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惡的距離》戲劇中，呈現了無差別殺人事件中的加害者、被害者家庭，也深入刻畫精神障礙者在社會面臨的困境。戲劇難免令人與台灣近年的重大刑案產生連結。

 

2016年3月28日，年僅3歲的劉姓女童（小燈泡）在母親王婉諭面前，遭遇隨機殺人事件。案發後，被稱為小燈泡媽媽的王婉諭，無論是面對媒體，還是出庭時，總是理性、清楚地表達自己的訴求，也被稱為「非典型的受害者」。

 

在媒體上，受害者家庭的樣貌總是比加害者模糊許多，但《與惡》劇中，描寫了受害者家庭面臨的困境。飾演劉喬安的賈靜雯，面臨兒子在隨機殺人事件中喪生的痛苦，一度失去了母職的能力，陷入巨大的悲傷中，以酒精和工作麻痺自己。

小燈泡父母的委任律師陳孟秀，今年2月也接任時代力量秘書長。甫見面，陳孟秀說，小燈泡父母還沒看過《與惡》，雖然知道劇成功讓大眾關注到加害者與受害者的議題，但要看這部戲劇，對他們來說，還有點困難。

在劇中，呈現出的被害者樣態，除了宋喬安母親角色的失職，還有其他受害家庭出來吶喊、丟雞蛋的畫面。在陳孟秀所接手的案件中，被害人並非都是相同的樣態，宋喬安被刻畫成失職的母親角色，似乎也將被害者貼上標籤。

接受失去、維持生活　受害家庭連恨的心力都沒

陳孟秀認為，也許有被害人真的如劇中呈現那般，但大眾容易將劇中角色視為被害人代表，她想讓大眾了解的是，許多被害家庭努力維持生活的樣貌。

「大家想像中的被害者跟家屬就是很恨或是很生氣，但很多被害家庭的痛苦不是那麼外放，他們要先接受家裡少了一個人的事實，光是這件事，就要走上很久的時間。同時也要繼續過生活，可能還有房貸要還，也要繼續上班，像在小燈泡家中，小燈泡媽媽也有情緒也會悲傷，但同時她還有三個孩子，她要先想辦法顧好三個小孩。」

 

陳孟秀說：「那是一條無聲的復原之路。」

在事件發生後，受害者家屬面臨一連串的司法程序以及要做的事，無論是警詢還是辦後事，這些都一再提醒家屬，家裡少了一個人。陳孟秀說，她協助的許多案例中，家屬在這些司法程序中感到茫然，只能不斷提問，很無助，甚至很難感受到程序中人性化的一面。提到犯罪被害保護人協會（犯保）的協助，陳孟秀肯定犯保的設立，但她認為，可以根據不同的個案作更細緻的協助，建立與被害家屬的信任感後，才能更妥適的協助被害家庭。

「小燈泡這個案子的主要目的就不只是訴訟，而是希望社會改變，藉由這個案子，可以了解無差別殺人事件的成因、王嫌的犯罪動機以及司法程序如何協助被害者家屬」陳孟秀說。

談到案發至今3年了，是否有達到這些目標？她認為，社會有改變，也看到很多討論，但國家好像還沒有更多實質動作，至今都只有個案的故事，但應該建立資料庫，才能理解犯罪的成因。

「小燈泡父母及律師團都很常被問『那你覺得要怎麼做？』」陳孟秀說，資源不在他們手中，他們不應該代表全民來回答，應該是問國家該怎麼做，又做到了什麼。但協助到現在，她認為，司法很努力探究王嫌的生命歷程，鑑定報告也很努力想呈現王嫌的樣貌。她直言，以上這些也許不是司法必須要做的事，但現在也只能透過司法才能做到了。

「小燈泡父母不想被當成VIP，而是透過這個案子，建立制度，也許是父母的發聲有了迴響，但其他許多個案並沒有做到那麼細緻，如果這是一件那麼重要的事，就應該落實到每個案件，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陳孟秀說。

對精神病有成見　恐慌對立反讓情況惡化

《與惡》劇中，患有思覺失調疾病的年輕導演應思聰（林哲熹飾）闖進幼兒園拍攝影片，意外引起騷動，媒體、家長及警方認為幼兒園可能遭精神病患挾持。陳孟秀回憶起這段內容，她說，劇中呈現了幼兒園小孩不害怕應思聰，因為他沒有傷人意圖，反而是圍觀的人極為害怕，劇中藉此點出了社會對精神疾病患者的恐懼。

由於小燈泡案中的王嫌也患有思覺失調症，無論是在劇裡還是劇外都呈現出，社會大眾對於精神疾病欠缺認知。陳孟秀認為，台灣社會對於精神疾病認識不足，容易對於精神疾病感到恐懼，在小燈泡案來說就是明顯的案例，在醫師的鑑定及出庭過程可發現，王嫌服藥後病情似乎有改善，但在看守所中缺乏良好的醫療資源，王嫌病識感也不足，加上王嫌父母對精神疾病的觀念不夠，甚至要求王嫌不要吃藥，會傷身，這樣的情況下，無助於解決問題，「很像兩群人在拔河，不知道要往哪個方向去。」

精神障礙者與家屬面臨許多困境，家屬長期照顧病患，卻缺乏社會資源，陳孟秀認為，國家應多給予支持，減輕照顧者的負擔，不然整個家庭都被困住。在社會發展快速變遷下，現代人罹患精神疾病的可能性變高，但精神疾病的標籤，造成許多家庭不敢或不知道怎麼求助。

有病不可恥　但台灣人病識感不足

陳孟秀看到國外的照護經驗，她認為應該多增加社區醫療服務，不屬於嚴重病人，就可以尋求社區醫療的協助，申請日間照護等服務，讓家屬也有喘息的機會，由國家來支持這些精障者家庭。

據衛福部統計資料顯示，2017年我國全民健保醫療統計資料中，關於精神、行為和神經發展疾患的就診人數為2,638,382人，超過我國人口的十分之一，而思覺失調症的就診人數也有152,110人，但其中，有多少沒就醫的黑數，並不得而知。

雖然，精神病患的犯罪率並沒有比較高，卻常被社會異樣對待。陳孟秀認為，因為大眾對於精神疾病不理解，才會產生恐懼，甚至有延誤就醫或不敢就醫的情況。在陳孟秀接觸的案例中，有些思覺失調症患者的狀況沒被發現，拖延了一到兩年才就診，患者因為幻聽，說誰對他不好，講他壞話，這些行為其實都是徵兆，卻被家人當成人際關係不佳。

誰會要骨折的人看開？　別忽視「心理的傷」

「心理、精神生病，跟其他疾病一樣，都是生病，應該平行對待，我們會關心感冒、得癌症的人，問他看醫生了嗎？卻不會叫心理生病的人去看醫生」陳孟秀說，人們很難接受自己或親屬得了精神疾病，甚至在確診後，還會抗拒，將疾病歸因於祖先的問題或到處求神拜佛，造成治療的延誤。

陳孟秀說，人們經常對長得「不一樣」的人產生抗拒，從她以樂生療養院為主題撰寫論文以及後來擔任院民的律師的過程，深切體會到這點。

「我身邊很多朋友聽我說過樂生院民的故事，他們就說也想多了解，但真的跟我到了樂生以後，看到院民的模樣卻害怕，不自覺後退，但多相處幾次以後，就知道院民跟我們沒什麼不一樣。」陳孟秀說。

用錢賠不了的痛　先理解「為什麼」才談原諒

在擔任被害家庭的律師角色上，陳孟秀認為最重要的是傾聽、理解被害家庭的需求，讓當事人清楚了解接下來要面臨的程序，找到互相對話的頻率。先聽見當事人的憤怒跟情緒，才有可能帶著他的立場跟對方溝通。她說台灣人很重視「真誠」，在許多案件中，賠償金雖然重要，但並非重點，有時對方道歉了，但被害家庭感受不到誠意，又或者說，對方有什麼苦衷沒說出來，當知道對方「為什麼」做出這樣的事後，有時反而能夠理解，甚至才會走到原諒。

在國家角色上能做到什麼？陳孟秀認為，大家都很努力，但在精神疾病的衛教上似乎還有待加強。她說政府不斷高舉社會安全網的重要性，但在補破網的同時，國家可以多嘗試不同的方案。總歸一句，她認為社會普遍漠視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就像劇中的應思聰，一開始沒有病識感，也抗拒到醫院甚至吃藥，面對精神疾病，他怨嘆著問：「為什麼是我啊？」

防小燈泡悲劇重演　從認知精神疾病開始

《與惡》劇末，應思聰學會與疾病共存，看似理想的狀態，是否可能存在。陳孟秀坦言，現在的台灣社會好像有點難達到，「精神疾病不是光靠努力就會好。像人罹患一些感染型的疾病，我們應該不會跟病人說，你努力就會好起來，但罹患精神疾病，卻叫他努力就會好。」陳孟秀認為，台灣人很少尋求專業者的協助，但應該鼓勵大家，遇到人生中重大的問題時，不要將問題留著，而是找專業人士協助。

陳孟秀說：「小燈泡案很特別的是，當每個被害家庭都想知道『為什麼』的時候，有時候很難說清楚，甚至來不及探究成因，加害者就被執行了。小燈泡父母很努力地用每一次面對媒體，還有在司法程序的機會，說清楚她們想探究成因，才有避免下一次悲劇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