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Cold War，又譯《沒有硝煙的愛情》）是本屆奧斯卡我最愛的入圍電影，它不獲一獎，我不為憾，覺得是它的驕傲。

「我們相識，重逢；我們失落彼此／我們又重新團聚，重新團聚。然而我們又失散……在這生命的旋渦中，生命的旋風吹得我們團團轉。」

——《冷戰》那些高度冷凝的黑白影像內裡是熾熱的痛苦，讓我想起這幾句《祖與占》（Jules et Jim）裡的經典唱詞。

波蘭音樂家維克托和民歌手祖拉，一見鐘情，相約逃亡西方世界，經歷無數離離合合，在大時代的傾軋中，驟然被畫上界線。這樣被分割的兩顆心的外延隱喻，就是冷戰時代被劃分得支離破碎的歐洲大地。

波蘭，位處歐洲的重心位置，歷劫也總是首當其衝。它的藝術家、詩人一貫是最有歐洲意識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米沃什就是最突出者，無數詩篇和文章對之哀悼與反思。波蘭新浪潮電影也如是，現在又有帕維烏·帕夫利科夫斯基，從上一部傑作《修女艾達》的苦澀內省，到這一部《冷戰》的顛沛流離碧落黃泉的愛的追尋，不變的，是一顆傷痕累累的歐洲之心的隱忍。

我完全能理解這對亡命鴛鴦最後的選擇，這是不得不如此的絕望，也是從容的對時代的直面，十字架前致死的藥丸變成了純潔的聖餐。於是兩人最後共坐的田野路旁小凳，讓人想到塔可夫斯基《鏡子》裡母親與父親初見時她所跨坐的圍欄。結局與開始，竟都因為一個鐵幕時代的背景而純粹，體現的，是最不自由的社會中最自由的精神。

自由，在詩人蘭波的字典裡，意味著「生活在別處」。電影的最後一句台詞也呼應了這，「我們過去那邊吧，那邊風景好些。」似乎是這些不安於命運的人的宣言：永遠生活在那邊。那邊是哪邊？不應該是左是右，是西是東。以前人常常愛說那邊風景更好，現在到處都是「那邊」，但這邊的監視制約從未稍停片刻。

選擇第三條道路，其實是挑戰冷戰時代的非黑即白。電影裡民歌團迫於政治壓力把民歌變成斯大林頌歌，與後來維克托讓法國女詩人把祖拉唱的民歌翻譯成法語現代詩，其動機是差不多的。祖拉明白這一點，她生存的殘酷早就教曉了她，因此她才會在巴黎毅然離去那一地浮華。

「馬歇爾（唱片公司老板）他一晚上幹我六次。」祖拉這句話赤裸道出了所謂自由世界的藝術發展真相，和另一句幾年前流行在抗議者之中的口號相若——「我不需要性愛，因為我的政府每天操我。」維克托為前者惱羞成怒，不只是吃醋，更是因為這讓他想起了後者，他正是因為受不了後者才穿越東西柏林的界線選擇流亡的。

自殺是生命最終極的反抗，是最單純的一句No。電影的靈魂，那首波蘭民謠Dwa Serduszka為這決絕做了充分的鋪墊。「兩顆心和四只眼睛，夜夜哭到天明。黑眼睛啊，淚流因為不能相見。因為不能相見。母親不准我愛上那個男孩，但我要緊緊抱著他，愛他至死不渝。」

另一個譯本稍有出入：「兩顆心兩雙眼，是什麼在日夜哭泣，你為之流淚的黑眼睛，再也無法與你相見。我像個沒有母親的男孩，誰會愛上這樣的男孩，他們的心會堅如磐石，是誰會置他於這等傷痛？」第一個是《上邪》的赤誠熾烈，第二個是巴列霍式的哀鳴。無論哪個譯本，都比「鐘擺殺死了時間」那個法語現代詩版本強。

「鐘擺殺死了時間」這種法式隱喻，就像那個對祖拉白眼的法國女詩人一樣帶著莫名優越感，永遠不會理解祖拉與維克托的波蘭式痛苦。在鐵幕下，殺死只有一個意義，就是結束你的生命。祖拉的啞然失笑，實際上就是對西方的這種隔靴抓癢的憐憫的厭惡，也不只是吃醋。鐘擺不能殺死時間，但祖拉與維克托能夠選擇死於愛情，而遠離了其他不堪的生存。

說回電影本身，在今年奧斯卡的芸芸競爭者當中，《冷戰》的確是最冷的，它在美國得不到共鳴。極度克制的黑白灰加上方畫幅，幾乎是一幅幅用祿來雙反相機拍攝的靜照，有如Ed Van Der Elsken的《左岸之戀》，而全景中稍微極端的構圖則讓人想起另一位東歐的大師Josef Koudelka，都是讓荒涼的歐洲內陸包圍疏離的人群。

把這樣一部注重攝影的電影譏之為明信片電影、PPT電影是輕率的，它只不過沒有采取《日瓦戈醫生》那種俄羅斯式大敘事來面對同樣沉重的歷史。白馬過隙一樣的生活，我們果真都能故事化我們所有的記憶，都用上帝視角一股腦扔給觀眾嗎？敘事的跳躍片段化，是莫迪亞諾式歐洲傳統，關鍵的龍頭鳳尾箍緊了全篇，其他時光就如你腦海中的記憶一樣隨意組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