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政府上台數月，因蔡英文總統的執政模式經常遊走在憲法規範邊緣，進而迭遭批評。包括由蔡英文主持的「執政決策協調會報」，加以林林總總設於總統府內的新南向政策辦公室、年金改革委員會、原住民歷史正義及轉型正義委員會，乃至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籌備委員會，屢有論及她侵官、侵權的錯誤，或者混淆行政與立法權力分際的質疑。

縱有學者解析蔡英文基於施政困境的權宜作法，未必是刻意違憲，而是囿於當下民主制度的現實缺失，但不管如何，國家目前的運作機制，確實不是處於良好健康的狀態。只是，當各界焦點集中在總統權力張、縮問題之際，我們似乎也有必要對民主國家另一座重要的基石－立法權，抱以同樣嚴肅的關切。

歷來，當立法部門出現功效明顯不彰時，即為行政體系得以自我強化的主要觸媒。1945年前後，變異動盪的歐洲社會，多有國家倡議「改革議會」，原因正出於「戰後獨裁政權一一興起，追根究柢就是議會陷入危機。」民主崩壞，確實多從議會開始淪陷。

於此之前，歐洲各國普遍存在的毛病，在於缺乏穩定的兩黨議會，少有能掌握絕對多數的政黨，以致所籌組的皆是短命政府，導致難以推展施政。但接續而至更大的麻煩，是許多國家間的敵對政黨，經常處於純粹的抗衡態勢，完全無法於國會殿堂溝通協調，較勁的手段，則是動輒動員群眾，自舉旗幟和標語，社會撕裂，一路從國會延及到所有人一般生活。當時的情況是，政黨之間「彼此在磋商前就已經各存己見，討論根本毫無意義。」於是，不僅有法律學者眼看國家發展停滯不前，乾脆主張強化行政部門的權力，原本應該有助於整合朝野的民主制度，也被扭曲變成了分化國家的元凶。

最後，議會亂糟糟的結果，便讓行政權趁勢而起，掌權者於是就會認為自己應該站出來解決所有人民希望解決的國家大事。當然，隨之而來就是自由民主派和務實憲法派的對立。自由民主派人士往往認為「那些行政命令不僅有違憲之虞，也違背了民主精神。」務實憲法派則相信「當國家社會處於不穩定狀態時，行政部門就應該運用手邊一切憲法空間，去捍衛民主運作。」

爭論不休的同時，有人發現，當大家回過頭去檢視立法部門的表現，便發現自己國家的國會議員，顯然長期受到膚淺的黨派意見所挾持，非但無法反映民意，還因不同階級、利益團體的綁架，使得自我價值混亂不堪，甚至讓個別利益輕易地就凌駕在國家利益之上，從而導致眼前已然棘手的經濟、社會問題更形惡化，同時不啻是在替行政權擴展增添薪火。

民主的危機，很多時候會是從國會中投射而出。可惜，十餘年來，我們的立委之中，仍然多有耽溺於綜藝浮誇的特性。所謂「應民眾需求」之說，其實只是空洞的拖辭。他們幾如脫韁野馬，坐領數百萬年薪，卻總是以「易開罐式」隨用隨丟的問政花樣，繼續馳騁國會殿堂。

尤以在大法官審查會議上，提出了不相干的「贊不贊成廢除博愛座」、「會不會拼泰國的英文」等問題，及至唱不唱國歌，何謂三民主義，作為對大法官的提問，那豈止是「符合某種風格的粗鄙」而已。國會議員荒腔走板之舉早罄竹難書，我們又該如何對如此結構下的國會寄予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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