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投東埔部落布農族人BuKun（伍金山）是個遺腹子，從未曾見過父親Avali（伍保忠）。原來，在68年前，時任警察的伍保忠，被懷疑參與叛亂組織而遭逮捕，在羈押期間因病死亡。雖然他的判決因過世而不受理，但判決書上仍記載：「伍保忠於卅八年夏，經王三派（當地國校教員）誘惑參加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不過，死亡通知沒送給家屬，無人認屍，伍保忠就被隨意葬在今日位於六張犁的「戒嚴時期受難者紀念公園」

伍金山對於自己的父親當然沒記憶，他的母親改嫁，並將他和哥哥過繼給人扶養。對於自己父親為何被捕？下落如何？始終有滿腹的疑問，只能在年長族人的口語相談間，拼湊父親的模糊的形貌與經歷。沒想到，去年促轉會在檔案比對過程中，發現在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台中大甲案中，被歸類於福佬人的伍保忠、洪成、伍利等當事人應為南投布農族原住民。今年初，同為東埔部落的牧師伍錐將一封陳情信交付給該會兼任委員高天惠，在交叉比對下，促轉會會更進一步確認伍保忠等三位是過去不曾被發現的戒嚴時期布農族政治案件當事人。

得知伍保忠是伍金山的父親，高天惠先帶著伍保忠的判決書、死亡證明及臨終的照片到東埔部落與伍金山會面，伍金山說，這麼多年了，國家總算有人來告訴我們到底發生什麼事了。今年4月29日，伍金山來到台北六張犁墓區，他步履蹣跚、老淚縱橫，在幾位促轉會委員的引領撲跪在伍保忠墳前說，「爸爸我終於找到你了」、「我帶你回家，不要難過」、「媽媽已經走了，哥哥已經走了，找到（你）就好了」。

伍保忠為何被掩埋在歷史的荒煙漫草中，長期無人聞問？關鍵當然在於死亡通知書從未送抵家屬，加上他的漢族姓名，更遮蔽了他的布農族身分。事實上， 當年在在馬場町被槍決政治犯的屍體，「每一具要再給政府五、六百元的費用，等於一般公務員的三倍月薪。」許多家人根本付不出錢來安頓死者，就這樣成為無主孤墳，不但家人領不到前些年國家發給的補償金，更遑論名譽回復與平反。

去年8月31日，促轉會也收到一封「申請書」寫道：「政府也在今年成立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我突然了解，這是蔡炳紅要託我為他申冤，他要我在有生之年為他出聲喊冤，為他平反啊！為此，我必須出面。」署名者是95歲的吳聲潤，蔡炳紅是他的獄友。蔡炳紅當年因「參加叛亂組織接受反動教育」判刑5年後來到綠島，卻在刑期有捲入「再叛亂」案擬加罪3年，結果因蔣介石以大筆一揮，重新判決而以顛覆政府罪判死，死時26歲。

吳聲潤說，儘管他與蔡炳宏僅有幾天的交會，但當得知蔡被槍斃時，他受到非常大的衝擊，因為他同為羈押在綠島上的人，知道那些「再叛亂」根本不可能；而獄友陳英泰也回憶，蔡炳紅是熱情、和藹且有正義感的人，在隊上安份、刑期也只有5年，怎可能「再叛亂」……吳聲潤與蔡炳紅的判決，在促轉條例通過之時，同遭撤銷。

促轉會代理主委楊翠則說到他祖父、也是作家楊逵與一個外省軍人的故事。楊逵在1949年遭逮捕，接受日以繼夜的疲勞審訊，卻仍堅持不肯承認參加組織。有一回楊逵被允許稍事休息，因為累極，站在樹下半睡半醒，有一位警備總部的陪審「米上校」，輕輕從背後拍了拍他，只說一句「你有甘地的風度」，就走了。後來，楊逵被轉到軍法處，有兩個朋友也從保密局被送到軍法處，「米上校」託他們向楊逵傳話，說自己也正被關在保密局，將以「洩露情報」罪名被槍斃。

楊翠一直想找出這位曾在危難中給予他祖父楊逵溫暖的「米上校」是誰？原來，「米上校」，其實是米少校。米蔭庭，河北臨城縣，楊逵被逮捕偵訊當時，他是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少校，後來轉任國防部大陸工作處少校參謀，在這個工作任內，被指控洩露保安司令部的偵查情報給葉敏新等人。葉敏新被指為「北峰區工作委員會案」案首，這個案子牽連到31人，米蔭庭與葉敏新等四人被判死刑，1953年執行槍決。

同被國家視為「罪人」，「米上校」曾經給過楊逵溫暖，就這樣被楊逵記了一輩子；不過「米上校」比楊逵更慘，他被槍決，死在台灣，孤獨埋在六張犁，然後被整個世界遺忘。那段時間受害的人民其實根本不分族群、階級、政治意識型態與政黨派系，在已申請補償基金會的補償案件中，軍籍人士佔了15-18％，這其中還有因為孤身來台而無法計算其中的外省軍人。楊翠寫道，楊逵與米蔭庭，在特定時空交會，相互給予溫暖，念記一生，這是傷痛記憶，也是超越族群與身份，動人的人性光亮。

促轉會掛牌將屆一年，將會有更多這樣的記憶與故事被揭露、被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