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格說起來，Nylon（鄭南榕）與我僅有一面之雅，但他對我的影響極深。

黨外雜誌啟蒙
 

1986年底，我第一次看到「鄭南榕」這個名字是在「黨外雜誌」的封面上。那時候的黨外雜誌因為被掌權者列為禁書，雖然屬於小眾市場但仍有一定的銷路，因此如雨後春筍般紛紛出刊。據我印象所及比較知名的有：康寧祥的《八十年代》、周清玉的《關懷》、許榮淑的《生根》、雷渝齊的《雷聲》、黃天福的《篷萊島》、林正杰的《前進》……等等，不勝枚舉。而其中，剛進大學的我最常購買閱讀的，就是鄭南榕的《時代》系列雜誌。

看到這裡，或許有些年輕輩的朋友會問：為什麼是《時代》「系列」雜誌？ 容我引述說明一下：
 

1984年初，鄭南榕為了辦雜誌，到處收集大學畢業證書，並向新聞局登記為發行人，以作停刊時的備胎之用，為了對抗當時警備總部的查禁、沒收和新聞局的停刊處分，他總共登記了十八張執照，又逐步建立印刷、裝運和行銷網路，以不計血本的擔當按期出刊。一九八四年的三月十二日，「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的自由時代系列週刊誕生了，在驚濤駭浪和危疑震撼下，並經過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日，自由時代周刊刊登「台灣共和國新憲法草案」，鄭南榕自焚後半年才結束，總共經歷了五年八個月，出版三０二期。

圖片取自鄭南榕基金會。

自由時代週刊不顧國民黨的言論箝制，揭發許多當時的政治黑幕，客觀忠實報導，也因此創下被查禁和停刊次數最多的記錄。

學生運動洗禮
 

1986年，我進入大學，考上的是政治學系。「政治」兩個字，對當時沈浸於擺脫聯考桎梏喜悅的我而言，似懂非懂，既陌生又遙遠……
 

嚴格說起來，生長在一個自營商家庭，在家庭即公司、家裡是工廠的環境中長大，客人、員工來來去去，所談論的話題天南地北、古往今來、地理歷史、名人軼事……無所不包。原本對凡事好奇、喜歡思考的個性，在這種氛圍底下，可說是如魚得水、悠遊自在，俯拾皆議題，人人皆我師。政治議題雖不是戒嚴時期人們茶餘飯後的主要話題，但臧否時人時事、談論社會現象卻是不可避免的。
 

只是台灣社會處於長期戒嚴之下，黨國教育體制的終極目標是把每一個學子形塑成忠黨愛國的「堂堂正正中國人」。猶記大專成功嶺暑訓時，每週莒光日電視教學，除了國防部和華視（當時由軍方掌控）聯合製播的洗腦式「軍聞社」新聞之外，「大時代的故事」是強化反共教育的一個帶狀節目，必須認真觀看並撰寫心得。1986年，因為台大發生「李文忠事件」，台大學生在校園內發起集會遊行，這讓國民黨政府回想起北洋時期、對日抗戰、國共內戰各個歷史關鍵時刻，總有青年學子放下書本、共赴國難，甚至不惜拋頭顱、灑熱血，為國捐軀。為了防止學潮，國防部發給每個在成功嶺受訓的大專學生一本《學運的歷史悲劇》，意在為將來可能的學運先打預防針。
 

校園改革衝擊
 

諷刺的是，國民黨的「先見之明」，顯然沒有奏效。 1980年代末期，台灣的校園內，反體制的異議性社團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不僅從地下走上檯面，改革派的學生甚至透過校內選舉入主學生會， 更發起校際串聯共同關心社會議題， 最後在1990的三月發生了大規模的野百合學生運動。
 

剛進大學的我，原本對各種琳瑯滿目的社團活動抱持高度的好奇，大一、大二時因為遭逢家變，無法在課餘分心參加，只能打工（送報、擺地攤、家教……）賺取生活費用。大三之後家境稍安，我開始投入系刋編輯工作，而後接任系刋總編輯；並擔任學系代表參與校內公眾事務。幾經與校方與校內保守派學生團體（我們戲稱當時的國民黨學生幹部為「小K寶寶」）折衝、交手，對校園體制內改革失望之後，我曾經有一段時間決定抱持「校園無政府主義」（不加入任何學生團體）……
 

在我擔任系刋編務的過程中，因為將原本雜誌型、每學期一本的刋物，改版為報紙型月刋；原本的編輯預算不敷使用，必須自籌財源。於是為了順利出刊，要找廠商刋登廣告。校園刋物的廣告業主，因為受限於發行對象為學生群眾，實在不好找。第一則廣告是，參與編務的同學找了幫他修理機車的車行老闆，願意情義相挺，於是刋登了「機車修理」的廣告。而後經人引見，元穠茶藝館的老闆娘蘇治芬（沒錯！就是後來的雲林縣長）除了自己掏錢贊助刋登之外，還介紹紫藤廬茶藝館的周渝先生也幫忙。還有前衞出版社社長林文欽慷慨贊助，連續好幾期刋登前衞書訊。
 

刋登《台灣人四百年史》廣告
 

就在這一段為了學生刋物的言論自由和校方周旋之外，還要四處找尋贊助者「抖內」（donate）的焦頭爛額時期，偶然的機緣下，與我素未謀面的Nylon，竟然願意出手幫忙，令我感佩不已。
 

這一天，我帶著負責財務的編輯同學，一同來到民權東路三段106巷3弄的一棟公寓，當下讓人納悶又訝異的是：沒想到讓國民黨當局傷透腦筋、頭痛萬分，甚至恨得必欲除之而後快的「自由時代」雜誌社，竟然位在如此靜謐的小巷中。登上幽仄狹窄的公寓階梯，進入雜誌社後，映在眼簾的是一張長方型的大會議桌，想是用來開會和做為編輯枱之用，其餘隔間有會客室、辦公室及總編輯室、發行人辦公室……等等。坦白說，讓我倍感親切、賓至如歸的一點，是他亂中有序的感覺像極了學生社團辦公室。我就在這樣的氛圍環境中，見到了慕名已久的Nylon。他穿著淺色短袖Polo衫，打摺深黑長褲，旁分略長的西裝頭，配上一副稍嫌大的細框眼鏡。寒暄之後，我簡短說明來意。Nylon一口答應，要我跟總編輯胡慧玲商談細節，然後就去忙他的事了。

圖片取自鄭南榕基金會。

討論之後，胡總編希望我們刋登一則書的廣告。我直覺的反應是，校園刊物受眾大多為學生，刊登圖書的資訊，再順理成章不過了。可是您猜怎麼了？她要我刊載的是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的廣告。事隔三年後，1991年的五月爆發「獨台會案」，法務部調查局幹員進入清華大學逮捕歷史研究所學生廖偉程，而後又拘提陳正然等四人，理由竟然是閱讀這本書。事發當時，正在準備考研究所的我，心中真是匪夷所思：三年前在校園內公開推廣此書沒有引發任何行政關切，為何三年後會有人閱讀此書而身陷囹圄？ 我心裡面暗忖：如果當初國民黨要將我羅織入罪，豈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更何況我整個大三、大四的在校期間，積極地投入校園民主改革和社會運動……正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第二次和Nylon接觸，是在電話中。因為編輯經費拮据，我再度向Nylon求救。打電話到他家中時，他親自接起電話，告訴我他正在洗澡，並毫不考慮地要我跟總編胡慧玲聯絡即可。掛上電話後，我感受到他對一份學生刋物的仗義相挺，並深深敬佩他的「俠骨柔情」。
 

「八九四七」不能忘記
 

最後一次「見到」Nylon，同樣是在「自由時代雜誌社」，不過這時候的他已經是一具「焦屍」！

1989年四月七日晚間，聽到Nylon自焚的消息後，懷著忐忑的心我趕到雜誌社，幾天來一直擔心的事終於發生了。進到凌亂狼籍的現場，到處都是被火燒灼的痕跡以及濕淋淋的救火結果。我踩著積水進到第一現場，Nylon的遺體就在眼前，令我震撼的是，一般被火燒死的人面臨高温和疼痛，身體必定會扭曲變形，而在我面前的仰臥的Nylon，竟然高舉著雙手，堅定如傳道者一般。事後有人說，他這姿勢像極了1987年4月18日晚上，在金華國中面對台下的群眾，他驕傲的說 : 「我是鄭南榕，我主張台灣獨立！」那個晚上，我在台下，一個大學一年級的政治系學生。
 

自焚當天深夜，我與一群台大同學齊聚在當時《大論社》社長「馬各」家中頂樓，開會商討後續如何在校園中因應事宜。由於全場只有我一個不是台大學生，於是我被分配代表「非台大」學運社團和台大學生會會長羅文嘉，一同推動跨校連署串連的任務。會後對外發表聲明，並在台大校門口展開長期靜坐抗爭行動。一直到五一九出殯，詹益樺在「總統府」介壽路前自焚，整個台灣社會瀰漫著濃厚的悲鬱氛圍……
 

後來，我進入研究所以「族群政治」為關懷主題，探討台灣的「外省人現象」，特別是所謂「外省第二代」的國家認同及族群想像。我曾經用「八九四七」這個筆名，在「外獨會」（「外省人」台灣獨立促進會）的意見交流版上，和兩岸的網友論辯台灣前途問題。「八九四七」對我而言，是一個象徵符碼、信念烙印，隨時提醒自己不能或忘Nylon的堅持和主張。
 

三十年過去了，我仍然要大聲地在心裡吶喊著：

八九四七、不能忘記！

※作者為文字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