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8日，美國以出乎意料的「大陣仗」，派出代理司法部長惠塔克（Matthew Whitaker）、美國商務部長羅斯、國土安全部長尼爾森及聯邦調查局局長瑞伊等陣容龐大的團隊，公佈美國將要起訴華為、其關聯公司星通（Skycom）和孟晚舟的13項罪名。司法部同時公佈了將起訴華為盜竊T-mobile美國公司知識產權的10項控罪。第二天，孟晚舟在加拿大再次過堂，更改了保釋條件，把下一次聆訊訂到3月6日。孟晚舟事件的法律大戰即將展開。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兩份起訴書是分立的。第一份（13項控罪）在紐約東區法院，與孟晚舟有關。第二份起訴地點在華盛頓州西雅圖，被告是華為及其美國分公司，與孟晚舟無關。這裡先討論涉及孟晚舟的第一份起訴書。

簡而言之，第一份起訴書重點在華爲通過關聯公司星通，向伊朗轉售美國禁運品。這個過程中，華爲多次否認自己和星通公司的關係，明明是其控股的子公司，卻説成是合作夥伴。

文件中列出的主要事項有：

在香港註冊但主要在伊朗運營的星通公司在2007年，由華為通過一間控股公司（華為控股公司一）收購。同年11月，控股公司一把股份轉讓給同樣是華為控股的另一間控股公司（華為控股公司二）。華為一直聲稱星通公司是伊朗的合作夥伴。孟晚舟在2008年2月到2009年4月之間在星通擔任董事。2010年後，她成爲華為的CFO，此後進一步成爲華為董事。

2010-2014年之間，銀行一及其美國分公司（疑似滙豐銀行），為星通公司提供過1億美元以上的轉帳服務。2017年，銀行一告訴華為，結束與華為之間的合作。銀行二及其美國公司、銀行三及其美國公司、特別是銀行四（懷疑是美國本土銀行）曾為華為提供銀行服務。

星通公司涉嫌在兩個方面違反美國對伊朗的制裁令（ITSR）：第一，它把美國禁運技術輸出到伊朗；第二，它還在伊朗聘請了（至少）一名美國公民，違反了美國規定公民不能為伊朗服務的禁令。

華為則聲稱對星通公司的行爲不知情，也否認華為與星通是母子公司的關係，在多個場合誤導（mispresent）以上四間銀行。主要的事例為：

第一，2007年7月，華為對美國政府和四間銀行說，自己雖然在伊朗有業務，但沒有違反制裁令。其中，個人一（懷疑是任正非）在2007年7月接受FBI問話，強調華為沒有違反美國法律與伊朗做生意。又說伊朗出現的違禁品，可能是伊朗通過埃及購買的（與華為無關）。

第二，華為多次向銀行一聲明，華為在伊朗的公司沒有利用銀行一進行交易，實際上，華為通過銀行一的美國公司進行過過百萬美元的交易，其中部分交易在紐約東區進行（於是紐約東區有管轄權）。

第三，2012-13年，多家媒體報導，星通違反美國制裁令，又指出華為是星通背後的公司。華為公開否認自己與星通的母子公司關係。此後，多名華為代表又公開地、或對相關銀行及美國政府否認自己與星通的關係，導致銀行繼續與華為及（其他）子公司繼續保持銀行服務的聯係。其中，2012年9月13日，華為一名高管在美國國會作證，表示華為的伊朗業務沒有違反相關法律。9月17日，華為財政部門人員與銀行四主管會面，表示華為業務不違反美國法律。

而孟晚舟本人在2013年6月向銀行一提出會面要求，8月22日在香港用中文向銀行一作簡報，表示：1）華為在與伊朗的業務一直遵守聯合國、美國、和歐洲的相關法令；2）華為與星通只是普通的商業合作關係；3）孟晚舟本人在星通的董事會職務，只是幫助華為更好了解星通的財政狀況與合規情況；4）華為在敏感國家的業務將不會再銀行一開啓賬戶，也不會利用銀行一進行交易。以上陳述（在控方看來）都是虛假陳述。很可能因爲孟的陳述，銀行一此後繼續為華為提供服務。顯然，如果銀行一知道華為與星通公司的真實關係，就不會繼續提供服務。

2014年，孟晚舟在美國旅行，美國通過某種方式，獲得其電子設備中一份被刪除的文件，其中有英文的文字，記下「建議談話要點」，如何撇清華為與星通的關係。（筆者）看起來這份被刪除的文件與以上簡報有一定關係。

第四，2017年，銀行一在與華為溝通不果之後，單方面決定中止與華為的關係。此後，華為尋求其他銀行擴大服務，特別是銀行四。2017年8月，華為（名字被凃黑的職員（們））向銀行四等聲稱，是因爲銀行一的服務不理想，自己主動決定停止與銀行一的合作關係。很可能因爲華為的誤導，銀行四等決定擴大與華為的合作關係。如果銀行四知道是銀行一主動中止與華為的合作，很可能作出相反的決定。

基於以上事項，美國提出13項控罪，其中兩項是陰謀策劃銀行欺詐（1-2）；一項是陰謀策劃轉賬欺詐（3）；兩項銀行欺詐（4-5）；一項轉賬欺詐（6）；一項陰謀策劃欺騙美國政府（7）；兩項陰謀策劃違反美國禁令（IEEPA）（8，10）；兩項違反美國禁令（9，11）；一項洗錢（12）；一項陰謀策劃妨礙司法公正（13）。

以上的細節讓我們更好地理解華為孟晚舟案件。如果上述陳述皆屬實，華為與星通被美國定罪制裁，可謂鐵證如山。

但具體到孟晚舟又不一樣。筆者此前反復論證過，對公司與對個人的定罪要求是不同的。

華為與星通被美國定罪制裁，可謂鐵證如山，但司法對孟晚舟個人的定罪要求是不同的。（美聯社）

如果以上所有事情都發生在美國，那麽孟晚舟被引渡到美國受審也是極大概率的事。可是在起訴書中，以上事項和控罪，對事件發生的地點往往模糊化處理。比如孟晚舟對銀行一的簡報，明明在香港發生，起訴書卻不提這個地點。在控罪中雖然提及案發地點包括美國本土，卻又把華為、星通和孟晚舟作爲並列主語，搞不清什麽事情，涉及誰，在美國「犯罪」。這也是刻意模糊化孟晚舟「犯罪」地點的處理方法。

美國司法部之所以一再刻意模糊化孟晚舟「犯罪」地點的問題，最直接原因是孟晚舟涉案的地點不在美國。在2013年6月的事件，在香港發生。此後在美國發生的事件，比如向銀行四虛假陳述（凃黑的職員），向國會虛假陳述（華為一美國高管），都不是孟晚舟。起訴書中提及孟晚舟在美國的活動，只有在電子儀器上搜到被刪除的文本一項，但這個文本最多只能證明，孟晚舟曾試圖誤導銀行，這不是孟晚舟在美國的「犯罪」。

因此，就起訴書上出現的新細節而論，筆者以前論證的，美國對孟晚舟的起訴存在管轄權的障礙這一點，在起訴書中根本沒有被克服。

簡而言之，司法管轄權問題向來是國際法律中的難點。一方面，案情可能非常複雜；另一方面，案件涉及多國，牽涉主權問題，必然帶來國際政治角力。

在國際法層次，通常可以有六種原則。第一，屬地原則，這個案件在什麽地方發生，就歸誰管。第二，屬人原則，犯案者是哪個國家的人，就歸哪個國家管。第三，效果原則，即案件後果影響到某個國家領土之内，就歸哪個國家管。第四，保護原則，若案件對某國潛在地產生威脅，也有權管轄。第五，受害人原則，受害人（或法人）是哪個國家，無論在何處發生都有權管轄。第六，普遍性原則，一些被廣泛認爲是犯罪的行爲，即便在某個國家不認爲是犯罪，其他國家也有權介入。前三者國際上的接受度較高，後三者則因國而異。

不難想象，這些原則間互相衝突不罕見。到了全球化和網絡化時代，屬地原則更可能被擴大，即「屬地」不一定是在真實領土上，可能還包括網絡空間與銀行網絡。因此，「長臂管轄」的爭議越來越頻繁。

值得指出的是，「長臂管轄」不一定不受歡迎，有時還相當必要。除去涉及人權等普世價值的案件外，普通刑事案也有先例。2015年，美國從瑞士引渡國際足聯秘書長布拉特等到美國受審，當時普遍輿論是沒有美國這個世界警察「長臂管轄」，就根本無法懲治那些腐敗的國際組織負責人。

具體到孟晚舟的案件，美國的管轄權非常成疑。孟不是美國人，不符合屬人原則。

案件發生在香港，不符合（一般的）屬地原則。受害者目前看來是英資銀行（銀行一疑似滙豐銀行，銀行二疑似渣打銀行）也不是美國的銀行。銀行四雖然是美國的銀行，華為涉事也發生在美國，但孟晚舟並沒有牽涉到銀行四的相關事件中。因此，此案件不符合一般性（傳統）的屬地原則。

普遍性原則也很難適用：雖然「欺詐」在哪裏都是重罪，但它通常只用於海盜、人口走私、人權等重大事項，極少用於欺詐。效果原則和保護原則可能是爭議點。假設華為把星通作爲白手套，把禁運品轉運到伊朗，這確實損害了美國、美國公司與銀行的利益。美國以此控告主事的人就比較說得通。可是，暫時沒有證據顯示孟直接參與向伊朗出售違禁科技。

孟「欺詐」的直接後果是華為能繼續（通過滙豐等）利用美國的銀行網絡做生意。從國際法看，或許可以歸於「擴大化」的屬地原則和效果原則。但顯而易見，這和國際足聯官員直接利用美國銀行賬號賄賂相比，理據非常薄弱。

假設法官接受以上兩種關聯的説法，那麽幾乎一切涉及美元交易可能歸美國管。這會極大地擴大美國的「長臂」。根據美國的法律，美國確實有權這麽做，但按照國際法的原則，並不容易説服加拿大法官。因此，可以想象，美國司法部之所以模糊孟晚舟涉案地點問題，就是要刻意避開司法管轄權的問題，但孟晚舟的律師並不會這樣坐以待斃。

筆者曾論述，如果香港主動提出管轄權的爭議，那麽孟晚舟的引渡官司勝算會更大，但香港那邊並沒有這樣做，可想而知也是中國的意思。

其他控罪，特別是「陰謀策劃」的控罪，至少目前都沒有看到孟晚舟參與的直接證據。儘管按常理推測，孟晚舟很可能參與了「策劃」的事項，但法庭上不能單凴推測。而且如果這些「策劃」不在美國，同樣也面對管轄權的質疑。當然也不排除美國有更多的「料」沒有放出來，這有待進一步觀察。

美國司法部之所以模糊孟晚舟涉案地點，就是要刻意避開司法管轄權的問題。（美聯社）

此外，在起訴書中提及的不具名的華為高管和職員，由於直接在美國涉案，或者直接涉及銀行四這家美國銀行，更可能被美國起訴。但筆者估計，被凃黑的職員很可能已經被美國轉爲污點證人。

另外，個人一（即疑似華為創辦人任正非）涉嫌「對FBI説謊」一事，在起訴書中涉及控罪7，即陰謀策劃欺騙美國政府。有人認爲，任正非以後都很難踏足美國，一踏入美國就會被起訴定罪。

這也不完全正確。

首先，現在不清楚涉嫌「對FBI説謊」一事發生在什麽地方，雖然按常理很可能在美國，但起訴書中（再一次）沒有寫出地點，因此很可能地點在香港甚至中國。

其次，任正非被FBI盤問的時間是2007年7月。注意到當年2月，華為才剛剛通過全資子公司華盈從原股東（Profit Eagle Holding和Bestmore Enterprises）收購了星通公司，11月把股份轉讓給離岸公司Canicula Holdings（據信是另一家華為子公司）。很可能，華為有把星通作爲「白手套」的企圖，但更大的可能是，華為在7月份的時候還沒有「來得及」利用星通從事「白手套」的交易。因此，根據現在的資料，任正非當時說「華為沒有違反美國法律與伊朗做生意」，很可能是事實。

基於疑點利益歸於被告的原則（加上可能的管轄權爭議），從表面證據看，任正非因欺騙美國政府被定罪的機會相當低。

此外，正如加拿大「前」駐華大使所言，川普提及「為美國利益，不排除放孟晚舟一馬」，這很大程度上損害了美國「與政治無關」的説辭。而經歷了中國抓加拿大人風波和加拿大駐中國大使被炒風波，這件事件也明顯被政治化。孟晚舟律師也有很大機會能説服法官，孟晚舟在美國得不到公平的審訊。這為孟晚舟再增加有力的辯論點。

最後，筆者在這裡重復一下觀點，孟晚舟的引渡官司，孟方不乏有利的觀點和證據。正如《環球時報》在〈要準備圍繞孟晚舟案打一場持久戰〉中曾承認，「加拿大在正常情況下是講法治的國家，尤其是注重程序和證據方面，它很嚴格。」中國應該有信心在加拿大打贏一場法律戰。

※作者為旅美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