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年，恆春發生了「牡丹社事件」。起因是在3年前的1871年，一艘琉球船隻因為颱風漂流到台灣，船上的人遭到恆春原住民殺害。這起喋血事件的發生，有一說是因語言無法溝通使得雙方產生誤會所造成。

牡丹社事件的影響，使得日本將琉球納入版圖並改名為沖繩，也讓清國對台灣的統治態度轉為積極。一場發生在台灣最南端的小衝突，竟然掀起整個東亞的大海嘯。如果當時在琉球漂流民與台灣原住民之間有個通譯幫忙溝通的話，整個大東亞，或許就不會是今天這樣了。

1895年，出城去迎接日軍的辜顯榮，在日軍取得台北城的行動中扮演很關鍵的角色。日本陸續平定台灣各地後，論功行賞的時候到了，辜顯榮也因此獲得了勳章。據說有一天，辜顯榮胸前別著勳章，大搖大擺地在路上閒晃，沒想到卻被日本軍人圍毆，被打得七葷八素的他到台北縣知事那裡去告狀。

這場衝突的發生原因，不是因為日本軍人看台灣人不順眼，而是因為他們不知道勳章的來歷，因此上前質問辜顯榮，由於雙方語言不通、無法溝通，這些軍人不明究理之下才動手打人。

你看看，沒有通譯，小則受傷破皮，大則喪權辱國呀！

所謂「通譯」其實就是口譯。台灣內部的語言之多樣，通譯很早就成為原、漢之間的語言橋樑，負責把話傳過來、翻過去，這些溝通原、漢的人則被稱為「通事」。清治時期台灣知府方傳穟在〈開埔裏社議〉一文中提到：「番漢言語不通，和番通情，需用通事。」

不過在早期台灣史上通譯的名聲不太好，方傳穟也說，通事「即素慣為奸之人，非番割即隘丁、社丁首也。彼不以國家安撫為辭，而危言恫悚；社番即暫畏服，而心實不甘。設有異謀，必多罣誤。況開設之初，番漢不無交涉，小故鬥敺，皆足釀事。故知番通語之人，必求妥善不欺，而後可用。」奉勸大家找通譯，一定要找童叟無欺、老實可靠的比較好。可見早期原漢關係不佳，老是欺騙原住民的通事實在要負起很大的責任。

1860年台灣開港以後，洋人得以在這裡大方開步走，但是，洋人和台灣人之間一樣有話說不通，洋商也因為不熟悉在地市場而被限制了腳步。這時候，他們就需要一群人來幫忙「出一張嘴」，通譯也再次因應時代的需求而登場。由於通譯的位置介於洋商與在地人之間，比一般人有更多資源與機會來洞察商機，因此通譯往往也兼營仲介或自營貿易，而成為「買辦」。

我了解你的明白

英國作家狄更斯曾說，「那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沒有什麼比用這句話形容通譯來得更貼切了！變動劇烈的年代往往也是充滿機會的時代，有些通譯就是這些大變動下的受惠者。

有一個叫做李春生的人，自幼信奉基督教，因為比較早接觸西洋人，所以能說英文。台灣開港後，李春生成為寶順洋行、和記洋行的買辦，為洋商翻譯也和他們做生意，賺了很多錢；到了日治時期，他除了繼續擔任通譯之外，還協助新的統治者維護地方治安，獲得許多官方的特許，富裕的程度，還讓他的後嗣創辦了新高銀行，在當時富甲一方。

據說那時候在大稻埕和台北城內比較顯眼的房子，都是李家的，房產之多，讓訪客經常「訪塤而錯拜篪，入而失其所出」，意思是一不小心就會走錯間，即使走進了李春生的宅邸，也會因其房舍之大而迷了路找不到大門。李春生的致富之道，固然和他善於審度時勢的政治判斷，以及個人所做的選擇有關，但是他發達的起點，就是從擔任通譯開始的。

1895年，撂倒清國、得到台灣的日本，如果沒有想到語言不通將會對統治台灣造成莫大的障礙，那麼也未免太粗心了！因此，日本人對此確實有所準備，不過這個準備卻只做了一半。1895年，日本來的新統治者帶了通譯到台灣，但是這群通譯會講的卻是北京官話而不是台語，新政府沒想到這群通譯在講台語的台灣人之間根本「有口難言」。

這下日本人可頭痛了，沒有會講台語的通譯，不只無法傳達政令、進行調查與測量等工作，連向一般民眾買肉、買菜的生活基本需求都有困難，只能比手劃腳、以心傳心。因此在日治初期的台灣，時常可以聽到日本人向台灣人攤販買東西，雙方因意思不通而大打出手的事情。

孔子曾說「不教而殺謂之虐」，意思是如果不加以教育就處罰人民，這是虐政。就推行政務來說，政令的傳達是絕對必要的。面對行政上的需要，日本必須趕緊培養出千千萬萬個通譯來幫忙，當然，訓練台灣人講日語是首要任務，也是解決台、日人溝障礙通的最主要策略。但是在日語完全普及以前，通譯的存在，就是維繫統治的關鍵，因此，當時的法院等官廳，都配有台灣人通譯。

這些台灣人通譯，多半具有漢學的基礎，在日治以後速成學習日語，然後成為通譯。日治以後不願從日的文人洪棄生，就曾在他的詩裡提到，當時「舉國之人，皆以通譯音為奇材，而以通詩書為廢材」。在那個時候，管他肚子裡是草包還是書包，能夠講日語好像就能夠上天堂。這樣的時代現象，讓擁有堅實漢學基礎卻不願向日本人低頭的洪棄生心裡感慨萬千。

*本文摘自《台灣史不胡說：30個關鍵詞看懂日治》，玉山社出版。

【作者簡介】

蔡蕙頻

是個愛台灣史愛得不得了、說到台灣史眼神就會發光的台灣史說書人。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博士，國立台灣圖書館編審、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著有《不純情羅曼史：日治時期台灣人的婚戀愛欲》、《好美麗株式會社：趣談日治時代粉領族》、《働き女子@台湾：日本統治期の水脈》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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