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7月1日，50萬香港市民上街反對基本法第23條立法，當時主辦組織為「香港民間人權陣線」，擔任組織發言人及「23條工作組」召集人的正是蔡耀昌，極具爭議的第23條立法最終在社會巨大爭議及親中派議員「倒戈」情況下，擱置而今。

香港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1967年出生，那一年正值中國文化大革命熱烈之際，香港受左派勢力影響引發「六七暴動」。港英政府在事件平息後有鑑於中共對港的影響力，以及安撫對港人分配不均，大力改善民生。1980年後香港經濟起飛，成為了「亞洲四小龍」之一，百姓獲得安居樂業享受美好環境，蔡耀昌就是在這個時代背景中長大。

1984年中英簽署《中英聯合聲明》，香港將在1997年回歸中國，蔡就如當年很多的學生一樣，對這個又陌生又熟悉的中國抱有「民主中國夢」，希望中國日漸強盛法制完善。

不過包括他的一批愛國人士，隨著六四事件後，與中國當局的思想分道揚鏢，走上一條截而不同的道路。

蔡耀昌才邁入50歲，歲月的消磨却讓他的頭髮掉了一大半，以往在六四晚會上時聲嘶力竭，呼喊著「平反六四」的口號，在訪問時卻是斯文有禮。

蔡耀昌1985年以優異成績入讀香港中文大學數學系，先後出任中大學生會主席及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代表會署理主席，1989年天安門學運爆發，當年不少香港學生心繫中國民主運動，作為學聯一分子的蔡耀昌亦參與聲援北京的天安門運動，。

1989年6月4日，解放軍開槍血腥鎮壓，香港商人及多個外國使館營救在六四事件後被中共通緝的民運人士逃離中國，過後統稱「黃雀行動」。被救的人士包括曾旅居台灣成為國立清華大學教授的王丹，以及最後落戶台灣的吾爾開希等人。

當時蔡耀昌丟下學業，大力投身支運角色，「六四事件後至1993年間，我不時到內地聯絡中國的民運人士，這些當時沒有向媒體作任何透露，你說中國政府知不知，我不知道他們知不知，但我猜他們是知道的」，他對《上報》說。

被中國禁止入境23年成遺憾

1993年，蔡耀昌陪同當年創立北京工人自治聯會（工自聯），有份參與天安門運動之一工運領袖韓東方從香港返回廣州，但在飯店留宿時被公安破門而入，除了以「顛覆國家罪」拘捕韓東方外，並稱蔡耀昌從事「反中國活動」直接柙送帶到廣州火車站禁區直接坐火車回港，並同時沒收了他的回鄉證，並告知禁止入境3年。

不過就如香港電影《無間道》中的對白，「3年又是3年」，這一等，足足等了23年。「其實以前會不定期去中國旅行社，看看能否申請回鄉證，也不是每次也通知記者，不過每一次去都被拒絕不能申請」。

沒法返回中國，蔡耀昌全力投身香港政治活動及從事研究工作，為民主派人士出謀獻策，並在1997年完成香港大學法律學位。

2003年7月1日，50萬香港市民上街反對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當時主辦組織為「香港民間人權陣線」，擔任組織發言人及「23條工作組」召集人的正是蔡耀昌，極具爭議的基本法第23條最終在社會巨大爭議及親中派議員「倒戈」，擱置而今。

挾著這個氣勢，蔡耀昌在2004年香港區議會地方選舉中當選沙田區區議員。不過4年後連任落敗，在2012年立法會選舉中亦未能當選。蔡耀昌一直多年擔任支聯會副主席，繼續為支聯會工作，舉辦每年在維園舉行的六四晚會，以及設立永久六四紀念館。

2016年，北京當局以親中組織在港放話，民主派人士可申請回鄉證，蔡耀昌最終成功辦理，並坐上中國的動車「和諧號」前往23年前被捕的廣州。

「這是對我一個頗重要的意義，我覺得若要關心一個地方，便一定要對那個地方有了解，不能回去內地，是一種遺憾，因為畢竟回內地，不是做民運，亦可以只是去旅遊，這是我的權利」。

獲發了回鄉證3年多以來，蔡耀昌直言不時會到中國，「知道當地的情況，有什麼不好，你說內地沒有進步，也不能說沒有進步，但有沒有問題，當然是很多問題，但到訪中國，對了解中國會有幫助，否則你是不能討論中國發展的議題」。2017年，關注中國民運的人士，中華民國國民李明哲在澳門入境珠海時被中國當局拘捕，其後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處5年監禁。

蔡耀昌直言，在中國進行民運，被控以「顛覆國家」機會是愈來愈大。「如果到內地參與民運，現在的風險是愈來愈大，亦會影響其他跟我聯繫有關的人」。

面臨這種白色恐怖，蔡耀昌卻有另一種想法「有些事要做的還是要做，其實做什麼也會有風險，我到內地是有風險，在通關檢查證件時會比其他人慢，但是就算你不做任何事也會有風險，入境時有電腦記錄，更會有幾億個鏡頭在各地監視你，不能估算日後會否被捕，會否因為這樣而被捕，只能說要特別小心，但不會因此不到中國，「這是一種取捨，若到內地就做一些『正常』的事」。

鄰居不好自己也遭殃

不過縱使如此，蔡耀昌也認為台灣人其實可以多了解關注中國，「值得去一去也應該要去」，「你若將中國當成你的鄰居，你也不想你的鄰居不好，「就算他關門打小孩，也會吵到你」，台灣內部雖然還有很多事需要關注，但並不是抱著「鄰居好不好與我何干」的心態，需知你的周邊有很多不公不義，這與自己是否中國人，身份認同是沒有關係。

「就如『六四』般，有時候只要多走一步，在一年的時間花一日去參與，所產生往往有很大的效果，當權者也不能太過肆無忌憚，「其實為了民主自由與公義，不論是什麼身份，能發聲的便該發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