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朝美河內峰會破局不足兩月之際，朝鮮中央兩大權力機構——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和最高人民會議相繼召開會議，對中央權力結構進行了微妙調整，實現了領導中樞大面積的新老交替，並從法定程式上完成了對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的充分「賦權」——其最新頭銜是全體朝鮮人民的最高代表國務委員會長，從而標誌著朝鮮最高領導權力在思想上、組織上、政治上和幹部上全面完成了代際傳承，金正恩時代由此正式開啟。

在兩場會議後，朝鮮最高領導層有四個重要變化：

第一個重要變化是，在逐步廢棄國防委員會的領導中樞職能後，金正恩唯一領導下的新的勞動黨中央+國務委員會的執政權力結構正式形成，進入穩健運行階段，為確立金正恩的最高領導地位奠定了組織基礎。

第二個重要變化是，自2011年12月開始執掌最高權力以來，經過多次內部權力重組，金正日的執政班底被全面清除，在中央中樞領導機構完成了新老交替，由金正恩親自擢升的親信全面主導了中央核心領導機構，其中比較突出的是崔龍海、李萬建和金才龍三人地位的提升，新一代執政班底形成。

第三個重要變化是，朝鮮最高領導人從前兩代的「神化」和「神秘化」傾向，轉向更注重掌握實際權力，從權力機構改組到最高領導人職位設置，都體現了年輕的金正恩希望全面走向前臺發揮最高領導作用，逐步積累政績、塑造威望，進而達到長期執政目標。

對金正恩富有意義的職位除了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長、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以外，在此次會議期間，他被推舉為全體朝鮮人民的最高代表和國務委員會委員長。

聯繫到稍早前最高人民會議代議員選舉罕見地未出現金正恩的名字，這一新稱謂極有可能代表了兩個意涵：

其一是，崔龍海擔任的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委員長的許可權經縮減後，相當於原最高人民會議議長，而金正恩將正式履行國家元首職權；

其二是，金正恩的身份已不再局限於具體的國家公職人員，而是被賦予了「國家領袖」的特殊權力，換言之，他的地位淩駕于中央領導機構之上，憲法修正案可能從形式上規定了他有權對國家所有機構發號施令。

第四個重要變化是，處理對外關係的關鍵成員悉數進入中央權力中樞——國務委員會，包括金英哲、李洙庸、李勇浩及新提任的外務省第一副相崔善姬。

這樣一個組合顯示出，金英哲領導的系統儘管仍然在領導中樞具有發言權，但原有地位已經被李洙庸領銜的外交系統取代。引人注意的是，在國務委員會「全家福照片」裡，外相和第一副外相位居第一排靠近金正恩的位置，這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論據。

對外事務尤其是對美外交關鍵成員全部進入國務委員會說明了，處理外交特別是對美外交將是國務委員會的優先事項。

朝鮮在河內峰會破局後極少見地連續舉行兩大最高權力機關會議，至少表明兩點：

在美國領導的全球極限施壓下，外患引發了內憂，促使金正恩進行外交轉圜、重返談判桌，實現了從2018到2019年的多次高峰會談，朝鮮國內對河內會談能夠部分解除制裁抱有厚望，但破局後外患不能消除的預期，嚴重衝擊到朝鮮內部政局，不穩定因素增強，包括權力機構、軍方以及精英階層、普通民眾的不滿加劇，進而可能對最高權力形成威脅，因此金正恩急於對最高領導層大換血，通過法定程式將國家權力的結構性調整、親信團隊全面進入中樞和金正恩的特殊地位，在法律上予以確認。

更早前，朝鮮召集了基層宣傳工作者會議，旨在為河內會議破局「統一思想」，消除或遮掩其負面影響。

在會議舉行之際，金正恩一口氣提升了36名將領，包括3位上將，鞏固軍內勢力當是目的。

連同兩大最高權力機關的會議，金正恩已經全面作了思想輿論、政治、組織和軍事上的全面準備，以預應和防範潛在的風險。

第二點是，金正恩通過鞏固權力基礎、將對外事務關鍵成員引入中樞和全面的風險預應，準備好打外交持久戰。

在美朝河內峰會破局後，筆者曾作出一個判斷：第二次川金會是「朝鮮半島新一輪無核化進程的一個分水嶺，表明自美國對朝實施極限施壓、金正恩被迫外交轉圜並重返談判桌以來，美朝雙方談判處境發生了某種程度的逆轉。」「朝鮮很顯然試圖通過新的會談（指「第二次川金會」）重新掌握主動權，按照自己設定的議程往前推進。」

隨後朝鮮以實際言行不斷強化這一判斷。在3月15日平壤召開的新聞發佈會中，朝鮮外務省副相崔善姬指責「由於美方誠意不足，錯失了解決問題的良機」、「美方現在這種惡劣的態度，讓事態朝著危險的方向發展」，並強調美方若一直保持這種態度，朝鮮最高領導人就要重新考慮是否繼續維持目前不進行核子試驗、不試射彈道導彈的狀態。

而在近日的一場施政演說中，金正恩在講話中總共27次提到「自力更生」，聲稱「高舉自力更生的旗幟，更加蓬勃地推進社會主義建設，從而給誤以為制裁能夠使朝鮮屈服並為此品名的敵對勢力以沉重打擊」。這些論調不啻為對大力推動美朝直接談判的美國總統川普的一場示威。

與此同時，金正恩親自向美方發出威脅稱，朝鮮與美國之間的談判破裂，令他對踏上國際交流與經濟發展的道路，產生了質疑，並提高了兩國出現過去緊張關係的風險。

他說，美國需要的是停止目前的算計，只有在美國當局願意以正確態度對待朝鮮，才會與美國總統再度會面。

朝中社的報導還提到，金正恩為美國改變態度、實現新的首腦會晤設定了最後期限——到今年底。這是朝鮮試圖繼續主導談判態勢的一個新證據。

通過2018年以來的外交，金正恩逐步打開了外交局面，得到了更多選擇機會和籌碼，包括與中國領導人舉行的四次最高級別會談以及即將舉行的朝俄峰會，都為其開展對美外交提供了並將繼續提供更多的底氣，不排除普京強力介入朝鮮半島事務，對抗美國在地區的努力，這樣就必將使形勢進一步複雜化，使金正恩更有能力推動朝核問題長期化、打外交持久戰。

另一方面，金正恩並未封死朝美外交的可能性，對於美國極限施壓下處於嚴重內憂外患中的朝鮮政權來說，緩和直至解除制裁仍然是迫在眉睫的目標，因此金在施政演說中仍然呼應川普，強調了他們之間的「友誼」，以減輕兩國關係緊張的壓力，並為新的會談開闢道路，只不過，金正恩已經從最初的毫無底氣、被迫重返談判桌，轉變成掌握一定主動，獲得了一些外在籌碼，其立場隨之實質性地出現了倒退，保住擁核國地位重新其內心打的如意算盤。

※中國大陸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