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七〇年代末到整個八〇年代，東亞民主化的浪潮接連不斷：1979年1月，台灣橋頭事件；1979年10月，韓國釜馬抗爭；1979年12月，台灣美麗島事件；1980年，韓國光州事件；1983年，菲律賓黃色革命；1986年，中國八六學潮；1988年緬甸8888民主運動；1989年中國八九民運。上述民主運動都先後遭到不同程度的彈壓，亦觸發東亞國家日後不同的政治走向：

1986年，菲律賓的人民力量革命將獨裁者馬可仕趕下臺，開亞洲民主化先河；台灣於1987年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韓國1987年六月抗爭，獨裁者全鬥煥最終向民意低頭，總統直選制得以恢復；2010年，翁山蘇姬獲得自由，她所創立的全國民主聯盟，也於2015年贏得大選，成為執政黨；中國效法台灣黨外運動的九八組黨與致敬捷克斯洛伐克七七憲章的零八憲章先後遭到打壓，中國人權律師、地下宗教、異見人士、網路領袖、弱勢群體也先後被圍剿。

今年是中國六四事件30周年，也是台灣橋頭事件與美麗島事件、韓國釜馬抗爭四十周年，撫今追昔，不僅疑惑，為何中國道路如此不一樣？「以愛之名」成為國務資政；「沒有敵人」卻逝於獄中；光州屠夫歷史罪責持續至今，總射擊師仍被當權者與改良派共同景仰；《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1987：黎明到來的那一天》一度成為票房冠軍，《戰狼２》《流浪地球》也一度成為票房冠軍；美麗島後有野百合、紅衫軍、野草莓、太陽花；天安門後卻只有羅生門……

民主抗爭與國家暴力

正如物理學家方勵之所說，「民主不是從上到下給予的，是靠自己爭取到的」，台、韓、菲、緬的民主之路皆是如此，抽象來說，民主化的過程就是朝野角力、內外施壓的過程，當壓力造成整體性的危機預期，民主化才可能會啟動，民間持續性的大規模抗爭遠大於開明領袖的個人覺悟。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一些改良派人士存在明君情結，將自上而下台灣解嚴歸結為蔣經國個人明智決斷，忽略了形勢比人強這一基本前提：黨外運動的持續衝擊、美台斷交（今年也恰逢四十周年）帶來的孤立局勢、菲律賓與韓國的政治變局，二二八卌載的平反訴求、卡特的人權外交與雷根的民主規劃等造成的綜合壓力才是台灣民主化的原因，高估蔣經國臨門一腳的順勢而為，恰恰是抹殺康寧祥、許信良等民主前輩的勇敢和堅持，無視國民黨威權年代的累累血債。

要解碼中國的「天安門之變」，同樣要往前追溯「歷史地層」。 在此八九民運之前，中國已有三次小規模的民主運動：民主運動1979年北京西單民主牆運動、1980年自由競選運動以及八六學運，這基於十年改革的寬鬆氛圍與後極權體制顯露的些微縫隙，而這種寬鬆與縫隙又基於十年文革的反彈，與此同時，極權體制仍然存在並繼續運行，生長在這一制度下的學生所提出的要求，都是基於改良的「體制內選擇」，提出要求的學生整體上也是懷抱第二種忠誠的「諫民」。

不僅如此，天安門廣場上學生自己建立起的制度，和他（她）們反對的那一套十分相像，部分學生領袖甚至出現了濫權的傾向，「未曾軍管，先已學管」。學者陳小雅在其著作《八九民運史》中總結道：「民間社會十年的成長，決定了社會不滿足於舊有的權力結構；高層博弈又決定，這種朝野互動的機制不可能建立，所以，十年改革必然以八九民運為結局，八九民運必然以六四鎮壓為結局。」

 民主轉型與過去清算

上個世紀七零年代以來的民主化浪潮已席捲全球，深刻影響著國家結構與民眾生活方式，其所擴散出的民主動能，使得南美、東歐、西亞、非洲、東亞獨裁政權面臨巨大的壓力。學者杭廷頓認為，近代世界共發生過三波民主化浪潮，第一波民主化始於美國獨立運動與法國大革命，帶動了整個歐洲的民主運動。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第一波民主化浪潮遭遇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崛起的逆流。第二波民主化浪潮起源於二戰結束後世界各殖民地民族國家的獨立浪潮，同樣好景不長，遭遇冷戰對峙的寒流，遍佈五大洲的數十個軍事獨裁政權在六七十年代紛紛建立。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起源於1974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從南歐（葡萄牙、西班牙）擴散至南美（阿根廷、智利、烏拉圭等）之後湧入東亞（菲律賓、韓國、台灣等），最後以蘇東劇變為終點，其廣度與影響力遠超前兩波民主化浪潮。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具體到東亞國家，台灣、韓國、緬甸、菲律賓民主轉型的路徑各不相同。根據杭廷頓的民主化理論，台灣的民主化屬於變革型，威權統治者帶頭結束威權政體；菲律賓民主化屬於置換型，威權政體垮臺被推翻、反對派團體實現民主化；韓國、緬甸民主化，屬於移轉型，民主化產生於政府和反對派的聯合行動。

民主化不止於解除戒嚴、政黨輪替、獨裁崩解的高光時刻，轉型之後仍然路漫漫其修遠兮，如果新興政府不對威權年代的人權侵害還原真相、追究罪責、導正歷史，悲劇仍可能改頭換面地重演。台灣知韓苑執行長朱立熙評論道，「一個新興民主政府清算過去的程度，不只是只牽涉歷史真相的追究與反省到什麼程度，也影響到民主的深化與鞏固會到什麼程度，韓國可以說是亞洲新興民主政府清算過去最有成效的國家，前後經過三任總統、十多年的艱辛過程，比較成功地清算了過去，通過訂立特別法讓兩位獨裁者遭遇『現世報』。」

去年在台上映兩部韓國逆權電影《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與《1987：黎明到來的那一天》，韓國人用影像記述與反思威權，並用大眾易接受的方式呈現，平衡商業與公共、歷史與現實，值得歷史軌跡十分相似的台灣效法。

至於緬甸，雖經歷政黨輪替，翁山蘇姬也入職國務資政，但軍方先定性地擁有四分之一的議會席位，並掌握軍事與國防權力，2008年緬甸憲法也規定不可追溯軍政府的歷史責任。嚴格上來說，緬甸仍然是混合政體或曰競爭性威權，清算過去仍有惡法門檻。

對於尚未民主化的中國，有識之士也應秉筆直書，還原歷史真相：學者陳小雅，克服政治壓力和身體病痛，歷經廿載整理史料，完成著作《八九民運史》；學者吳仁華，屠殺發生之前一直在天安門廣場，自那以後成為一名堅定而細緻的記錄者，記錄下運動的台前幕後、來龍去脈，先後出版著作《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天安門事件逐日記錄》，兩位學者勇敢的政治寫作也必將成為珍貴的歷史底稿。

民主品質與威權韌性

如同前兩波民主化浪潮，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遭遇民粹主義與經濟危機，近十年趨於停滯，一些獨裁政權「潰而不崩」，新型民主政體先後有過不同程度的民主倒退，如菲律賓、印尼、泰國威權回潮，究其原因，一是民主化無法解決所有問題，一些威權年代的歷史遺留問題民主化之後繼續存在，如緬甸的族群衝突，韓國的財閥宰製、菲律賓的貪腐問題、台灣的省籍矛盾、泰國的文武關係。

其二，民主轉型的方式也影響著民主化的政治格局。如台灣的威權年代為黨國體制，黨政軍國呈同心圓結構，資源高度集中，自上而下的「寧靜革命」也使過去清算很不徹底，國民黨至今仍樹大根深。

第三是國際形勢變化，歐美不再大力輸出民主，自身也為恐怖主義、經濟危機及難民潮所困，威權／極權大國乘虛而入，滲透及利誘海外媒體、財團、政客，中國以銳實力滲透台灣久矣，外宣媒體、親中團體、假新聞、買粉專等操作已使台灣門戶洞開，民主危機空前嚴重。

中國從毛時代的輸出革命到後來的輸出資本，近年來在輸出資本之外疊加輸出「中國模式」(當然，官方低調地宣稱為「中國為全球治理提供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所謂的中國模式就是指中國自六四30年以來經濟高速增長同時政權保持穩定的政經模式，中國融合政治上專政與經濟上的市場化，徐賁教授將其定義為「新極權」體制，「新極權」體制發軔於六四，開端于南巡，鞏固於奧運，強化於新時代，本質上是極權政體的自我調適，極權為體，市場經濟、數位技術、全球貿易為用，國家控制力強於菲律賓、韓國、緬甸的軍政府， 反對團體與社會運動的處境也更為艱辛。

但是，維權與維穩、權利與權力的衝突仍會繼續，人群大規模聚集仍有可能以無法預料的形式突然浮現，體制資源也總會有乾涸見底的一天，東亞國家的隨求民主與人權的足跡恰恰反映了抗爭的普遍性與人權的普世性，廣場的血跡與維園的燭光彙集成流動的歷史，中國人也終會迎來黎明到來的那一天。

※作者為中國大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