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若北京統治者對於大屠殺不需付出任何代價？」（What if China’s rulers pay no price for the massacre in Beijing?）新一期《經濟學人》（6月1日期號，頁28）就六四事件三十週年撰寫了一個這樣的小標題。

較早前，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論壇表示，政府在三十年前鎮壓天安門廣場的「動亂」是「正確」的做法，因為它使中國得以邁向「穩定」的局面。歷史，固然可能遭到遺忘，譬如有調查顯示，香港本地的學生能正確描述六四事件者竟遜於國際學校的學生，但更糟的是被改造和淡化。隨著時光不斷流逝，保存正確的記憶變得愈來愈重要，但更大的問題在於如何解讀歷史。

猶記得，馬英九在今年台灣的二二八紀念日強調，關於這件慘劇的平反和轉型正義工作已經做完。可見，歷史的記憶就算在台灣當下自由的空氣暢通無阻，不意味人就會以史為鑒，汲取教訓。同理，就在尚算自由的香港，我也曾聽過「六四是不幸，但惟有這樣中國才能走出今日繁榮的一頁」的說法。

鄧小平在六四中有無可推卸的責任，但不難發現，無論在中國境內或海外，對這位下令軍隊殺害平民的時任實際最高領導人，都有不錯的評語。人們要不提到鄧小平在六四前的寬容——上世紀70年代末他容許過民主牆的運作，當時甚至有人在牆上貼上「鄧總理心胸開放、謙虛、舉世稱譽」的海報稱讚他，要不就讚嘆他在六四後提倡的改革開放高瞻遠矚。

事實上，就在民主牆於北京短暫出現的「光輝歲月」前的兩、三年，1975年的夏天，鄧小平面對越南接壤之邊境因要求宗教寬容而拒繳糧稅的穆斯林，下令解放軍到當地「恢復秩序」，結果估計有一千六百多人被殺，說他「心胸開放」未免言之過甚。另一方面，隨著美中貿易戰愈戰愈熾熱，外界就愈察覺所謂改革開放其實只是緩兵之計，實際運作上並不開放。

六四就像鄧小平一樣，明明是劊子手，卻不明所以成為了中國「進步」的關鍵，反映北京在創造虛假歷史的能力。權貴總是想把歷史變成另類的「斷代史」，把不利自己的「過去」和「現在」切割，並說服群眾接納這種史觀：我們不要回望過去，我們要活在當下；我們不要再討論三十年前天安門發生的事情，我們當感受現今中國的繁華。可悲的是，為數不少的中國人甚至部分香港人都認同這個帝國塑造的故事，證實了「要改變歷史觀念容易，要動搖堅信這些思想的人卻不容易」的說法。

然而，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花亦芬的提醒十分有意思，她說：「理解過去最好的方法，是現在做對的事。」我們未必能說服他人，但我們能做好自己。無論你喜歡與否，無論你的身份認同是甚麼，中國地大物博，又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其去向的確會影響香港、台灣和國際社會的發展。三十年了，我們仍很難預測到最終北京統治者要付出甚麼代價。有好些人已退出等候公義來臨的隊伍，即或如此，堅守良知，認清人獸之別，仍是現在力量微小的我們可以作的事。憑弔亡靈，重讀史實，總比甚麼也不做「有用」。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香港《時代論壇》觀點版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