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巴嫩電影《迦百農》（台譯名：《我想有個家》）獲得去年戛納電影節評審團大獎，以及今年幾乎所有重要電影獎項的最佳外語片提名。敘利亞難民小演員贊恩的本色出演和導演娜丁·拉巴基的精心巧構當然功不可沒，但最難得的是在一片難民主題的西方電影和藝術作品潮中，這部直接來自難民地區、阿拉伯女導演視角的電影脫穎而出，不但挑戰了西方和男性視角對難民問題的介入方式，還兼顧了藝術片與主流電影的公眾影響，成為理所當然的話題作。

從電影以聖經裡的古地名「迦百農」為名，看得出導演的苦心。迦百農並不在黎巴嫩，也不屬於伊斯蘭教傳統的典故，但信奉黎巴嫩天主教馬龍派的娜丁·拉巴基藉它來問一個在這難民時代無法迴避的問題：第三世界是否還存在救贖？是否只有離去才是唯一出路，或者說：迦百農有沒有耶穌？

難民何以成為難民？《迦百農》裡贊恩的家，家不似家，因此贊恩選擇了離家出走，對於「家」來說，他就是去了外面的世界的難民。同理，如果一個政府無法讓自己的人民獲得基本的尊嚴和生存保障，它也不具備成為國家的一家之主的資格，人民無法推翻它的話，就只能選擇成為難民，在自己的家之外流浪。

聖經裡關於迦百農最著名的論斷，出自馬太福音裡這三段耶穌的話：

「迦百農啊，你已經升到天上 ，將來必墜落陰間！因為在你那裡所行的異能，若行在所多瑪，它還可以存到今日。」

「但我告訴你們：當審判的日子，所多瑪所受的比你還容易受呢！」

「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謝你！因為你將這些事向聰明通達人就藏起來，向嬰孩就顯出來。」

耶穌的憤怒是顯而易見的，迦百農曾經是個富庶之地、人間天堂，也是耶穌選擇離開家鄉拿撒勒之後行神蹟收門徒的地方。然而迦百農人並不珍惜，他們日益墮落，終不悔改，於是耶穌詛咒它將一落千丈，受到嚴懲，甚至還比罪惡之城所多瑪還慘。但耶穌也留有一線希望，就是承諾這裡的「嬰孩」，而不是那些自作聰明的人，會看到真相。

理解了這段話，起碼理解了電影《迦百農》為何叫做迦百農。可以說，迦百農是一個失去了「家」的意義的地方。贊恩的原生家庭固然是不負責任的繁殖者，其父母和很多貧困民族的想法一樣，不加節制地生育，無非是想把兒女變成改變自己命運的賭注而已——其實我們不少中產家庭逼迫兒女向上爬也是一樣的道理。自己改變不了現狀，就轉嫁給兒女，剝削兒女的未來，何其可恥。

贊恩出走之後，曾和來自衣索俄比亞的黑市女工拉希爾與尤納斯母子組成一個臨時「家庭」，三人相依為命的生活曾經有過一絲快樂陽光，俄傾就被現實再度無情輾壓。拉希爾被捕，十二歲的贊恩拉扯著一歲的尤納斯在極其無情的世界裡掙扎求存，這段是電影最動人心弦的部分。彷彿為了替自己的父母向失去的妹妹贖罪，贊恩竭盡全力要做一個好的「代父」，但最終也無能為力，只得把尤納斯交給了人販子。

但在這個過程中，贊恩幾乎成為了被詛咒的迦百農城裡唯一的義人——上帝曾經說如果能在所多瑪找出一個義人、此城就免於毀滅——電影最後結尾的確也呼應了這一點，給予我們一個較有希望的結局。贊恩捅傷因為童婚害死自己妹妹的男人，其後在獄中起訴自己的父母，尤納斯被從偷渡集團中救出，與拉希爾重逢。電影以外，贊恩因為這部電影，全家獲得挪威的難民庇護，終於逃離了迦百農。

然而這真的是娜丁·拉巴基善良的一廂情願，我們都知道，黎巴嫩的法律並不允許未成年人起訴父母，而演員贊恩的命運改變純屬僥倖，拉希爾母子的演員卻被遣返肯亞了。迦百農有沒有耶穌呢？沒有。

這裡也沒有超級英雄，只有一個老人在遊樂場扮演的「蟑螂俠」。這個次要角色是我全片最感興趣的，他基本上是這部現實主義電影裡面的一個超現實隱喻。離家出走的贊恩在巴士上遇見他，好奇他的衣服和蜘蛛俠很像但又不同。老人主動開腔：「我不是他，我是蟑螂俠，是蜘蛛俠的表哥。」搞笑之餘，絲絲卡夫卡式的絕望。

正是被他吸引，贊恩改變行程，在遊樂場下了車，才會遇見拉希爾。遊樂場與蟑螂俠一樣，也是西方流行文化的A貨，那個碩大的夢露塑像，衣服被贊恩拉開，露出一雙不能吸食的白乳房。與之相比，拉希爾原本可以喂哺尤納斯的黑乳房，只能在監獄的廁所裡偷偷擠出乳汁——那段拉希爾邊哭邊擠奶的鏡頭是我第一個淚點。蟑螂俠有過一次拯救拉希爾的機會，他假扮拉希爾的新雇主，去幫她騙取工作簽證，然而他太老邁記不起自己的電話號碼（或者他壓根沒錢裝電話），演砸了。

這些細節，才是《迦百農》的真實一面。如果不是拍電影，贊恩老了也會變成這樣一個蟑螂俠，無能、遭人厭惡，即便他和蟑螂一樣有著在惡劣環境下超強的生命力，然而，這是毫無尊嚴的生命。每思及此，電影最後一個鏡頭贊恩的勉強一笑便絲毫改變不了這部片的悲劇底色，因為歸根到底，試圖以這部電影改變黎巴嫩難民狀況的娜丁·拉巴基，和徒然從中獲取感動或憤懣的我們，其實也是無能為力的蟑螂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