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年初一，李倩宜在旺角參與「保衛小販」的示威。活動在警察刻意干預和鎮壓之下，演變成警民衝突。事後香港律政司用「暴動罪」控告參與者，現時被判刑的示威者，最輕的也要坐監三年以上，最高的判了七年監禁。

李倩宜和另外一些被告，選擇流亡；之前曾「勸告」她回港受審的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最近也因為香港可能修例，將香港人引渡到中國「受審」而逃到台灣。

後來二人在基進黨的直播節目中「碰頭」，林榮基聽到李倩宜的錄音，激動落淚。不久之前，林榮基對香港媒體承認自己當時太天真，以為香港法院還是公正，律政司提出不合理的控告，在法庭審理時不會入罪，但他錯了，於是現在只剩下「希望她能盡快過正常生活」的祝願。

李倩宜現在應該不夠二十歲，二十歲的時候，大多數人都應該還在讀書，在安穩的校園生活之中，有家庭的物質和人際支援，而她卻要如林榮基以前所說，「在台灣什麼都不能做，也不能工作，難道就這樣一輩子」，甚至因為沒有身份，而不能看醫生。這些政治受難者還背負其他香港人的不了解和攻擊。

本地曾有自由派政客或社運圈中人，會認為「旺角騷亂」是共產黨策劃來「破壞民主運動」，至少也將引發「暴力」的責任大部份放到示威者頭上；開始有人流亡而缺席「審訊」的時候，也有很多人說，他們「敢做不敢認」，不承擔自己做過的事。

會如此冷嘲熱諷，可能是因為他們也誤以為法庭政治中立，可以把關。的確迷信「法治」是香港人的普遍風土病，尤其是生於承平的上一代，很難無緣無故大徹大悟。審訊過程，法官多數先入為主和抱有偏見，就不用說了；身份不明的中國人多次到香港法庭來拍照「搜集材料」，違反規則，政府亦不斷姑息，那便是《少林足球》那句「球證、旁證、觀眾都是我的人」在現實的重現。

很多當晚參與事件的警察作供。他們先天就被接納為「可信證人」，又有很多前言不對後語。不少警察證人以「令示威者為罪」為目標，而示威者的證供，則不少被忽視。的確審訊還是公開的，我都去過幾次觀看，但程序自然是可以玩弄的。

除了迷信法庭的把關能力，大概很多人都看輕了監禁。除了身份個性的磨滅和規訓，一些知名度較高的犯人，在獄中也要如履薄冰，因為獄卒和有關方面，視知名人士為麻煩，如果不刻意低調，可能會令他們受到更不公平的對待。雖然香港自命國際先進城市，但監獄還是不會對人太友善。

有一次我去探一個朋友，好像電視劇一樣隔著玻璃，拿著電話跟另一邊說話，但我們在談及其他知名人士的時候，都要隱名或取代號，以免監聽的獄方聽到誰人的名字，會對這些知名犯人特別不好。

伙食也自然不會太好，有些支援者或家人會額外付錢，購買外來食物，通過很多關卡送進去。好像有燒味飯。那對我們來說，只是垂手可得的日常選擇，但對他們就不是。其實他們被控告「暴動罪」，自然是因為徹頭徹尾的政治定性。

在2016年的那個時空，雨傘佔領運動才發生不久，中共不容許另一次更激烈和大型的抗爭；當時港獨和自決思想也在底下暗潮奔流，之後正式浮上檯面，有年輕政黨開始打著這類旗號參選立法會 (並最終得到足夠民意授權而勝利)，在那個時空，處理香港問題的有關方面，恐怕是下了決心，要進入政治上的緊急狀態，要殺雞儆猴，撲滅新人和新思想。

旺角事件發生以來，受到的非難更多是來自非建制，畢竟他們擁有社會聲望和相對較有公信力，也因此對這些抗爭者有更大傷害。在那個時空，香港主流仍然相信「契約」，有認為自己不使用武力，就不會遭武力鎮壓的假設，另外還可能是出於一種內心的罪疚——也許在心裡，我們都知道抗爭者被判罪，並不是他們做的事真值得那個刑期，而是要連其他人一直以來對中國的反抗，都一併以刑期償還。

2014年佔領運動，是幾十萬人上過街，違法佔領，違抗過中國的旨意，令世界各地都聽過有這件事。中國自然會暴怒，但法不治眾，最後只能加重知名人士的刑罰來示警。當你發現自己成了意外的倖存者，內心不是無限的內疚和哀憐，就是訴諸否認：否認他們是政治犯、否認他們也有為其他人受罰的意味。只有否定，才不會跌入內疚。

近來美國有一個香港留學生，因為在校園傳媒寫了一篇文章表達自己「來自香港，不是中國」，引起不少在美中國人的反感。中國人群起向有關方面施壓，壓力也自然均沾在作者身上。在一篇後續文章中，作者寫道：

有一次在Boston回家的途中，有一個亞裔男子坐我旁邊，開始問我在哪裡來。他問我是否從中國來，我搖頭說香港。於是他花一整趟車程不停教訓我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所以我是中國人的道理。雖然我在香港遇過這種的事也只會覺得荒謬，但我知道身邊的都是香港人，我總是能翻翻白眼笑笑而罷。那一次卻是自己一個在外地，坐在巴士靠窗位置，不能動彈。那種難言之無助感，讓我不得言之不斷流淚。那十幾分鐘的車程，我來回幾百次嘗試冷靜，卻又抑止不住感到委屈，啜泣不停。那一次的經歴，再加上來了Emerson多次因為香港人身份而受到的侮辱，讓我深知關於身份認同與政治對話的重要性。我想其他人聽到我的聲音。

讀來，令我覺得神奇而格外委屈，為甚麼我們會為自己的身份認同而落淚？認為自己是香港人，為甚麼就要受到圍剿和攻擊？

但現實的確是如此，就算是中國或香港的「開明派」，在談到自己認為中國「自古以來」的領土時，一切理所當然「屬於中國」。你就是中國人，你的土地和命運都由他們作主。彷彿「香港人」是一種需要治療的偏執。

我們接受的教育和潛移默化也嘗試說服我們，這個身份是不見得光、二流的。

但不管是被嘲笑或者攻擊，自己直觀的感受還是最真實，要應該緊握。畢竟在羅馬面前，當你的所有都可能被剝奪，也許到最後，就只剩下身份。雖然輸掉了一切，但不能連靈魂都輸掉。

李倩宜給基進黨的內容，最後談到台灣的選舉。不管如何，台灣有主權，有主權才可能有選舉，以及使其他公平公義變得可能。例如2014年太陽花，一班人衝入立法院佔領，最後法庭也會體恤涉事件乃公民抗命、不是為自己個人利益而鬥爭而寬大處理。如果法庭的背後不是有一個以台灣人民為主體的主權，就肯定不會這樣判。

差不多時間發生的雨傘佔領，九個首被告被判以監禁或社會服務令，法庭多談技術細節，也就是被告的行動和肢體上如何犯了法，並講明不理會被告的理念或是否公民抗命。

這裡就看到，法治要成立，背後需要主權，一個維護人民利益的法庭，會講究正義，條例和法庭並不是至高無上，綜合的正義才是；沒有主權的法庭，只是政權的工具。它只會講究法律條文的至高無上，到了有政治性質的案件時，就鮮會綜合考慮其他事情，這個判決如何影響「公眾利益」，對「改革社會」此一理應能夠帶來公益的現象，是促進還是窒礙？

法律體系向誰負責？是香港還是北京？不管法律傳統和菁英如何精密，這些問題最終都是法律以外的大政治問題。選舉不是革命，穩定的民主制度其實也是傾向維穩，而非突破，是不可能突然令大家發大財，但它確實可以止蝕和保本，能令那些極有可能破壞主權的候選人落敗，令世界少一個地方要為自己的身份認同而委屈和落淚。

※作者為香港青年評論者／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