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北京天安門「六四屠殺」案件的三十周年，人們不但沒有忘記，更在全世界各地精心組織了更大規模，更深意義的活動，令人興奮。

那一年，我五十歲，定居加拿大，己經從組織上脫離了共產黨。1989年4月開始，我不斷關注北京的消息和學生的活動。「六四」那天，我含淚追看電視上的新聞轉播，只見天安門上空烈焰沖天，煙霧彌漫。載滿解放軍的車隊向着天安門進發，卜卜的槍聲四處響起。學生和市民紛紛走避，人們推着板車上的傷者拼命奔跑。

共產黨殺人了，我驚愕地叫了起來。

這就是我曾經加入過的共產黨，號稱偉大、光榮、正確的黨。我曾經引以為榮，認為它是拯救中國的黨。而今，在我面前，這個黨竟然露出猙獰的面目，殘酷的本質。為甚麼？為甚麼我加入了這樣一個滅絶人性的政黨？我責備自己，禁不住號啕大哭，痛苦極了。就在這時，我下身流出血水，血崩了，緊急送去醫院。我的血水與天安門學生、市民的血同一天流出，也許生命之間真有一種天然的聯擊，血水使我與中共一刀而斷不再回頭。我從未寫過我的「六四」，太痛苦了，刻骨銘心的痛苦。

從此以後，每年的「六四」，我必定點燃我自己的燭光，悼念那些未得安息的亡靈。我不斷反省懺悔，讓痛苦化成力量，繼續前行。我學習普世價值的理論，去批判毛澤東思想。我也不會忘記兩位英雄，丁子霖女士和劉曉波先生，他們永遠是激勵我前行的榜樣。

「六四」過後，首都北京完全被置於戒嚴狀態，荷槍實彈的野戰軍士兵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大街小巷一片恐佈。緊接着，中共當局在全國範圍內展開大搜捕行動，許多人被拘捕，被關押，被立即槍決，也有不少人走上逃亡之路。北京市內也進行氣勢凌厲的清查運動，要人人過關表態「擁護平暴」。中共更用嚴酷的非人道的手段對付受難者家屬，不准拜祭，不准哭。

丁子霖女士當年五十三歲，是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獨生子蔣捷連於1989年6 月3 日晚間在北京長安街被中共軍隊槍殺。1990年，丁子霖在朋友的介紹下結識了第一位難友張先玲，她的兒子王楠在6月4 日凌晨於天安門附近南長街南口處遇害。就在這種肅殺悲涼的氣氛中，丁子霖和張先玲忘記了恐懼，鼓足勇氣開始了尋找受難者家屬的歷程。 丁子霖說：「我無法驅除幾乎己成為我生命本身的記憶， 我不能眼看着與我同命運者失去親人而無人過問，無處訴說的痛苦煎熬……我的兒子是為中國的未來而死，我也只有為中國的未來而活着。」

她們根據各方的資訊和各種關係取得線索，一個個地與難屬取得聯繫。一椿樁，一件件血和淚的故事，見證「六四屠殺」的事實。 死難者家屬們相互認識，相互撫慰，相互支撑，結成了以丁子霖為首的「天安門母親」群體。 難屬們己經不再是愚昧麻木的一群，也不是怨天尤人的哭泣者，她們己經成為一個有着自己尊嚴和訴求的群體。

丁子霖在1994年出版《六四受難者名冊》；2000年出版《生者與死者——為了中國的明天》；2005年，出版《尋找「六四」受難者實錄》。她們總共尋找到186名 死難者名單，為歷史作出有力的見證。今年，「天安門母親」正如過往一樣，發表「祭文暨致中國領導人公開信…哭「六四」大屠殺中罹難的親人和同胞們」，祭文簽名共127 人， 過身的難友己達55 人了。

丁子霖有一句說話令我心靈震撼不已，今生難忘。她說：「我今天活着，能夠從愚昧和沉睡中甦醒過來，這是以我兒子的生命為代價的。我的整個存在，都是兒子生命的延續，這就是犧牲與祭奠的全部意義。」她說出了生與死，生者與死者之間的真諦，也就是生命的意義。這就是促使她覺醒的動力，也促成了我的覺醒。

「六四」前後，最具象徵意義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人權活動家，政治評論瘃，諾貝爾和平奬得主劉曉波。他出生於吉林省長春市，吉林大學文學學士，並於北京師範大學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後留校任教。1989年4 月，三十三歲的劉曉波，中斷了在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的職位，反回北京參加「八九民運」。6 月2 日他聯同候德健、周舵和高新在天安門進行絕食，抗議當局戒嚴，成為天安門絕食四君子之一。我是從這個時候起開始關注劉曉波的一切直至他離世。他是我的學習榜樣，有幾個方面是我永記在心，難以忘懷的。

首先，是他的犧牲精神，他的一生所作出的犠牲是巨大的。他放棄了自己的美學研究，文學評論專業，不去著書立說而專注於危險性極高的政論。「六四」後，澳大利亞駐華參贊駕車載他到領使館門前，再三問他是否要進使館。他說：「不，謝謝。」便下車，放棄逃亡機會結果被捕。後來即使再有機會出國講學，他也選擇回國。他一共坐牢四次，堅決拒絕保外就醫，堅持留守國內。他說：「坐牢是獨裁制度下異見人士應具有的職業道德，是異見人士的必修課，應把監牢坐好。」他進而指出：「為尊嚴和自由而坐牢並非值得四處炫耀的資本，而是異見人士反抗獨裁生涯的一部份，更不應該以坐牢為資本向社會討債，也要避免一坐成名的自我陶醉。」他斬釘截鐵地說：「要下地獄就不能抱怨黑暗…獄火的焚燒縱使把我化為灰燼，我也甘心情願。我升天，我入地，全取決於我自己。」可見他早己作出選擇，無怨無悔。

徐友漁認為「思想的徹底性」是劉曉波的主要特徵。是的，他對馬列主義，共產黨的否定是徹底的，他對毛澤東的批評是徹底的，他對自己的懺悔也是徹底的，而對普世價值的追求更是徹底地勇往直前，百折不撓的。然而，我認為劉曉波還有兩個「徹底」是達至令人欽佩的最高境界。一個是對愛國、民族主義的批判，一個是對階級鬥爭的批判。

劉曉波在其著作《單刃毒劍——中國民族主義批判》中指出：「自從中國蒙受鴉片戰爭之辱，愛國主義就一直是最具有社會動員力的道義資源之一，各種社會政治力量的成敗，取決於爭奪這一資源的結果。中共執政後一直有意識地為民眾塑做不同的外敵，把民眾的強烈不滿引向國界之外。愛國被扭曲成愛政權、愛黨、愛領袖。」

1988年，劉曉波路過香港時，接受總編金鐘的訪問。他認為：「全盤西化就是人化，現代化。選擇西化就是要過人的生活。西化與中國制度的分別就是人與非人的區別，只有西化，人性才能充份發揮。」被問到在甚麼條件下，中國才能實現一個真正的歷史變革？他說：「三百年殖民地。」問者說，那不是十足賣國主義嗎？他說：「我無所謂愛國或叛國，就是要承認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孫，且以此為榮。」在《單刃毒劍》一書中，他回憶了這段對話，他說：「我曾經說過一句犯眾怒的話，在今天的民族主義偏執狂佔據話語制高點之時，我不想收回這句話。平心而論，它只不過是中國需要經過長期的西化過程，方能實現現代化的極端表達而已。」他一語到底，沒有和稀泥及調和餘地，這就是對愛國、民族主義最徹底的批判。

劉曉波在法庭上宣讀的《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是批判中共「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最有力的武器， 他說：「仇恨會腐食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寛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放棄毛時代的「以階級鬥爭為綱」，「鬥爭的哲學」是一個擠掉浸入人性之中的狼奶的過程。」他最後說：「現在又再次被政權的敵人意識推上了被告席，但我仍然要對這個剝奪我自由的政權說，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這個鏗鏘有力的宣佈，是對中共的階級鬥爭，尋找階級敵人的最徹底的批判。

劉曉波先生的自省能力是難能可貴的。假如看過劉曉波於1992年所著的《末日幸存者的獨白》，一定深深地感受到他那種撕心裂肺，痛徹心脾的懺悔，這是我最能與他共鳴之處。所有接受過中共教育，吸吮過狼奶的人，都會感動於他吐出狼奶的勇氣。他寫道：「我永遠無法原諒自己，直到進入墳墓，因為我居然可以用出賣良知來換取自由——悔罪。」他為自己寫過悔罪書而自責，認為是對「六四」死難者的褻瀆。

他分析自己對「八九民運」的複雜動機，有道德激情，有機會主義，有自戀，有對榮耀和影響力的榮心的渴望，他錐心刺骨地懺悔自己的狂妄和軟弱。他不斷地超越自己，由一個粗魯狂傲，直率夸張，愛出風頭的個人主義者，脫胎換骨成為謙虛內斂，思想清晣，言辭從容，對社會有所承擔的人。他翩然重生成為一位有藝術家的敏銳，也有思想家的深邃的民運領袖。劉曉波的懺悔成為民主路上同行者的榜樣，也就是我要學習的地方。

劉曉波是被中共設計陷害而死，他們隱瞞病情，拖延治療，監控殯殮，不准拜祭，不准哭，像對待「天安門母親」一樣。我們千萬不要忘記中共殘酷的本質，把悲憤化為力量，承接天安門的亡靈、逝去的難屬和劉曉波的遺志，繼續向自由、平等、公義、法治等普世價值的最高標準邁進。

※作者為為自由撰稿人，筆名牛虻。1958年畢業於香港香島中學，曾加入地下中國共產黨。被地下黨派去<學友中西舞蹈研究社>(即學友社)開展學生工作，自1962年至1972年擔任學友社主席。林彪事件後於1974年決意移民加拿大，並脫離共產黨。1997年2 月香港回歸前夕，在香港<開放雜誌>發表第一篇關於中共地下黨文章。現79歲，居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