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視夯劇《我們與惡的距離》裡，最後的高潮戲，是被害者家屬與加害者家屬共同進行一場「修復式正義」座談。電視裡，會談桌上人人泣不成聲；電視外面，觀眾們看得眼淚成河。

對大部分人來說，這是第一次見識「修復式正義」座談，也是第一次見到「修復促進者」——他們就端坐在圓桌前方，主持這場座談會，身旁的案件兩造或者是針鋒相對，或者是哭成一片；在眾人情緒潰堤間，修復促進者沉靜地、默默地進行這場艱難的「修復工作」。

相對於以刑罰為主的傳統司法制度，「修復式正義」（Restorative Justice，或譯修復式司法）處理的是國家如何在犯罪發生之後，療癒創傷、恢復平衡、復原破裂的關係，並賦予司法一種新的意涵：即在尋求真相、道歉、撫慰與復原中伸張正義。

目前，只要有意願，加害人及被害人都可以向地檢署提出申請，由地檢署安排經過訓練的「修復促進者」協助他們完成「修復式會談」。

電視裡演的是戲，在真實的世界裡，物品損壞了可以修復，可是，一個活生生的「人」，甚至一群人損壞了，要怎麼修復呢？

一場座談真的能夠修復人嗎？

殺人兇手想道歉　隔了一代才促成座談

中華修復促進協會理事長柴漢熙告訴我，來台訪問的美國VOM（被害人、加害人調解模式專案主導者）Mark Umbreit博士告訴過他，「他曾準備一場修復式座談，整整準備了35年。」

「那是一樁殺人案，加害者不斷地提出申請，想要向對方家屬道歉，但是，直到被害人的妻子過世，被害人的子女才接受了這場座談。」

那是一場漫長的生命自我修復歷程，國家取走生命是一種正義，陪伴生命療癒，何嘗不是一種正義？「修復促進者」，其實，就是一個以生命陪伴生命的人。

柴漢熙告訴我，他是怎麼樣走上這條實踐「終極正義」的道路的。

退役軍法官　3個月建立修復式正義資料庫

圓圓臉上一雙笑瞇瞇的眼睛，花白的頭髮梳得整整齊齊，微胖身材家常穿著格子襯衫，一臉的熱心鄰居伯伯模樣。

「我的爸爸是空軍士官長，我從小在空軍眷村長大，」柴漢熙告訴我：「成為飛行員是我的夢想。」

那個時代，經常聽到空軍飛行員摔飛機的消息，所以父親堅決反對柴漢熙入空軍，兒子想要從軍只給一個選擇，去當軍法官。最後，柴漢熙聽從父命念政戰學校，雖然沒有飛上天空，也圓了自己想要從軍報國的理想。

2002年柴漢熙從上校軍法官退休，原本是打算專心服事教會，從事助人工作的，卻意外成為「修復促進者」。

2009年教會將他送去宇宙光學習社會工作與心理學助人技巧。2010年，他擔任士林區調解委員，接觸許多調解案件。當時，法務部開始推廣「修復式正義」，柴漢熙的法律背景、助人與調解的經驗，讓他成為最適合的人選，於是，柴漢熙在2011年參加了法務部舉辦的「修復式正義」訓練課程。

2014年起，柴漢熙擔任講師負責訓練「修復促進者」，在「修復式座談」案例還不多的台灣，堪稱是參與過最多案例的修復促進者。

「當時在台灣沒有人做過，只有理論，不知道實際上是如何進行。」柴漢熙回憶，所以他趕緊翻譯英文工作手冊，並在3個月內建立了所有與「修復式正義」相關的社工、心理學、法律的資料庫。

賠罪擺一邊　有「加害真相」才能放下

「法官如果覺得案件有需要，最後會問兩造，你們願不願意進入修復式司法？」

「我們是提供了一個平台，走到這個平台進行對話，你們就有機會修復。」

「事件發生後，被害人最想知道的是，你為什麼傷害我？賠償是很後面的事情。」

讓加害人與被害人坐上桌面對面「對話」，不是謾罵，不是互相丟石塊，這是多麼困難的事情。為了增加大家有限的現場經驗，各地的「修復促進者」們開始有了固定的聚會，分享彼此經驗。漸漸地從一個成長團體，形成協會組織。

電視劇裡，最後這場座談安慰了所有在血案中受創的人，我問柴漢熙，目前真實的情況是如此嗎？

取決被害人心態　殺人、性侵、家暴最難解

他坦白地對我說：「有三種案件，我們是沒有辦法處理的，殺人、性侵、家暴。」

「前兩者，被害人的傷痛太嚴重，而家暴的家庭因素太複雜。」所以，都很難進入「對談」。

「在我的經驗裡，殺人案件進入『修復式正義』能夠成功的只有兩種，」柴漢熙坦言：「第一種，被害人已經決定原諒。第二種，則是加害人與被害人有家屬關係。」

他目前作的最多的，是「少年案件」，「他們違反了法律，不夠成熟，卻用了成年人的方法去解決衝突。」「如果通過對話，讓他了解對方，可能就改變了他的想法。」（接續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