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4月9日），香港法院就2014年「占中運動」的九名主要領導者案件進行裁決，被告包括「占中三子」（戴耀廷、陳健民和朱耀明），學運領袖張秀賢和鈡耀華、立法會議員公民黨陳淑莊、邵家臻，前立法會議員民主黨李永達，及社民聯副主席黃浩銘。

一如所料，所有人都至少有一條罪成。如占中三子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庭所言，占中運動本來就基於「違法達義」。因此，裁決公正與否，正義與否，關鍵不在於是否罪成，而是如何判刑。基於他們的「罪行」的出發點都是良好的公共願望而非一己私利，法官理應從寬處理。

對「占中運動」的評價一向非常分歧，香港建制派（和親建制派市民，下同）當然批評占中，新興的港獨派則同樣反對占中，民主派一般正面評價占中，但支持民主的人裏面，反對占中的亦大有人在。

開宗明義，筆者從2014年一開始就反對占中。事實上，占中運動沒有成功，也不可能成功。這裡分析一下爲什麽。

四種反對政府的鬥爭

香港占中運動的直接的仿效對象是2011年開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和台灣太陽花運動。其背後的理念來自羅爾斯（John Rowles）在1970年代《正義論》等書籍系統分析的公民抗命理論，來源可進一步上溯到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

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在甘地當年是令人耳目一新的鬥爭形式。暫且撇開奴隸暴動和輸出革命等形式，此前人民反對政府的鬥爭主要有四種。

在前現代社會最重要的形式是農民起義。美國總統傑斐遜曾論述：農民是天生的愛國主義者，因爲農民的一切都維繫在不可能搬走的土地上。於是他們也是最能反抗暴政的社會基礎。值得指出的是，農民起義的領導者不一定是農民，但能歸類到農民起義下的反抗，活不下去的農民必然是其起義的基礎和主力。

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農民起義」是秦朝的陳勝吳廣起義，其引發的一系列暴動推翻了看似不可一世的秦朝，威力可見一斑。陳勝口裏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口號堪稱中國歷史幾千年的最強音。最近中國在教科書上刪去了有這句話的《史記　陳涉世家》文章還在社區上引發廣泛討論。推翻王莽新朝的赤眉與綠林、推翻明朝的李自成張獻忠也屬於農民起義。

第二是宗教戰爭。宗教戰爭的主體是信徒，其能成功得益於宗教對信徒的號召力（說得難聽點是洗腦或思想控制）。在中國古代，東漢末年五斗米教發動黃巾軍起義重挫漢朝、明教推翻元朝、白蓮教和太平天國都對清朝造成巨大打擊。這些都是宗教主導的反抗例子。

第三種是民族革命。以民族國家為號召力的反抗古已有之，但有理論的民族革命是近代之後才出現的事。民族革命往往能發動廣泛的民衆參與。中國國父孫中山在革命前期之屢屢失敗，是因為其宣傳和依靠的對象是會黨，這是非常難成功的形式，也不是歷史主流。到後來辛亥革命最終成功，是因為革命黨更加注重民族革命的宣傳，以民主革命對鬥爭進行包裝，這樣把依靠力量擴大到全社會，不再局限在會黨。這才能一呼百應。

第四種是近代社會的工運。工運的出現得益於近代新的生產關係的形成，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一個「工人階級」。經過組織和宣傳，工人階級能「想象」自己是一個「共同體」。

工運沒有農民起義那麽「暴力」，通常暴力不是其第一選擇，能通過罷工和遊行滿足訴求，通常不需要發展到暴力推翻政府的階段。但工運並不反對暴力，特別是十九到二十世紀前期的工運，大多工人組織都有槍有炮。

工運有幾個優點：第一是工人先天上有組織；第二是工人直接與城市生活命脈相關，罷工能嚴重影響城市生活；第三是工運更接近統治者的生活中心，統治者一般生活在城市，於是由工運發展而來的起義往往直接能從「心臟地帶」推翻政府。這給統治者帶來巨大的威脅，傾向妥協。這就是近代工運通常不需要真正用上暴力的重要原因。

進入二戰後，大規模工運逐漸式微。這與幾個因素有關，包括中產階級興起導致工人階級衰落，公會組織依靠集體談判權和民主投票已經能獲得很大利益，槍支管制與武器發展導致武力不對稱，以及工業逐漸外移到遠離城市中心的城郊地帶（於是威脅變小）等等。

以上四種形式都不排斥暴力，甚至暴力是唯一的抗爭方式（特別是農民起義）。

「公民抗命」概念的流行

隨著時代變化，在第三產業興起後，農民和工人這兩種階級都讓位於第三產業從業者。整個社會結構和經濟模式發生變化。城市白領等中產階級崛起後，社會抗爭的領導階層與主力變爲知識分子（加上學生），推動了「公民抗命」概念的流行。

他們既難以影響經濟命脈（事實上也反對過分影響經濟生活，不會發動輕易罷工），也如其名「反對暴力」。暴力抗爭變爲不受歡迎的選擇。起義固然聞所未聞，就連罷工罷市也不多見。這決定了它不能給統治者直接的巨大威脅，而只能主要依賴道德力量。道德力量的鼓動力，和宗教與民族主義相比不可同日而語。

正如羅爾斯在1970年代自己總結的，公民抗命有其應用的前提，是基於「近乎正義的社會（nearly-just society）」。實際説來，其能否成功關乎三個因素：第一，是訴求本身不但必須在理論上是正義的，而且必須有被廣泛認同的很強的正義性；第二，本社會所處的「正義階段」近似羅爾斯的理想；第三，國際社會能廣泛同情，施加的壓力也能有效影響本國政府。

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之父聖雄甘地之所以能成功，很好地説明了正義性、英國管治、和國際環境等三重因素的重要性。在一戰之後，美國威爾遜提出民族自決，蘇聯列寧也提出民族解放，在國際上掀起殖民地獨立的思潮，甘地的訴求有很強的正義性。作爲殖民者的英國，其政治文明也領先一步。同樣重要的是，英國在一戰之後元氣大傷，需要顧忌他國的態度，不能一意孤行。因此，甘地的正義訴求正好找准了時機和場合。

美國民權運動是另一個成功的例子。美國當時一國獨大，沒有國家能強大到影響美國的政治。民權運動能在美國成功，也確實與國際環境關係不大，而和美國獨特的聯邦體制和原先就存在南北政治的分裂有關。

在某種意義上說，民權運動是南北戰爭的延續。南北戰爭後，北方政客基於政治妥協讓南方繼續保留了黑人法案，但北方一直存在支持平權的勢力。在北方視線，民權是理所當然的，「正義的」，它在北方早已基本實現（雖然難言盡善盡美），只是憲法和州權限制了民權在南方的應用。

民權運動也不必然排斥暴力

二戰後的美國，社會正義正在build up。聯邦政府總體上是進步的。從羅莎·帕克斯的抵制蒙哥馬利公車運動、到小石城事件、到馬丁路德金遊行到華盛頓、到民權法案，聯邦政府基本上都站在支持民權的一方。因此，民權運動的勝利不能簡單地認爲是被壓迫的一方反對統治者的鬥爭。

同時也值得指出，民權運動也不必然排斥暴力。比如馬爾科姆（Malcolm X）就一直主張暴力抗爭，與馬丁路德金對著幹。

另一個非暴力抗爭的例子是曼德拉領導的南非結束種族主義的鬥爭。這是國際壓力迫使南非白人政權轉變的好例子，南非本身不是一個「近乎正義的社會」（事實上差得遠），沒有持久的國際壓力，特別是美國在80年代末對南非白人政權的制裁，曼德拉不可能成功。

反觀香港的占中運動，以上三個條件都不成立。

首先，占中運動爭取普選，爭取民主是正義的，但「反方」也不至於明言排斥民主。事實上，在人大常委八三一決定之前，建制派和民主派雙方都有大量可妥協的空間，也有很多人提出大量「中間方案」。

對民主派更不利的事，由於《基本法》上有「提名委員會」的寫法，決定了民主派堅持「公民提名，不可或缺」，即取消或實質性地架空提名委員會的所有方案，都難以繞過這個法律障礙。因此，建制派還佔據了「法治」的上風。這更削弱了民主派的「正義性」。即便在人大常委八三一決定之後，也有不少人提出「袋住先」（先接受，再逐步改進）方案。即便在香港社會，對占中的民調顯示，支持占中者基本不佔上風。因此，占中訴求的正義性，並沒有占中運動領導者想象中那麽大。

其次，香港所處的「正義階段」或可與英國類比，香港的公民抗命確實有成功的先例（如2012年的反國民教育科），但其訴求較低，也基本在香港政府的能力範圍之内。

相反，占中能施加壓力的受體是香港政府，在政改問題上，香港政府本身不能作主。占中涉及的是香港政制改革，中央有權（而且必定會）參與，涉及的層次不具備可比性。人大常委八三一決定之後，香港政府能挪移的空間更小。

唯一能做主的是北京政府，而北京政府沒有發展到可以允許公民抗命的正義階段，也不可能受到占中半點威脅。香港學生要到北京上訪被禁止上飛機，極少數在大陸發聲支持占中的人都被抓起來，大陸媒體都是環球時報一類的報導和分析評論。

支持占中即支持港獨的前因後果

不得不提的是，占中前幾年香港本土勢力搞「反蝗蟲」運動，把絕大部分大陸同胞都推到了反面，北京政府處理起香港問題不會在國内承受壓力。大陸人對香港政治不熟悉，往往認爲民主派和「反蝗蟲」的政治勢力是同一幫人（實際上也確實有一些重合），以致中國絕大部分人對占中都持負面甚至極爲負面的態度。現在，絕大部分大陸人把「占中」和「港獨」混爲一談，「支持占中即支持港獨」，這不是沒有前因後果和社會基礎的。

最後，國際社會對中國能施加的影響很小。當時無論英美都不會再香港問題上真正和中國作對，而且「港獨分子勾結外國勢力」往往還是中國政府打輿論戰的利器，更能增加國内支持度。

而且公平地說，香港政府以及背後的北京政府在處理占中問題上，相當克制。除了對訴求寸步不讓之外，政府處理基本是得當的，沒有發生流血事件。至於占中者指責的釋放催淚彈，只發生了一次，而且這種情景放在外國，即便是英美法等民主國家，也是小事一樁。最後香港政府清場時也以法院頒佈「禁制令」的方式進行，最大程度上維護了「法治」。

以上這些因素都決定了占中是不可能成功的。

※作者為旅美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