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纏訟21年的死刑官司（計7次判死、2次無期徒刑），終於在13日畫下令人欣慰的句點，當年被控擄人殺人的徐自強，最後獲以無罪定讞。徐自強案雖然不若蘇建和案（另包括劉秉郎及莊林勳兩人）在媒體前受到那般高度關注，但纏繞在他身上的法律訴訟，卻也處處顯現台灣司法變革的深度反省。

1995年9月1日，台北縣一名房屋仲介商遭到綁架勒贖，並遭殺害。警方在家屬交付贖款過程中，當場逮捕其中一名歹徒，旋即又有一共犯落網（根據勒贖通聯紀錄）。徐自強之所以捲入此案，即是和他有親友關係的兩名歹徒指控他參與犯行。在擄人勒贖唯一死刑的年代，徐自強在遭通緝而主動投案後，遂與其他兩名共犯一起被判處死刑。但徐自強自始否認和這起綁架事件有關，事實上，檢警也從未掌握徐自強犯案的事實證據。

20年前的司法文化，仍多存在被告互咬而予定罪的風氣，此「便宜行事」的做法，在證據取得技術未臻成熟之前，屢屢讓「你沒有做，別人為什麼要講你」，成為足可形成一人犯罪的證明。一如蘇案中「屈打成招」模式，皆屬司法過往的暗黑法則。

而讓「被告互咬」成為法院判刑的重要參著點，最直接的衝擊和挑戰，便是罔顧「無罪推定」的法學原則。徐自強是為最典型的有罪推定案例，關於他犯罪內容的形塑，僅起於他和兩名落網的歹徒熟識，且有金錢借貸往來，加以對方指控，則無論徐自強如何辯解自己事發當下並不在現場，亦無通聯、指紋、證人可證實其犯案，便也無從取信抱持「有罪推定」心態的法官，逕以複數共犯自白互為補強證據，即認定徐自強有罪，還一併判處死刑。20年後的今天，回溯當時氛圍，確實叫人不寒而慄。

徐案的其一環節，即是在檢證我國司法對於「無罪推定原則」信守的程度。此外，實務面的探求，則為「共同被告不利於己之陳述，得為被告之罪證」究竟合適與否。當然，事態發展，「被告互咬」已不光是司法實務上合不合宜的問題，它還根本觸及了憲法保障人權的精神。

根據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嚴格證明法則，證據必須確實具有證據能力，且經合法調查，使法院形成足證被告犯罪的確信心證（非合理懷疑，而是百分之百確信），才能判決被告有罪；尤其為了避免過分偏重自白，有害於真實發現及人權保障，另外也規定被告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明，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惟徐案僅是以兩名共犯的自白互為佐證，就當成補強證據。

徐案過去的審判，顯然背離了上述法理原則。起始的法官以有罪推定心態判處徐自強死刑，爾後的上訴，歷審法官便幾乎「一脈相承」地走在「有罪推定」、「被告互咬」的搭橋上。徐自強就是因為這樣而困於死牢之中十餘年。

幸有救援徐自強的律師據此申請釋憲，尤其有賴當時以人權精神為至高理念的大法官，對法院採予「被告互咬而定罪」做出違憲解釋，徐自強才有機會藉此違憲解釋繼續打官司求生。所謂釋字582號即是因徐案而生。

徐案總結，或可為挑戰法院長年「有罪推定」、「被告互咬」故習的勝利，最終無罪的結局令人可喜，但畢竟是一個人，乃至一家人付出20年的歲月青春，才換得的一步司法躍進。接下來，必有大筆冤案賠償的官司尚待進行，只是，除此之外，國家的司法誤謬，又何以補救一個人近20年的灰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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