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年是「六四」30周年。
 

30年前，在中國，爆發了一場規模空前的和平的民主運動。這場運動有力地證明了，在中國，自由民主絕不僅僅是極少數異議人士的追求，而是千千萬萬民眾的共同願望。抗議者們在天安門廣場樹立起一座民主女神像——明顯是仿照美國的自由女神像。這說明抗議者們正是把美國當做榜樣。在當時，大家都深信自由民主是普世價值，不但適用於西方，也同樣適用於中國。
 

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強硬派用超乎世人想像的殘暴手段鎮壓民運，令廣大中國民眾深感震驚與憤慨，激起了國際社會的一致譴責。接下來，柏林牆倒塌，蘇聯東歐發生巨變，國際共產陣營土崩瓦解。美國成為世界唯一超強。自由民主力量取得了有史以來最輝煌的勝利。在那時，人們普遍相信，中共專制政權的垮臺指日可待。
 

然而，30年過去了，中共專制政權並沒有垮臺；它站住了，而且變得比以前更強大，尤其是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超出一般人的預料——多半也超出了中共當局自己的預料。更加出人預料、但其實早就該在預料之中的是，中共政權並沒有在深化經濟改革的同時啟動政治改革，它甚至沒有因為經濟上的巨大成功而變得更柔和更寬容。尤其是習近平上臺以來，中共政權變得比以前更專制更蠻橫，並且在國際事務中也不再韜光養晦，變得更高調更咄咄逼人。與此同時，包括美國在內的民主國家卻遭遇到種種麻煩。就在短短的30年的時間裡，我們目睹了整個世界發生了人類歷史上極其罕見的驚人逆轉，專制中國的崛起構成了迄今為止對普世價值的最嚴重的挑戰。在30年後的今天，我們必須說，六四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世界。
 

（二）
 

人們往往是戴著觀念的眼鏡去觀察世界。在觀察中國問題時，最流行的一付眼鏡是所謂民主的現代化理論。按照這一理論，伴隨著經濟的增長，中產階級的壯大，而擁有了經濟實力的中產階級必然會要求獲得政治參與的權利，因此就促成了政治改革，促成了民主化。很多人戴著民主的現代化理論這副眼鏡看中國，當他們發現中國並沒有從經濟發展走向民主時，他們不以為那是眼鏡的問題，而以為是中國的問題；他們不以為民主的現代化理論沒有普適性，而以為民主沒有普適性。
 

民主的現代化理論不適用於中國，也不適用於其他的共產國家。當年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民主轉型，都不是建立在經濟發展和中產階級壯大的基礎之上。尤其是蒙古。1990年春，蒙古宣佈取消一黨專政，實行多黨制，那時候的蒙古既沒有什麼市場經濟，也沒有多少中產階級，可是說轉型也就轉型了，而且轉得那麼和平，那麼順利。
 

共產國家民主轉型的動力，並不是來自市場經濟的發展、中產階級的壯大，而是來自舊體制的徹底失敗。極權體制下大規模的、殘酷的政治迫害從反面激發了政治的自由化衝動，經濟體制的僵硬與低效也從反面激發了經濟自由化的衝動。

中國的改革始於毛澤東去世，四人幫垮臺。物極必反。正是毛時代犯下的滔天罪錯，形成了改革的強大動力。
 

（三）
 

現在，一談起中國的改革，人們往往首先提到經濟改革。不對。中國的改革首先是政治改革，是自由化運動，包括民間的民主牆運動和官方的思想解放運動，平反冤假錯案，批判「兩個凡是」，批判個人崇拜，等等。
 

八十年代自由化浪潮的興起，固然和中共結束閉關鎖國、實行對外開放、西方的思想再一次進入國內有關，但它首先地、主要地是一場內部自生的運動；在很大程度上，它正是對文革的反彈。
 

美國政治學家、哈佛大學教授茱迪∙史珂拉（Judith Shklar ）寫過一篇很有名的論文，題目是《恐懼的自由主義》（The Liberalism of Fear）。文章指出，現代西方的自由主義起源於後宗教改革的歐洲，產生於對殘酷的宗教迫害的恐懼。十六世紀，宗教改革家加爾文為了宣揚新教思想，曾經遭到羅馬教廷的無情迫害；然而，等到新教得勢後，手握大權的加爾文卻實行了比羅馬教廷更嚴厲的思想專制，在迫害異端異教方面竟然比羅馬教廷還更殘酷。物極必反。恰恰是在那些受到不寬容的理念影響最大的國家，令人驚訝地變成了歐洲最早實現寬容思想的自由國家。政治自由的理念恰恰就是從要竭力扼殺個人自由的加爾文思想體系中演變而來。恰恰是荷蘭、英國和美國這些最早受加爾文思想體系影響的國家最熱衷於把自由民主作為立國的理念。
 

不難看出，當今中國自由主義的發生過程，和當年西方自由主義的發生過程有很大的相似性。中共建政以來，建立起遠比當年西方更徹底的政教合一，實行了遠比傳統專制更嚴厲的專制，首先是思想專制，是對各種不同政見的殘酷迫害。從平民到高幹，很少人不生活在恐懼之中。文革浩劫則把這一切發展到史無前例的登峰造極。這就促使一些人，甚至包括一些中共老幹部，出於對政治迫害的深刻恐懼，或多或少地、自發地萌生了自由主義理念。在這裡，西方已有的自由主義思想，包括馬克思主義中的古典自由主義成分，還有中國前幾代自由主義者的思想，哪怕是以隻言片語，並且常常是以被歪曲的方式被我們所瞭解，都給我們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或者是起到了可貴的提示作用。
 

出於對廣泛的、徹底的、殘酷的、頻繁的和反復多變的專制壓迫的共同經驗，少數人產生了自由主義信念，多數人則具備了接受這種信念的基礎。於是，在文革十年的黑暗年代之後，八十年代的中國，迎來了一個自由化的時代。儘管中共當局一次又一次地發起反自由化運動，但是每一次運動都搞得虎頭蛇尾。而在抵制反自由化逆流的共同抗爭中，自由化力量愈戰愈勇，自由化浪潮一浪高過一浪，在八九民運達到高峰。
 

（四）
 

關於中國的經濟改革。
 

中國的經濟改革並非出自中共當局的頂層設計，而是出自底層民眾的自發行動。
 

通常認為，中國經濟改革的起點是安徽小崗村。1978年12月，小崗村18位農民秘密立下生死狀，實行包產到戶。不過，按照《大逃港》一書的作者陳秉安的說法，這個起點應該是廣東沿海的寶安縣。是深圳河上歷時30年的百萬人「大逃港」，催生了中國的改革開放。作者引用深圳（原寶安縣）老百姓的話：「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我們用腳投了一票！」實際上，早在1979年中共決定開辦經濟特區之前，已經存在著與內地不同的、實行著某些「特殊經濟政策」的開放地區。
 

這就說明，中國的經濟改革首先來自于民眾的自發行動，而且從一開始就明確地指向被中共當局一向被視為大敵的資本主義。當中共上層改革派認可了民眾的自發改革，那也就說明，他們從一開始就清楚他們要改的是什麼。
 

1979年，袁庚奉命到廣東深圳的蛇口，創辦中國第一個經濟特區——蛇口工業區。袁庚是深圳人，30年前他曾以解放軍炮兵團長的身分帶兵「解放」深圳。在赴蛇口就任前，袁庚的兒子問父親：「30年前你帶兵佔領深圳，把那裡的私有制變成公有制；30年後你又到那裡去搞特區，要把那裡的公有制變回私有制。那你是在幹什麼呢？」袁庚沉吟半天無語，然後說：「唉！總不能讓中國人老是這麼窮嘛！」
 

從1978年起，中國開始著手進行帶有市場取向的、資本主義取向的經濟改革。這一改革取得了立竿見影的效果，大大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發展。然而與此同時，這種改革也導致了對共產黨革命和共產黨政權合法性的自我否定。

因為共產黨革命的宗旨就是消滅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而共產黨實行一黨專政的目的就在於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現在中共自己又回過頭去改掉社會主義，復辟資本主義，這不等於說當年的革命革錯了嗎？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即共產黨專政還有什麼存在的理由呢？所以，這場經濟改革不是共產黨革命和一黨專制的自我完善，而是釜底抽薪的自我否定。

鄧小平曾經講過：「改革是第二次革命。」那麼，什麼是第一次革命呢？當然是指1949年那次革命。這就是說，改革不是改別的，改革就是改掉1949年那次革命。鄧小平很清楚，共產黨現在要改掉的東西，就是當初他們革命所建立起來的東西，共產黨現在要建立的東西，就是當初他們革命所打倒的東西。
 

這一點，當時不少人都看到了。80年代中期，就有中共中層幹部說：「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談到鄧小平提出的著名口號「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山西一位老農民說：「解放前，我們村有一戶地主兩戶富農，已經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在八十年代，圍繞著經濟改革的問題，中共內部分為兩大派：改革派和保守派。進一步考察就可以發現，在那時，幾乎所有的主張經濟改革的官員，也都是主張政治改革的。這自然是合乎邏輯的，既然他們在經濟上主張改掉社會主義，恢復資本主義，他們在政治上也就順理成章地主張放棄一黨專政，實行自由民主。與此同時，那些反對經濟改革的官員，也幾乎都是反對政治改革的。這也很合乎邏輯。實際上，保守派之所以反對經濟改革，主要是擔心經濟改革引出的政治後果。他們擔心經濟改革會導致共產黨喪失其專政地位。因為他們要維護政治上的一黨專政，所以他們拒絕經濟上的恢復資本主義。
 

1988年秋天，中國的經濟改革來到十字路口。幾位年輕的經濟學家在中國最重要的經濟學刊物上發表長篇文章，指出，下一步的經濟改革「已經觸動傳統社會主義的若干基本假定和中國特殊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結構」。此前的經濟改革，已經把原來那一套社會主義改得大變模樣，但原來那一套的基本框架還沒多大觸動，當局還可以強詞奪理，硬說中國還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只不過是「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可是，下一步的改革就是要改掉那套大框架，一旦實行，你就再也不能說中國還是社會主義了，而一旦經濟上拋棄了社會主義。那麼政治上的共產黨專政也就失去立足之地。
 

這就大大地激化了黨內改革派與保守派的鬥爭。改革派要求深化經濟改革，同時也要求政治改革。據說在當時，改革派甚至醞釀從憲法裡去掉「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點是堅持党的領導和堅持社會主義）；因為他們發現，如果不破除所謂姓社姓資這個禁忌的話，那麼下一步經濟改革是沒法進行的。保守派則堅決反對進一步深化經濟改革。保守派元老李先念直接向鄧小平提出：「趙紫陽不是搞社會主義的，應該讓他下臺。」因為他們發現，經濟改革再也不能繼續搞下去了，再搞下去就成明目張膽的資本主義了，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就堅持不下去了。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胡耀邦去世，引發了八九民運。

（五）

胡耀邦去世引發了八九民運。八九民運導致中共集團內部空前的分裂。造成分裂的原因很簡單，因為以趙紫陽為首的溫和派不贊成用武力來鎮壓。他們知道民眾要民主與反腐敗都是正確的，所以他們無法說服自己對人民動用暴力。再說，過去共產黨壓制自由民主，唯一的法寶就是給對方扣上「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復辟資本主義」的罪名，現在，中共自己就在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在復辟資本主義，它還有什麼理由去鎮壓民運呢？
 

然而，鄧小平卻動用軍隊殘酷地鎮壓了民運。在1989年6月9日接見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的講話中，鄧小平為六四屠殺辯護。他給八九民運扣上「反革命暴亂」的罪名。鄧小平說，「這次事件的性質，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四個堅持的對立」；「其核心是打到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制度」。
 

注意：在這裡，鄧小平依然把「資產階級自由化」、「推翻社會主義制度」這種罪名扣在八九民運頭上，以此作為六四屠殺的理由。因為他深知，要使得鎮壓師出有名，必須打出「堅持社會主義」、「反對資本主義」、「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套話語。
 

接下來，鄧小平又對改革開放做辯解，無非是說改革開放並沒有背離社會主義，並不是搞資本主義。因為他深知，如果他承認如今中共已經不搞社會主義了，要搞資本主義了，他的鎮壓就完全失去依據了，共產黨的專制統治也就完全失去依據了。
 

鄧小平的解釋當然是強詞奪理，不過在當時還有一定的迷惑性。因為中國的經改革，儘管從一開始就具有明顯的資本主義性質，但是直到八九民運前夕，這種改革還不夠深入，還沒有觸動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假定，原來那套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框架還沒有多大觸動，因此當局還可以強詞奪理，硬說中國還是在堅持社會主義。
 

在「六四」後的最初一兩年，由於目睹蘇聯東歐巨變，中共當局十分恐慌。為了保衛政權，新一代領導人提出要進一步反對「和平演變」，不但在政治上要反對資本主義，而且在經濟上也要反對資本主義。於是，資本主義取向的經濟改革便陷於停頓，甚至出現倒退。
 

可是在1992年春天，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提出要加快經濟改革的步伐，不問姓社姓資。
 

這看上去很奇怪。僅僅兩年多前，鄧小平還在強調要堅持社會主義、反對資本主義，怎麼到現在又說可以不問姓社姓資了呢？
 

道理很簡單。先前強調姓社姓資，是為了給反對自由化鎮壓民運提供藉口，是為了給共產黨專制統治的合法性披上一套外衣，是為了掩人耳目，自欺欺人。事到如今，槍都開了，人都殺了，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已經蕩然無存，沒人信了。現在，共產黨僅僅是在靠暴力而統治，人們沒有反抗僅僅是因為人們沒有反抗的力量。再加上蘇聯東歐的巨變，過去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已經完全破產了，再說社會主義也沒人信了。在這時，再去強調姓社姓資，再去修補那件百孔千瘡的社會主義外衣既沒有可能，也沒有必要了，沒有意義了，反而只會束縛自己的手腳。暴力統治也有暴力統治的好處，沒有了意識形態的包裝，也就免去了意識形態的束縛。原先搞經濟改革還怕別人說是搞資本主義，還要顧忌社會主義的名份名義，現在倒用不著了，可以進一步放開手腳地幹了。
 

黨內保守派的迅速轉向也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本來，以陳雲為代表的黨內保守派一直對鄧小平的經濟改革有抵觸，拖後腿；可是92南巡之後，保守派迅速轉向，咸與維新，搖身一變都成了改革派。這說明，他們原來反對資本主義取向的經濟改革，主要還不是反對資本主義，主要是擔心由此引出的政治後果，擔心社會主義信念破產，擔心引發民主力量，擔心危及共產黨統治。如今，黨內的民間的民主力量橫豎都被打下去了，他們用不著再那麼擔心了，所以他們也積極支持經濟改革了。
 

於是，在鄧小平92南巡之後，中國的經濟改革甩掉了早已破綻百出的社會主義緊身衣，輕裝上陣，不但重新啟動，而且比先前走得更快，走得更遠了。
 

本來，共產國家搞經濟改革，有一個致命的兩難困境：如果它堅持社會主義，如果它不敢大刀闊斧地引進資本主義，那麼它就無法振興經濟；如果它為了振興經濟而大力引進資本主義，它就不得不放棄社會主義，而既然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全部理由就是搞社會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因此，一旦它復辟了資本主義、放棄了社會主義，共產黨專政也就維持不下去了。簡言之：共產黨專政和搞資本主義這兩件事是不可能共存的。然而，一個六四屠殺，一個92南巡，中共卻完成了一個不可思議的華麗轉身，它居然把水火不容的兩件事結合到一起了。在中國，居然出現了在共產黨專政下搞資本主義。
 

（六）
 

八九民運是一場偉大的非暴力抗爭。抗議者一度取得巨大的進展，可惜未能見好就收，在最接近成功的時候遭到最慘重的失敗。由於八九民運遭到血腥鎮壓而失敗，很多人失去了對非暴力抗爭的信心。面對高度現代化武裝力量的中共政權，對平民大眾而言，暴力革命又缺少可操作性。於是，大多數人在無比憤怒之餘，就轉入沮喪，轉入消沉，從而放棄抗爭。少數繼續堅持抗爭的人就陷入孤軍作戰的境地，無法形成強大的力量，起不到推動政治改革的效果；而那個人心喪盡的政權也就重新站穩了腳跟。與此同時，以趙紫陽為代表的黨內自由派遭到徹底的清洗。轟轟烈烈的自由化運動和政治改革浪潮戛然而止。

「六四」不但阻斷了中國的政治改革，而且給中國的經濟改革也造成了極其巨大而深刻的變化，「六四」把中國的經濟改革引向歧路。
 

共產國家的經濟改革，說到底就是把公有制變成私有制，也就是說，把名義上屬於全體人民的公共資產變成私人資產。大致上講，俄國和東歐等國主要採取的辦法是「分」，把整個資產折價成股，然後全體人民每人分一股。這種辦法的好處就是很公平，大家都願意接受。既然掛在全體人民名下的資產是屬於全體人民的，那麼，最合理的私有化方案就是平均分給全體人民每人一份。這就叫大眾私有化。
 

但是，這種辦法有個最大的問題，那就是它造成資產過度的零碎化，股權過於分散，很不利於企業的經營管理。全國每人有一股，但每人也只有一股，結果必然是誰也不能、因而也不會對企業的經營效益有強烈的關心。這就和原來的公有制沒有什麼區別，照樣是一個企業沒有人負責。所以在一段時間之內，這種大眾私有化的做法不但不會促進經濟的發展，還必然會導致經濟效益的急劇下降。只有經過一段時間之後，通過市場的運作，使得股權集中化即產生資本家，資本主義才能運作起來，經濟才能取得發展。
 

中國則採取了完全不同的辦法。由於六四，黨內的和民間的民主力量遭到壓制，中國的私有化是在缺少起碼的民主參與和公共監督的情況下進行的，因此它不可避免地成為權貴的私有化，成為共產黨官員的私有化。大大小小的官員，在改革的名義下，肆無忌憚地把屬於全體人民的公共資產變成了自己的私產。私有化改革一步到位，而官員們則搖身一變成了地主或資本家。
 

於是，最荒謬的事情在我們眼前發生了：中共本來是靠打倒地主資本家起家的，現在它自己卻變成了最大的地主最大的資本家。早先，中共以革命的名義，把所有平民的私產變成所謂全體人民的公產；現在，它又以改革的名義，把屬於全體人民的公產變成了他們自己的私產。先是以革命的名義搶劫，後是以改革的名義分贓。兩件相反的壞事居然讓同一個黨在六十多年的時間內全做了。

（七）

中國的權貴私有化，在道義上固然是最無恥、最惡劣的，但是在經濟轉型上卻可能是最有效最快捷的。因為中國的權貴私有化避免了在俄國和東歐國家出現過的資產的過度零碎化，避免了像在俄國東歐國家出現過的經濟滑坡。在資本主義機制的激勵下，中國的經濟得以持續增長。
 

簡單說來，「中國模式」成功的原因有以下幾點：由於中國是在一黨專政的鐵腕下推行經濟改革，官員們發現他們可以借改革之機大發其財，因此轉而對改革大力支持。政府官員巧取豪奪，把公共資產據為己有，一步到位完成私有化；黨委書記搖身一變就成了資本家，這樣，他們就比過去更加關心企業的效益，熱心經濟的發展。由於權錢交易，越是權力大的人越是有可能在短期內積累起雄厚的大資本，這就有利於建立大企業或者是把原有的國營大企業私有化，從而有利於整個經濟的發展。
 

由於中國堅持一黨專政，政府獨斷專行，不在乎公眾的壓力，想改什麼就改什麼，想怎麼改就怎麼改，政府想漲價就漲價，想裁員就裁員，國營企業想賣什麼價就賣什麼價，想送誰就送誰；由於社會上缺少反對與制衡的力量，政府擁有強大的鎮壓能力，也更有能力貫徹自己的決策。
 

由於中國堅持一黨專政，「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例如禁止獨立的工會農會），使社會高度穩定；又由於政府不受挑戰，不可替換，對經濟活動有很強的控制力，政府的行為就有更強的一貫性和可預知性，這就更容易吸引大量的外國投資，同時還能比較有力地防止國際經濟震盪對國內的影響。
 

由於中國堅持一黨專政，不少領域——主要是政治領域——被列為禁區，這就使得更多的人們不得不投身於經濟領域；再加上精神真空的出現，人們的貪婪與物欲空前解放，這無疑也對經濟發展有火上澆油，推波助瀾之效。至於那些在權貴私有化中其利益受到嚴重損害的下層民眾，由於在現行體制下無法討還公道，只好回過頭來自謀出路，從頭幹起。中國的勞動力本來就廉價，在政治高壓的情況下形同奴工，自然就更廉價。這就構成了中國在全球競爭中的最大優勢。
 

正如清華大學教授秦暉所言：所謂中國模式或中國奇跡，其主要特點「除了低工資、低福利的傳統優勢外，中國更以‘低人權’的‘優勢’人為壓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資金和非再生資源）價格，以不許討價還價、限制乃至取消許多交易權利的辦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絕民主、壓抑參與、漠視思想、鄙視信仰、蔑視公正、刺激物欲來促使人的能量集中於海市蜃樓式的單純求富衝動，從而顯示出無論自由市場國家還是福利國家都罕見的驚人競爭力，也使得無論採用‘漸進’的還是‘休克療法’的民主轉軌國家都瞠乎其後。

中國經濟的突飛猛進，很大程度上得力於中國加入了經濟全球化。
 

我們知道，經濟全球化的理論基礎之一是比較優勢理論。比較優勢理論是兩百年前由英國經濟學家李嘉圖（David  Ricardo）提出的。按照比較優勢理論，如果每個國家都集中生產並出口自己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進口其具有比較劣勢的產品，那麼到頭來，交易雙方都可以增進自己的利益。然而，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是建立在一系列理論前提之上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條是，生產要素在一國之內可以自由流動，在兩國間則不能流動。在李嘉圖的時代，國與國的自由貿易只限於產品。在當時，資本和私人企業是不會移動的，是留在本國的。今天的經濟全球化，卻是在產品自由流動之外，還加上了資本和私人企業的自由流動。人員的流動雖然也增加了，不過人員的流動總有各種障礙，因而總是緩慢的、有限的；而資本的流動則易如反掌，十分快捷。既然比較優勢理論賴以成立的理論前提發生了重大改變，因此，原先從比較優勢理論推出的結論也就不一定還成立了。

改革開放前的中國，人口又多又貧窮，經濟狀況很不樂觀。殊不知一旦加入全球化，這竟然成為中國的最大優勢。中國憑著龐大數量的既優質又廉價的勞動力，再加上中國政府壟斷一切資源，可以開出種種優惠條件，招商引資；於是，發達國家的資本和工廠就如潮水一般地湧入中國。中國迅速地成為龐大的世界工廠，而且是血汗工廠；然後生產出大量的廉價商品傾銷發達國家的市場。因為大量的西方公司把生產和加工搬到勞動力低廉的中國，導致這些國家自身的產業空洞化，失業率急劇上升，福利制度也大受衝擊；跨國公司則獲取了巨額的利潤，由此導致本國貧富差距的日益擴大。在中國，最大的受益者是政府，政府好比包工頭，不但占取了最多的利益，而且為了維持廉價勞動力這一優勢，還人為地壓低勞工的收入。中國勞工收入的增長速度遠遠趕不上政府財政的增長速度。二、三十年下來，中國政府成為世界上最有錢的政府。通過政府的大量補貼，對新技術連偷帶學，中國也在若干高科技和高端產業上實現了彎道超車，後來居上。新形勢下的經濟全球化產生了令人驚訝的後果，中國經濟得以快速崛起，甚至使得很多原來的發達國家相形見絀。

（八）

中國的經濟改革與發展固然令人眼花繚亂，但是它有一個致命的弱點，那就是從整體上，它不具有合法性。這裡，我們涉及到目前中國所特有的一個問題，古今中外都沒有先例，所以直到今天，很多人對這個問題都還缺乏足夠的理解。
 

中國的情況和俄國東歐都大不相同。俄國和東歐各國的私有化改革和經濟發展不管有多少問題，但畢竟是在有公共監督和民主參與的前提下進行的，因此，其基本的公信力與合法性無可置疑。 二十幾年來，這些國家多次政黨輪替，但產權配置的結果卻得到公認，沒有「重新洗牌」或曰「秋後算帳」的問題。中國的情況正好相反。中國的私有化改革是在沒有公共監督和民主參與的前提下進行的，因此，這種私有化的結果就不會被世人所承認，由此形成的產權配置就沒有合法性。
 

譬如當今中國驚人的貧富懸殊，不少人以為可以通過強化稅收建立社會保障系統來解決。 可是，這種做法的前提是承認富人擁有的財產基本上是合法的，來路是清白的。 然而盡人皆知，在中國，那些先富起來的人，尤其是那些權力集團中先富起來的人，其財產基本上是不合法的，來路是不清白的。今天中國的貧富懸殊不但在程度上最嚴重，而且在性質上特別惡劣。因為大部分中國富豪的巨額財產，既不是來自歷史上的積累與繼承，也不是來自市場上的自由競爭，而是來自靠權力巧取豪奪。由此我們也就可以明白，在中國，為什麼經濟改革的深入發展並沒有帶動政治改革。 事實正好是反過來的。 正因為中國的經濟改革無非是權勢者在專制鐵腕的保護下的公開搶劫，這樣的改革越深入，權勢者越不願、也越不敢實行政治改革。
 

2012年11月，《環球時報》發表了一篇社評，題目是「中國若政黨輪替，整個社會將大動盪」。社評說：「政黨輪替在中國之所以根本不可能，是因為西方的政黨輪替只是權力輪替，而中國一旦發生'輪替'，觸動的決不僅僅是權力，而是整個社會翻天覆地的重新洗牌和大動盪。」。《環球時報》這篇社評不打自招，道出了中共當局做賊心虛的深刻恐懼，也道出了他們對人權與民主的強烈敵意。當初他們是持槍搶劫，如今東西搶到手了，他們怎麼敢把槍放下呢？
 

2010年10月8日，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發佈授予劉曉波和平獎的公告。一方面，公告寫到：「在過去幾十年來，中國的經濟取得了世界歷史上罕見的長足進步。該國目前擁有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億萬人民已經脫離了貧困線，參與政治的範圍也擴大了」；另一方面，公告又指出：「中國一直在違反著她所簽署的一些國際協定，以及自身法律中有關政治權利的規定」。諾委會的邏輯是：既然你們中國政府在經濟發展上做得這麼好，為什麼在人權問題上又做得那麼壞呢？你們為什麼不能在人權問題上也做得好一些呢？他們不懂得中國政府的邏輯。中國政府想的是：我們的經濟發展正是建立在對人權的壓制之上，那我們怎麼能放棄對人權的壓制呢？今天我們能搞得這麼「好」，就是因為我們「壞」；如果我們不這麼「壞」，那我們也就不會這麼「好」了。

所謂中國模式，所謂中國奇蹟，就是建立在六四屠殺的基礎之上的，就是建立在最大的傷天害理、不公不義的基礎上的。一個以這種罪惡的方式造成的強大國家，只能是一個更加自信因而更加驕橫並且更加強大的專制政權，它必定會對人權、民主和正義等價值更加蔑視與敵視，對人類的自由與和平構成更大的威脅。在六四30年後的今天，我們必須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

※作者為《北京之春》雜誌榮譽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