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獨裁者習近平在訪問義大利時，義大利眾議院議長菲科問及問習「當選」國家主席時的心情。

這是一個非常小兒科的問題。當年胡錦濤訪問日本時，到橫濱山手中華學校探望師生，有一名八歲小男孩松田浩季天真地問：「胡爺爺，您為什麼想當主席？」他的問題讓教室響起了笑聲，胡回答說：「我告訴你，我本人沒有想當主席，是全國人民選了我，讓我當主席，所以我不應該辜負全國人民的期望。」接著另一名小朋友符祥瀚好奇地問：「我也想當國家主席，怎麼樣才能當國家主席？」胡回答說：「不管你長大以後想幹什麼，從小都要好好學習，培養自己良好的品德，鍛煉一個健康的體魄，這樣將來不管幹什麼你都一定能成功。」話如其人，胡錦濤被中國民間諷刺為「面癱帝」，可見其言語無味、面目可憎到了何種地步。胡的這番回答確實如此，連一點「心靈雞湯」的滋味都沒有。

胡錦濤是貨真價實的清華畢業生，習近平是弄虛作假的清華冒牌博士。儘管如此，只有小學生文化水準的習近平常常引經據典，炫燿學識，在義大利這次也不例外。習如此回應說：「這麼大一個國家，責任非常重、工作非常艱巨。我將無我，不負人民。我願意做到一個『無我』的狀態，為中國的發展奉獻自己。」

習近平的回答，跟胡錦濤的回答一樣，滿口荒唐言，只能騙小孩。中國不需要獨裁者的奉獻和服務，如果中國沒有共產黨，沒有胡錦濤和習近平，中國人民早就有了真自由和真幸福。共產黨黨魁和大小官員以撒謊為本能，但撒謊的方式各不相同。習比胡更高明的是，他用「我將無我，不負人民」這兩個極具「習近平特色」的詞彙。一夜之間，「我將無我，不負人民」這八個字就鋪天蓋地出現在中共的大小媒體上，成為「習近平語錄」的新篇章。

一遍口口聲聲説「無我」，一遍大張旗鼓地掀起毛澤東死掉之後四十多年來中國最瘋狂、最劇烈的個人崇拜風潮，這兩者同時粉墨登場、水火相容，堪稱地獄中國的「怪現狀」。早已被馴服的「中國人民」對此並無「違和感」，乖乖接受習近平不由分說地對他們的「代表」。

「我將無我，不負人民」這八個字的「夫子自道」，赤裸裸地揭示出習近平與墨索里尼、希特勒等法西斯魁首的「精神同構性」。在西方，若將中共與義大利法西斯和德國納粹相提並論，是一種嚴重的「政治不正確」，大眾媒體和學術刊物通常不會刊登這樣的文字，因為西方人認為法西斯主義不是歐洲獨有的「特例」。但我認為，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同樣是人類的「精神癌變」，習近平時代中共的主流意識形態就是升級版的法西斯主義。習近平並不比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更好，而只會更壞。

獨裁者與國家、民族、人民等「大詞」融為一體

習近平「我將無我，不負人民」的人生哲學與法西斯主義的精神脈絡之相似性，可以從三個方面來分析。首先，「我」必須依託於國家、民族這些宏大敘事，才有其存在價值。否則，個體的自由、權利和尊嚴沒有意義和價值，也不受法律之保障。如此，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就突破了近代以來的普世人權價值。法西斯主義對自由主義是一種徹底顛覆，習近平的「中國夢」也是如此。

一九二二年，墨索里尼發動「進軍羅馬」的政變，僅靠三萬烏合之眾就輕而易舉地獲得成功。其秘訣在於，墨索里尼打造了復興羅馬帝國的「義大利帝國夢」。他宣稱，法西斯主義能為國家帶來秩序、效率和民族自豪感。他也堅持，民族必須是被創造出來的，而且惟一能夠創造它的力量是國家；國家必然是一個精神概念，是更高級的、倫理的、普遍的現實。法西斯主義國家——人格的最高和最有力的形式——是一種力量，而且是精神的力量，它控制了人的道德和知識生活的所有形式。墨索里尼和法西斯黨強調，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人民，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如此——除了為中下層人民創造就業機會以外，它做了很多重大的管理和教育工作：試圖培養義大利年輕一代的法西斯主義精神；通過「業餘俱樂部」這個複雜的部門機構，指導工人的業餘生活和社會活動，用各種額外的利益補償工人工資的下降；它還通過舉行集會、運動賽事和其他宣傳活動，製造出了一種獨特的、擁戴領袖的「社會風氣」。

希特勒在短短數年間將原本名不見經傳的納粹黨打造成德國第一大黨，並在相對公平的選舉中贏得多數選票，成為總理乃至元首，其秘訣也是在於勾勒出「千年不朽的德意志第三帝國」的願景。在一戰失敗後德國社會普遍失望、焦慮乃至絕望的社會氛圍中，希特勒的橫空出世是必然的。德國歷史學家哈夫納指出，德意志民族的大部分人在期待著「那惟一的人」，不僅僅為了找到失去的皇帝的替代，而且出於另一個原因：既出於對戰敗的不滿以及被感受為侮辱的、強加的和約的無助與憤慨。在希特勒所承諾的那個觸手可及的帝國中，如詩人格奧戈所説，「他砸毀鎖鏈……讓偉大再次成為偉大，讓主人再次成為主人，讓規矩又是規矩」，那麽，誰不願投票給希特勒呢？

習近平更是如此，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是其趕屍的「魔笛」。習近平順利地顛覆了中共在後毛時代形成的「集體總統制」，進而成為「無限任期」的真正「核心」，其秘訣是高舉「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面閃閃發光的旗幟。在六四屠殺之後，這套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結合的敘事方式，就開始按部就班地運行，到了習近平時代達致頂峰。習近平對新疆和西藏實施的接近種族或文化滅絕的政策，對香港《基本法》和《中英聯合聲明》的撕毀和踐踏，對臺灣霸王硬上弓式的統戰及恐嚇，在中國都是大得人心的舉動，他出手越狠越得人心——切切不能低估習近平在中國民眾中得到的支持和擁戴，如果中國立即開放全國大選，習近平必定是勝選者。

獨裁者是真理的化身和最高的信仰

其次，習近平所謂的「無我」，乃是極權主義個人偶像崇拜的宣傳術之一部分。「無我」的實質是將「我」（以及每一個鮮活的生命個體）抽象化、象徵化。當獨裁者這個獨一無二的「我」成了絕對真理、成了最高信仰的是偶，獨裁者即可超越肉身，無所不在、無所不能乃至如同「全知全能」的上帝一般地「臨在」。

一九三二年，金蒂利（Gentile）在所著《法西斯主義的信條》一書中，字裡行間都體現了「生命-哲學」和權力意志的向心性。法西斯主義把自己確立為「對十九世紀軟弱無力的唯物論實證主義的反動……法西斯主義希望的是一個主動的人，一個以自己全部的精力參與活動的人：它希望一個人有男子漢氣概，覺察到行動中存在的困難」。墨裡裡尼説，法西斯主義者鄙視「安逸舒適」的生活。法西斯主義強調吃苦，並在吃苦中對領袖頂禮膜拜，呈現出一種宗教崇拜的氣氛——法西斯主義的領袖類似於天主教的教宗，具有某種不可置疑的神聖性。

儘管大部分法西斯主義領導者並不符合他們自己所設定的那種「男子氣身體」的原型，但他們仍然把自己看作是「新法西斯人」的最好榜樣。墨索里尼夢想著讓他的部長們鑽火圈，而他自己的脾性是跑步時衣服脫到腰部，以此更勝一籌。毫無疑問，法西斯主義者就是這樣看待其領導的。馬裡內提（Marinttti）對於墨索里尼的描述可以作為「生理學意義上的愛國主義」的最高形式的例證：「因為他的體格構造與所有義大利人一樣，是由一雙富有靈感而又殘忍的手，按照我們半島的巍巍岩石的模樣鑄造、雕刻而成……他俯身在桌上，用寬大的肘支撐著，他的胳膊像緊繃的槓桿，他準備著著書立說攻擊一切害蟲與敵人。他從左到右擺動著靈活的軀幹，以丟掉那些瑣細之物。準備說話時，他向前彎著他那高傲的頭，那像一個準備作戰的火箭，裝滿了火藥，充斥著國家意志。」

希特勒認為，他個人的特質是納粹主要的力量，他著力營造「大人物」的姿態。史班彭在一場晚宴中遇到希特勒：「突然注意到，希特勒的目光對著我，於是抬頭相望。這是我一生中最奇妙的時刻，他毫不遲疑地瞧著我，讓我覺得在搜尋什麽，面對逼視，難以招架，我想不能轉移目光，以免讓他以為我要隱瞞什麽。之後所發生的現象，只能用心理學來解釋。開始時，希特勒眼光集中在我身上，突然穿透身體進入幽深之處。這不尋常的一瞪，讓我堅信他有崇高的目標。」 這種感覺不是孤立的個案，而是當時德國人普遍的感受。即便是當時美國駐德國大使、歷史學家多德（William E.Dodd）的女兒瑪莎，在第一次與希特勒見面時也感到宛如遭到電擊，「希特勒的眼睛令人吃驚且難忘，它們似乎是淡藍色的，眼神熱烈，堅定不移，令人移不開視線。」瑪莎回家之後，興奮地告訴父親，希特勒的舉止「過度溫文有禮」，讓她覺得比較像害羞的少年，而不像無情的獨裁者，「他不唐突、健談，帶有某種安靜的魅力，說話和眼神幾乎透著溫柔」。父女倆甚至為希特勒而爭論起來。在一九三九年紐倫堡的納粹黨代會上，希特勒把群眾的情緒挑動到近乎歇斯底里的地步。希特勒在演講中説：「在數千萬人中，你們找到我，是今世的奇跡！而我找到你們，是德國的福氣！」獨裁者可以暫時擱下肉身的「我」，而將自己轉化為絕對真理及神聖信仰。

習近平缺乏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個人魅力」，但造神運動的本質就是用泥巴塑造出菩薩。在中共宣傳機器不遺餘力的打造下，短短數年間，土氣的習近平麻雀變鳳凰，成了大力士、大文豪、博士和榮譽教授（以哈薩克獨裁者納紮爾巴耶夫之名命名的納紮爾巴耶夫大學授予其名譽教授的稱號）。習近平的「非我化」和偶像化，可以用一個例子來證明：在中國人大會議開幕當天，西藏代表集體亮相時全都佩戴了兩枚胸章，非常很引人注目。這兩枚胸章，一枚是毛、鄧、江、胡、習這五代領導人在一起的，習近平被放在顯要位置；另一枚胸章是習近平單獨出現，是其接見藏族漂亮女代表的場景（不知彭麗媛看到了會不會吃醋）。這枚胸章讓人讓想到文革初期幾億中國人都戴的「毛像章」。而「藏奸」之卑賤絲毫不亞於漢人——拉薩市人大常委會主任洛桑旦巴解釋說：「一來是表達感情，表示感謝，感謝領袖們，感謝歷屆中央領導對我們的關心、支持，使得西藏人民和經濟社會各個方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是一種表達感情的一種形式，也是這個民族自己的傳統或者說習慣。」他對本民族的自我羞辱正應了一個典故「自願為奴」。正因為西藏作為中國的殖民地的地位，所以西藏的藏族共產黨官員更要以稍顯「出格」的方式來向主人宣誓效忠。

獨裁者擁有無限的權力

第三，習近平所謂的「無我」，卻又是一個超級「大我」。作為最高領袖，其權力無限，不受監督和制約，也不對任何人和機構負責，讓古代的皇帝都望塵莫及。墨索里尼、希特勒等獨裁者也是如此。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墨索里尼主導義大利議會通過法律，他取得了對最高國務的最終決策權，由此將早已邊緣化的國王完全架空。一九二六年，義大利法西斯黨修改黨章，「領袖」第一次被明確為該黨的最高領導。此後，所有黨的職位都不再由選舉產生，而是由領袖來任命。墨索里尼獨攬多個政府部門大權，這體現了他對個人權力的嗜好及貪婪。從一九二六年起，墨索里尼一直控制內務部，將義大利打造成名副其實的員警國家。一九二六到一九二九年間，由他兼任部長職務的政府部門不下八個。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墨索里尼政權就如同一份宣傳資料所説的一樣，是一人獨攬的。

希特勒則更加狡猾，他自己並不兼任過多的職務，但他淩駕於所有的權力機構之上，他對每一個部門的首腦都能頤指氣使、任意撤換。希特勒不像史達林或者中國古代的雍正皇帝那樣「日理萬機」、「韋編三絕」，而有許多時間留在臥室或耗費在冠蓋雲集的酒會上。歷史學家伊恩·克肖研究了希特勒的國務秘書威力肯斯的資料之後，發現了希特勒「垂拱而治」的秘密。威力肯斯寫道：「每個人都可能注意到，元首幾乎從不對他希望遲早要做的事下達指示，每一位在‘新德國’任職的人都必須全力以赴為元首做事。也就是説，每一位為元首做事的人都要能投其所好，任何人能夠早知道這一點就不會犯錯。任何人根據元首的要求，達到目標，無論在現在或未來，都會在職位上獲得最好的回報。」這種「為元首做事」的權力結構，產生了超過傳統官僚機構的神奇的高效率。

習近平的權力運作汲取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長處。一方面，習近平身兼超過二十個的最高職務，遠超墨索里尼的八個職務。習近平的比較重要的職務有：中共總書記、軍委主席、國家主席、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軍委聯合指揮部總指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組長、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組長、網路安全和資訊化小組組長、外事國家安全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財經領導小組組長、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主任等等。他是中共建政以來擁有最多職位的黨魁。這既體現了他跟墨索里尼一樣的權力貪慾，又說明他深陷於失去權力的恐懼之中，只有不斷地「自我賦權」才能暫時「免於恐懼」。另一方面，習近平也善於使用中國法家的策略來運用權力，他多次引用《商君書》等法家典籍，將中國古代的法家和西方現代的法西斯主義完成了拼貼或嫁接。比如，習近平將髒活統統交給手下的酷吏處理，自己從不下達具體指令，甚至從不對該領域發言。主政新疆的陳全國將百萬維吾爾人關進堪比集中營的「再教育營」，遭致全球輿論譴責，美國計劃啓動《馬格尼茨基法案》對陳全國等酷吏實施製裁。而陳全國顯然是得到了習近平的授意才敢如此做，習近平則從未在此問題上公開表態，仿佛他自己的手是乾乾淨淨的。

從墨索里尼、希特勒和習近平的言行可以看出，當獨裁者宣佈「我將無我，不負人民」的時候，人民的厄運就降臨了。

※作者為中國流亡海外異議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