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訪歐之行使歐洲再次探討如何面對「一帶一路」，一個非西方文明提出的地區發展倡議(戰略)。這是歐洲自蒙古西征以來，面對東方文化與文明最顯著的衝擊，面對近東的伊斯蘭議題，歐洲各國似乎已應接不暇，更是自冷戰結束以來，整個西方文明對於世界秩序的維持最無共識的時刻。若要更深刻的探討歐洲如何看待「一帶一路」，需要從歐洲的文明與脈絡中看待其秩序觀的變遷與認識。

在信息科技發達的當代，新的歐亞大陸共識成形之前，要能消解歐洲內部的問題，包括新興的伊斯蘭文明問題。在歐洲難題尚未梳理之前，「一帶一路」若只談發展，而不去理解歐洲的文明脈絡和生活世界，便很難提出「基礎建設」以上的「心靈契合」的方案。

自16世紀歐洲近代民族國家興起以來，歐洲應對文化與文明的辯證周期約為50年左右，現實的生活世界也與文明演變形成辯證關係，每段時期無不產生相應的思潮和先哲，同時也成為下一階段生活世界秩序的前理解。

重視國家生存與權力平衡

1583年的科隆戰爭到1648年簽訂西發利亞條約，歐洲各國形成世俗化與主權國家平等尊重的共識花了近50年。這承襲自文藝復興對人的覺醒，和對宗教威權的挑戰，產生胡斯和馬丁路德等人開拓了人的可能性。當時的格勞秀斯和後來的康德、黑格爾等先哲皆從這個時代中汲取養分，探索理想的現實生活與秩序觀。

1697年的大同盟戰爭結束後，歐洲確認了均勢的權力平衡共識，不讓法國過度獨大。此一共識具體呈現在1701年的西班牙王位繼承戰，各國聯合反法。1754年-1763年的7年的七年戰爭改變歐洲秩序的重心，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無法獨立面對法國，英國開始積極介入歐陸事務，使得路易14付出龐大的代價維持太陽王的盛名。各國為維持國家的生存，無不採取各種權力平衡的手段，小國謀求夾縫求生，大國無不懷疑潛在威脅者，至今仍為西方國際關係的重要原則。

17-18世紀變動的國際秩序卻也是啟蒙運動興起的開展的背景，使得人們更審慎驗證既有的文化、法律，和一切現存物的合理性。法國此時也出現如伏爾泰和盧梭等一批先哲，豐沛歐洲人文思想的內涵。1815年拿破崙戰爭結束，法國雖敗，政治形成上以英國為首的不列顛治世。但是在精神世界上，共和主義成為歐洲人民共同意識，作為19世紀歐洲秩序的基石。從此開始歐洲協調（Concert of Europe)勉強作為五大國的秩序基礎，也是當代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國的濫觴。

戰後文明自信的危機感

浪漫主義和民族主義交織的思潮對在普法戰爭結束後走向極致，德意志帝國作為新興崛起強權，嘗試打破既有的權力體系，同時歐陸各國爭先展現工業革命的成果，終於在1914年激起一次大戰。1907年胡塞爾出版的鉅作「歐州科學危機」一書也提出當代生活世界的危機和超越論的問題，這也並不是巧合。

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1947年冷戰開啟到1991年冷戰結束，經歷了西歐強國對東歐的背叛，東西方世界更放大不信任，透過核武維持的恐怖平衡和戰後脆弱的人心，使得批判主義有著能興起的土壤。即使近代歐洲歷史的從積極面來看，從1951年到2002年啟用歐元也花了50年，但是在21世紀初期歐盟發展的過程中，在歐元區擴大和烏克蘭危機中退縮，不只是呈現對歐洲當代文明的不自信，也再次失去東歐國家曾經的信任和期待。

中國有意打好文化牌，但……

回顧歐洲現況，此次習近平訪問義大利有「避實擊虛」的意涵，不只是從歐盟經濟較弱的「歐豬四國」作為切入點，更是有著非政治性的文化與文明意義。自秦漢以來，義大利地區與中國經由絲路進行各種文明交流和經貿活動，在羅馬帝國時期建立與中國的來往，斷斷續續的保持至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地區各邦。而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地區提出人本主義的精神和古典文化的再生，和當代中國提出的「中華文化偉大復興」有著巧妙的隱喻關聯，透露著中國有意嘗試淡化「一帶一路」的政治意涵，希望能提升為更高層次的當代文化事件。然而歐洲方面能否積極回應「一帶一路」，仍在於中國能否深刻理解歐洲文明內涵。

對於經濟較為發展的中西歐國家，除了與美國有著共同的基督教文明的脈絡之外，更有著與美國在此基礎上共築的經濟、安全上各種層次複合的關係。在北約的架構下，大西洋兩岸多國沒有軍事互信的問題，但是與中國並有這樣緊密的安全關係，經濟上兩岸國際企業和金融機構的網絡更有著深層的歷史背景，像是各大投資銀行之間有著綿密的猶太金融家族網路。

面對上世紀屢遭背棄的東歐諸國而言，參與「一帶一路」雖然能作為地緣政治平衡西歐和俄國的手段，是國家生存與發展的機遇，雖然和西歐各國有著不同的國家生存考量，但是在文化上對於個體被理解尊重的需求是相同的。中國在歐洲不同的聲音之間，只能嘗試以文化與文明作為共同的對話語境。

緣是之故，「一帶一路」要能被歐洲多數國家接受，打造類似大西洋兩岸共通的文明認同，將是一個龐大且複雜的文明工程。除了資金與硬體建設外，還需要深刻理解歐洲文化與文明的脈絡，提出在地化的方案仍需要時間，與歐洲消解問題處於相同的歷史機遇。換言之，「一帶一路」要能以歐洲文化與文明的脈絡和背景提出方案，才能緩減各國的疑慮。

尊重個體的特殊性才能贏得信任

這樣的前提必然是尊重歐洲文化的特殊性，包括基於啟蒙運動和理性主義等人文思潮發展的法律與秩序觀，而非只以中國文化與近現代化的經驗去思考理解對方，而是要嘗試從尊重中以共學同進的心態思考如何化解當代全球化與在地化的矛盾，才能消解不同文明之間的視閾差異。

然而，今日中國本身亦為發展中國家水平，欲舉全國之力興歐亞之利，儼然挑戰其能力之臨界。近鄰的東南亞各國：馬來西亞、緬甸和泰國等對「一帶一路」提出的諸多議價作為，應已讓中國開始檢視現行政策的合宜性。如今中國該是思考戰略收縮或調整實質內涵的時候，不只是以基礎建設和投資交易資源和勞動力，更要改善項目的透明度和在地化程度，逐步落實為「文化與文明的倡議」。

面對歐亞大陸之間更為多元複雜的文明互鑑，中國不能急於一時，也需要與歐洲的交互開展理解之中，使歐洲形成願意理解的「一帶一路」的意識。相信有著相同文化脈絡的兩岸關係的如何發展，也會是歐洲各國審視之處，若我國未能在兩岸關係上有著共榮共存的機遇，遑論與中國不同歷史文化的歐盟各國會相信「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的可能性。

※作者為台灣絲路文化協會副秘書長，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