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朋友傳來她對郭台銘競選總統的評論，我甘冒大不韙發問：「妳覺得郭台銘懂經濟嗎？」

這自然是對於建立鴻海帝國的郭台銘相當失禮的問題，過去曾經有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提到，在英國產業經濟大師馬歇爾的年代，他曾懷疑經濟學家是否能夠同時是優秀的商人。原因顯而易見：經濟學家對於企業經營提供的建議大多不脫極大化收益與極小化成本，但是這建議即使對一個小雜貨店也不適用：對於像「該專注於哪些顧客？選擇哪些商品？」等等之類的日常營運問題，幾乎沒能提供任何有用的建議，而這正是企業經營理論興起的原因。

這種理論的分化相當具有現實意義，例如我日前所提及克魯曼所提及的企業與國家會計方式的差異，會導致雙方對於貿易政策及其效果產生根本的差異。

更重要的是我過去曾經提及Zingales 等人所討論的企業與國家之別，例如我過去所言：

「但是亞當・斯密是親市場（pro-market），而寇氏兄弟是親企業（pro-business），兩者有本質上的區別。諾貝爾獎得主寇斯（Ronald Coase）將市場與企業視為兩種彼此替代的制度，同樣是決定資源如何分配，但是市場以價格機能協調，企業則以公司內部的命令決定。儘管歌頌市場的功能，但是斯密對於大企業則抱持著懷疑的態度，他在《國富論》中認為同業的大企業家聚會通常是為了共謀提高價格，以從大眾的口袋中不正當獲利。一個產業中若是大企業的勢力過大，可能會妨礙市場力量的運作。正因為大企業的利益與大眾未必一致，所以對於大企業所提倡的法律或是管制，都應該小心檢視，而不該全盤照收。」

「寇氏兄弟的親企業立場則認為國家的發展來自企業的投資，與斯密相反，他們認為政府的運作由於受到選票的制約，所以政府的法律與管制經常為了討好選民的短期利益，而犧牲企業帶給國家的長期利益，因此政府本身就是問題，而非問題的解答，只有政府對市場的干預縮減到最小，企業才能夠發揮最大的力量，唯有除去政府的干預，人民的財富與自由才能獲得最大的發展。」

人們未必總是十分嚴格區分兩者的分別，但是對於兩者範疇仍有大概的理解，歷史也曾以反諷的方式幫助美國人民誤打誤撞走出一條康莊大道：像是美國人民對於1840年起因通訊與運輸革命開始迅速壯大的企業規模與財富集中，曾經有所疑慮，到了1880年後，隨著大企業的興起也激起人民的反感，因此醞釀通過的《反托拉斯法》，最後卻促成了國家經濟的親市場的結果，也連帶壓抑了美國裙帶資本主義的滋生，使得美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超越英國成為世界第一。

企業策略學者曾經仔細區分出企業利潤的來源，包括以利用「市場力量」（market power，這是一個十分糟糕的用法，多少助長今日人們對於親市場與親企業的混淆）來獲利的「壟斷租」、因為企業間效率差異而產生的「李嘉圖租」、因為創新的創造力破壞的因素產生的「熊彼得租」，以及後來從資訊、組織與網路所產生的租金等等。

雖然從利潤高低來看，租金的來源無關緊要，但是對於企業經營與經濟政策則十分重要，習於壟斷租的商人，對於產生李嘉圖租的效率環境相當陌生，而習於利用效率差異獲利的商人，又可能對於產生「熊彼得租」的創新環境陌生，金錢或可不分好壞，但是因利潤來源而產生對於環境的理解，則對於國家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

現實世界的企業利潤多少同時涵括不同的利潤來源，例如人們可以爭辯鴻海的利潤來源可能是來自規模與關係的「壟斷租」、創立類軍事管理組織的「效率租」與投入研發創新的「熊彼得租」，但是企業經營者會有主要的心態差異，壟斷、效率與創新三類為主的企業主會各自形成個別的世界觀，據此衍生出對於企業經營與經濟政策的看法，至於這是否是適合當地的最佳政策，則是值得仔細思辨的不同問題了，這可能也是為何同為優秀經理人，習於「壟斷租」的郭台銘與習於「熊彼得租」的張忠謀對於台灣經濟政策會產生不同見解的原因。（本文由作者授權轉載，文章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