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看到時代力量議員質詢韓國瑜的過程與內容，讓我想起了去年真實發生的一段故事；在這個故事的脈絡中，不難理解韓市長離譜表現的理由，也可找到他想投入另一場選戰的動機。

在去年九合一大選前，自己與孫大千前委員等人一起上楊文嘉「雲端最前線」節目，談高雄選情與電視辯論的表現。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孫委員志得意滿告訴現場來賓自己是韓國瑜準備辯論論述的核心成員，由於韓獨特的人格特質與表達風格，因此他不建議韓準備任何市政論述或政策內容，取而代之的是幫他擬了十幾句諸如「愛與包容」、「不要過不去」、「放下心中的包袱」或「推倒那道藩籬」之類的「金句」，只要陳其邁談到政策時，韓國瑜就不斷跳針倒帶這些無厘頭的幹話。

在民粹主義與特定媒體的造神下，如我彼時在上報寫的評論，韓國瑜完全輸掉了辯論的程序與內容。但是韓粉與一些藍營的「傳播學者」或「辯論專家」卻宣稱韓表現優異，我內心對於這種政治正確的表態感到墮落與詫異，當下反應直覺這些人如何在學校繼續教授傳播理論或是辯論原理？也意識到台灣的民主政治在韓粉的任性下，已經起了基本的變化。如果前立委都可以為此洋洋得意，學者都可以放棄理性專業，更別說其他不願用腦思考的韓粉。

作為一個資深的辯論人，我認為這種取巧甚至投機的行徑，對於政策辯論而言是最壞的示範。政策辯論的意義其實就是建立在公共政策「理性選決」的基礎上；直言之，就是明確闡述政策目標、清晰說明手段內容從這個與詳盡進行成本效益分析。此外，打過奧瑞崗辯論的人都知道，意圖改變現狀者的一方必須負擔舉證責任，亦即說明現狀變動的「需要性」。客觀的說，「人進貨出發大財」這類物質主義的訴求勉強可作為改變的理由，然而合理的論證尚須釐清手段與目的之間的邏輯因果關係，以及具體描述政策執行內容與可行性並進行損益評估，才能完成持方的責任。

深入分析，韓國瑜之前說的「挖石油」、「愛情摩天輪」之或「南南合作」類的說詞，充其量只是空洞的話術，全然談不上政策的可行性更不具備邏輯上的根屬性，所以根本無法進行所謂的風險評估與成本效益分析，不客氣地說這樣的政策成本簡直「無限大」。韓國瑜選前不好直說他的政策全然就是「靠中國」，然而當選之後自然就有恃無恐跑去中國討救兵，甚至透過在高雄推動自經區直接落實這種「引中入台發大財」的套路。

韓國瑜跳針答詢不外兩個原因，要不是他對市政全然外行且狀況外，就是他只把中國奧援當作市政唯一的手段，不幸的是我認為這兩者互為因果同時成立。前者可從他對自經區的無知、不知道車禍數據、不清楚1955專線用途得到解釋，後者則從他在中國的言行獲得驗證。關鍵的是，辯論初學者都知道面對他方質詢時，不能出現「反質詢」的違規行徑，韓國瑜的表現著實做了最壞的示範。

一個企圖挑戰大位的人，必須拿得出來政治論述、政策規劃與具體政績，以目前韓國瑜在市政上荒腔走板的表現，加上欠缺專業的幕僚作業，空雄市政表現顯然不及格，這也道出韓某意圖選總統的動機，網路笑話實在苦澀：「當上總統後，就不用接受質詢而且直接征服宇宙」。

※作者為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