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總統選舉的兩黨初選，隨著民調時間越來越近，候選人也逐漸把手套拿下，互相攻擊的力道越來越強，開始有空手搏擊拚生死的味道。台灣的民主，就此更上一層樓，總統候選人間的鬥爭越激烈，越是民眾的福氣。因為這是身為近代民主共和國祖師爺的美國，在開國之初就面臨的情況，美國的政治鬥爭在撕破英國紳士假面後，激烈黨爭，而讓民主共和的精神更進一步，直到今天，惡鬥依然如昔，國家仍舊繁榮發達。台灣的民主看來也逐漸成熟，走出假相團結的偽君子政治，步向爭奪民心、民意的焦土戰，好事一件。

先來看看美國的故事。

1800年，美國初代的兩黨政治已經爭鬥得如火如荼。華盛頓後的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尋求連任，然而，他不但在聯邦黨內遭到挑戰，更在當時憲制下，出現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總統對抗副總統，同台競選的情況。副總統湯瑪士．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身為反對黨民主共和黨的領袖，一心要取代他視為瘋狂、危險的亞當斯。傑佛遜於是偷偷找了個惡名昭彰的報人，專門在報紙寫文章攻擊亞當斯，抺黑現任總統，是為今日網軍的祖師爺。亞當斯被罵為「令人厭惡的學究」、「虛偽地噁心」、「邪惡的陰陽人性格，既沒有男人的力量與堅定，也沒有女人的溫暖與敏感」等等，各種惡毒、抹黑的文字不斷被發明來罵亞當斯。

亞當斯的政府，對「假新聞」氣憤不已，但在他們手上有美國史上有名的惡法「顛覆法Sedition Act」當武器，任何人用不實言論攻擊政府，都可以顛覆法定罪，關入大牢。傑佛遜的「網軍」，果然被起訴，而判刑入獄。但一如傑佛遜所料，共和黨的士氣反而大振，聲討亞當斯，更加不遺餘力。

而當時，美國也有外患交逼。剛經歷大革命後恐怖統治的法國，有年輕的拿破崙將軍在歐洲攻城略地，也同時和美國進行一場未宣戰的戰爭。面對法國，共和黨人在革命家傑佛遜的領軍下，不以為法國是真實的外患，反認為法國是美國獨立戰爭的盟友，是共同反對英國暴君的伙伴，有問題的，是親英的聯邦黨人，尤其是始終被懷疑偏好「君王制」的亞當斯，更是傑佛遜認為會把美國未來摧毀的元兇。

但真正亟欲與法國一戰的是前財長亞歷山大‧漢彌爾頓（Alexander Hamilton）。亞當斯雖為聯邦黨的總統，但漢彌爾頓是聯邦黨的實質領袖，亞當斯的內閣，國務卿、戰爭部長和財政部長，都是漢彌爾頓的黨徒。亞當斯一開內閣會議，這些閣員，就忙不迭地向漢彌爾頓密報。漢彌爾頓利用法國的威脅，在他的控制下，已經建立了美國第一個固定編制的陸軍。現在他更用他的內閣黨徒，逼迫亞當斯對法國宣戰。

夾在傑佛遜和漢彌爾頓中間的亞當斯，兩面不是人，既想和法國和談，又不能在聯邦黨人面前示弱，只能迂迂迴迴地派特使到法國，想辦法阻止一場戰爭。共和黨人指控他好戰，聯邦黨人則罵他拖延對法宣戰，所以他就遭受兩邊的抹黑。選前，自己黨內的漢彌爾頓，出了本小冊子，拿內閣成員的內部資料，指控亞當斯是狂人，已經瘋了，不適任總統。漢彌爾頓轉而支持他的死敵傑佛遜當總統。因為這攻擊，亞當斯失去了連任的機會，而漢彌爾頓的出格背叛，也葬送了自己的政治未來。

媒體的下流抹黑、敵國外患、兩黨黨爭、政治背叛等等，這些美國開國的奇觀，對比台灣的政治現實，都是無比的熟悉。但美國這些開國先賢，如亞當斯、傑佛遜、漢彌爾頓，之所以進行「下流無比」的政治鬥爭，都是出於他們的愛國心。這三人也許性格都有缺陷，但絕無貪污、腐敗的紀錄，他們對辛苦建立的獨立國家，急切地想保衛其長治久安。正因為他們的愛國心，他們才需要無所不用其極地曝露政敵的不適任。傑佛遜擔憂亞當斯的「親英」會把共和國給賣了，他也懼怕漢彌爾頓的軍隊，假抗法之名，行內戰之名，而摧毀了新生的共和國。漢彌爾頓則擔心共和黨政客的親法，會勾結外人來分裂國家，所以他才積極建軍，以維護國家未來，他也打心裡認為脾氣暴燥的亞當斯，不適合擔任總統，而寧幫敵對陣營的傑佛遜當上第三任總統。

在朝野政治惡鬥的後面，看到的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的計算，而是出於熱切的愛國心，這正是美國立下的民主典範。

所以台灣的政治人物，如果還在醉心於「揖讓而升，下而飲」的君子之爭，我們就可以合理懷疑，他們不是愛惜自己臉面的心勝過愛國心，不願為了國家，而丟失了高貴的姿態，就是虛偽到家，「貪吃又假裝客氣」，愛權力，又不想把手弄髒。只要不說謊、造假、作違法勾當，政治人物有責任，用一切手段，曝露政治對手的問題，指出對手的不適任之處。政治人物如果沒有認清這責任，就沒有資格在民主社會裡競選公職。而所謂的君子之爭，背後更隱藏了令人作嘔的菁英心態。君子相對於小人，喜歡講君子之爭的人，不但把政敵當小人，也自外於國家主人。自己往臉上貼金當君子，自封政治貴族來壟斷政治權力。既驕傲，又不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