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10日，英國記者霍林沃思（Clare Hollingworth）歡度了她105歲生日，67年前她因獨家揭露二戰序幕，半世紀以來被奉為傳奇記者。歐洲二戰實有諸多值得人類社會省思的細節，足堪傳奇的故事不知凡幾。

而我們以今天眼光觀之，或可明顯區別出當年「正義」與「邪惡」的差異，但在納粹崛起的那幾年間，歐洲不少國家內部卻未必都有一致與之對抗的念頭，尤有人鼓吹應該展開雙臂，擁抱德國起此一「沛然莫之能禦的世界趨勢」。背後的心態有些很複雜，但其中頗為明確的主張，即是寄望藉由依附德國的統治，好自我壯大，從而享有強國人的光榮感。同時，靠攏德國，也可視為當時某些歐洲人在「反英國帝國主義」上的情緒宣洩。

二戰初期，挪威「國家社會主義黨」的創黨者奎斯林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且和自己國內的大文豪哈姆笙惺惺相惜，面對德國步步進逼，兩人有志一同，咸認「唯有讓超人般的帝王負責統御領導國家，這個國家才有機會變得強大，至於民主和選舉，顯然只會把國家的命運前途交到一群庸才手上。」他們尤其尊崇國家應該集權於一小撮菁英身上，有很強大的反民主、反自由意識，即使必須利用恐懼的心理去控制黎民百姓也在所不惜。

奎斯林應和納粹的做法，就是把他領導的「國家社會主義黨」也納粹化，唱頌著「大日耳曼主義」的光榮；哈姆笙更是大方地將他的諾貝爾文學獎獎章致贈給希特勒的心腹，以換得能踏上德國土地的門票，並且親自和希特勒見上一面。

生長於挪威這一歐洲史上傳統小國，奎斯林和哈姆笙看到的是自己國家歷史上遭遇到的種種恥辱、難堪和軟弱，而非自豪於這小小王國在列強環伺下所蘊含的勇敢和堅毅。加以那個時期民主制度多有顯現效能低落的一面，使得他們愈發難以忍受自己出門無法像德國人一樣走路有風，於是最好的辦法，就是把自己的國家交給一個大國管理。

一個是政治上的菁英，一個是文壇上的巨擘，皆以希特勒宣傳的教條馬首是瞻，相信國界只是任何一段時期政治衝突後暫時的疆界，明天就會被更強大的力量改變或摧毀，「血緣還濃於護照」。此外，他們還篤信國家之間不可能一律平等，因為有些國家「根本不值得存在」。

就像其他國家的傀儡政權，其政治主張儘管再怎麼不符普世價值，仍能占有一定的國內政治市場。在德國背後撐腰下，遂讓挪威境內的民主自由派吃盡苦頭，國王和內閣官員甚至還因此流亡他鄉。當然，他們對德國占領期間所行高壓統治並不會有太深刻的感覺，包括民眾家中收音機全被德軍沒收，只有德國人的電影才有權在電影院裡放送，除了德國納粹純為洗腦用的政令文宣全天候播放，電視也不再報導任何真正的新聞，以及蓋世太保無所不在，隨時在路口毫無理由盤查挪威人等等。哈姆笙雖享有諾貝爾文學獎的光環，倒也不甚在乎自己的同胞從此無法再說自己想說的話、印自己想印的書。畢竟對他們來說，所有民主的原則和精神，一概都可簡化而為經濟問題取代。

曾於幾年前，以國會議員身分造訪挪威的國民黨主席洪秀柱，親臨踏足的地點之一，即是1940年德國大軍登陸挪威的第一座城市「卑爾根」。以其今日將率國民黨之眾訪問中國，躊躇滿志，難道是在奎斯林、哈姆笙身上得到不少啟發，對於今日世界崛起的另一強權，亦抱持著一種相當極端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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