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强力制裁華爲，對中國的震撼之大，遠非一年前的制裁中興可比。中興雖然長期與華爲相提並論，但顯然是「南慕容」和「北喬峰」中那個名不副實的慕容復。 華爲無論在規模、銷售額、市場占有率、科技投入、專利申請、國際產業話語權、還是國家支持上都拉開與中興的距離。中興不堪美國一擊人人可以設想，美國制裁中興，中興只能跪低，美國很快放鬆制裁。這反而限制了大衆對「脫鈎化」的進一步的想象。

要理解脫鈎化，就要先理解掛鈎化從何而來。

在近代史之前，幾大文明板塊基本上是分立的，依靠爲數不多的幾條商路維持經濟與文化的溝通。這種交流非常緩慢，而且在經濟生活中不占主要地位。無疑，一些大港口例如長崎、廣州等因國際海外貿易而繁榮，但從交流的商品看，大都算是對大衆生活可有可無的奢侈品（如香料、絲綢等）。到了被稱爲「全球化1.0」的大航海時代，商品從奢侈品向大衆用品過渡，各大文明板塊才開始「掛鈎」。但剛進入全球化1.0的年代，各國立即進入重商主義，利用高關稅和高門檻抵擋外國的商品，這階段商品一般是國内生產，輸出到國外掙取硬通貨。生產資源和流程能在國内完成就盡可能不到國外。

19世紀全球化進入新階段，在經濟上的特點是製造業國家從後進的地區進口原材料，也把後進地區作爲重要的市場。這時，生產開始國際化，開始有國家推動下調關稅，全球關稅率也不斷下降，這時開始出現國際化的大公司，各種國際化組織也不斷湧現。

20世紀初期出現全球化的倒退。開始是一戰，一戰是一次相當偶然的戰爭，原本有共同利益的各國資本家一下子發覺大家處於不同的陣營，必須為各自國家效忠。戰爭結束，威爾遜倡導的國聯本來能重新彌合裂痕，卻應美國的缺席而沒有達到預期效果。1929年經濟危機帶來的大衰退，各國重新祭起關稅大棒，企圖獨善其身，結果是「一鑊熟」，大家一起衰退。全球化倒退是大衰退的主要原因，大衰退引發民族主義上升，納粹、法西斯、軍國主義興起，最後導致二戰爆發。這是全球化倒退的慘痛教訓。

二戰後是全球化再起的時期。這時世界分爲東西方兩個陣營，但兩個陣營的思路非常不一致。在社會主義陣營，强調的是「自給自足」，於是每個國家都自搞一套生產體系（或者以此為目標）。資本主義陣營强調是互相依存、推動國際貿易。1940年代，布雷頓森林協議、國際貨幣基金、關稅暨貿易總協定等相繼成立，為推動全球化貿易設下框架。

在西方世界，關稅不斷下降，貿易壁壘一一拆除，資金流動日益自由，國家補貼不斷減少，跨國大公司日益重要，國與國之間的知識轉移日益常見，這些都淡化了國家之間的界限。正是資本主義陣營的一套做法幫助了全球化再起。在全球化的軌道上，美國科技和產業進行一系列的轉移，製造業開始外移、相繼出現了日本、亞洲四小龍等製造業興起的雁行模式。這是東亞成爲世界工廠的起源。

冷戰之後，以世貿組織的成立為標志，全球化進入新軌道。這時的全球化，以資本投資全球化、生產采購全球化、人員流動全球化為標志。在科技上，還伴隨著信息科技第四次工業革命。信息和交通效率的發展把全球變成「地球村」。

中國進入「掛鈎化」從改革開放開始，但在2001年加入世貿之前，還處於「雁行模式」定義下的製造業轉移階段，在加入世貿之後，才真正走進全球化的大潮。中美經濟「掛鈎化」就是這個時期的產物。

從以上回顧可以看到，「掛鈎化」是國際關係自由主義發展的產物，它和强調大國競爭、民族主義等國際關係現實主義路綫是截然相反的思路。注定不兼容。强調重商主義，强調自力更生，强調國家利益，都不可能真正融入全球化。

美國强力制裁華爲，對中國的震撼之大，遠非一年前的制裁中興可比。（湯森路透）

美國的重商主義情結

詭異的是，美國長期是全球化的推手，但在國内也有勢力龐大的保護主義傳統。歷史上，美國就有不尋常的高關稅的傳統。在美國建國後，關稅一直保持在很高的水平。在19世紀經歷了兩個高峰，1830年代平均關稅率達50%以上，1870年代到20世紀初的第二次高峰，關稅率也超過40%。這時美國經濟突飛猛進。一戰後，美國降低關稅，但到了1930年代大衰退，美國政客有忙不迭地率先推出高關稅。雖然二戰後，在美國一直推行低關稅（平均關稅低於10%），經濟也不斷增長，但「高關稅導致高增長」 的理論仍一直影響相當一部分人。

戰後，全球實行普遍的低關稅，作為一種談判手段的「防禦性」的高關稅政策應運而生。里根時代，日本的經濟實力急速上升，電器、摩托車和汽車大舉進軍美國，把美國的相關企業打得非常狼狽，美國步入衰退，失業率直奔10%，通貨膨脹率高升。美國採取了兩個措施：

第一，美日英法德談判通過「廣場協議」，讓各國央行聯手讓其貨幣兌美元有序升值以降低美國貿易赤字外；

第二，美國還對日本發動「防禦性」關稅戰，一些日本商品被徵收100%的關稅。最後日本與美國簽訂一系列貿易協議，做出了很大的讓步（包括自願設置出口配額），才平息了美日貿易戰。美國對日本的貿易戰，也是《日本可以說不》等一系列右翼思潮泛濫的源頭。

恰好，現在的美國政府正是由美日貿易衝突時期成長的這一派當權。貿易代表萊特希澤親身參與美日貿易戰談判，更是這種理論的支持者。

川普更爲特殊。無論在經濟理論還是國際關係理論（如果可以叫做理論的話），川普都是思想上生活在十九世紀的人，重商主義、高關稅、貿易保護等在他腦袋内揮之不去。而他成爲名人的1980年代，更是吸收了「防禦性關稅」的極限施壓手段。從那時開始，加關稅是川普的口頭禪。在川普的演繹下，關稅作爲一種「懲罰手段」，還成爲一種解決一切問題的萬能葯。總之，不管是不是經貿問題，不合川普的意，他都用「暴力美學」的方法——加關稅解決。最近美墨邊境問題就是一例。

美國右翼人士進一步把基於公平自願原則的市場開放演繹為「美國給其他國家輸血」。背後的邏輯是：美國實行低關稅是一種「讓利行爲」，沒有美國市場，這些國家就無法發展。這種邏輯一方面強調誇大了低稅率和開放市場的單方面單方向的「好處」，無視交易背後歸根到底還是「公平」和「自願」的，也是交易雙方都受益的。老實說，這種過於強調「施恩」的論斷，和中國強大起來後那種 「誰都靠中國賞飯吃」、「不能吃飯砸鍋」的令人厭惡的土豪作風沒有什麽分別。美國右翼人士樂此不彼，並演繹成一種美國特色的「受害者情結」，煽動民粹主義。

催生了自由主義的反面​－民族主義

自由主義國際關係體系提倡國際合作，避免以鄰爲壑。但在形成的過程中，由於提倡民族解放，卻又詭異地催生了自由主義的反面「民族主義」。民族主義往往形成「民族國家至上」的話語，過於偏重國家利益而輕視國際利益，在本質上與自由主義截然相反。

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許還不能算一個民族國家，但其建立和發展的核心都和民族主義分不開。簡而言之，20世紀初期的「二十一條」和五四運動之後興起的「國恥教育」，核心是中國一直被欺負，只有强大了才能「拿回一切」。這樣才有「新中國」成立時毛澤東說「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以及現在習近平說「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日本的右翼民族主義在1980年代的美日貿易戰才（重新）興起，而中國的民族主義則早在中美貿易戰之前已經一直根深蒂固。

在民族主義之上，中國還有兩套與自由主義提倡的全球化背道而馳的論述。

第一是經濟上的「自給自足」。這有兩個源頭。第一，中國自古以來，在大部分時間都是一個自給自足的農業社會，對自給自足有很強的執念。第二，新中國開始時一切都學習蘇聯，於是把蘇聯那套強調自給自足的經濟思路也一併學習過來。中國更把它推而廣之，毛澤東提倡的自力更新，不但在一個國家内要自給自足，在毛時代，每一個省份都以追求發展一整套工業系統為目標。這個印記一直帶到現在。

第二是政治上一向有「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擔憂，對西方國家社會始終深感懷疑，特別是長期執行反美宣傳（大概只有美國總統訪問的時候才宣傳中美友誼）。在這種思路下，更是要處處提防被「其他國家」「卡脖子」。

中國經常驕傲於自己是「唯一擁有整套完整的工業系統」的國家。其實要擁有一整套工業體系並不困難，在二戰之前，幾乎所有大國都擁有這種一整套的體系。西方國家的工業體系後來沒有這麽「完整」了，不是因爲做不到，而是因爲不願去做，或者已經交由市場決定如何做。

因此，實際上，中國自稱「推進全球化」，也一度被歐洲視爲「全球化推手」，更是全球化的最大得益者，但中國政府的「全球化」是「四分之一的心意」。一方面，中國最多推進經濟上的全球化，而沒有在政治意識上也跟著「全球化」；另一方面，即便在經濟上，也是「別人要全球化」，自己則要保護市場和維持「完整的經濟體系」。

當然，不是只有中國才有民族主義，美國也有。「美國至上」就是標準的民族主義論述。美國有愛國主義的傳統，特別在保守派民衆中。2008年，麥凱恩提出的競選口號是「國家為先」（country first），這和川普提出的「美國至上」（America first）有表面的相似，實際上是差天共地的兩個概念。正如有人分析，「國家為先」強調的是責任、光榮、犧牲、和為國服務，是可以流傳于世的「正能量」。「美國至上」是一種狹窄自戀的民族主義，是不惜一切手段「贏過別人」，而不是「帶著衆人一起嬴」。

比民族國家一般號召「團結」的民族主義更糟糕，「美國至上」的内核是以班農爲代表提倡的「白人民族主義」或「白人至上主義」。在美國外交系統官員在演講時暗示美中矛盾不但是「文明的衝突」，更是「種族的衝突」（中國是「非高加索人的文明」），如果不是有意為之，就是「說漏了嘴」。在美國的社會現實中，它更多地促進「分裂」而不是「團結」。

區別民主與民粹都強調「人民」，最常用的分辨準則之一就是這些主張是強調「分裂」還是「團結」。在這一點上，「美國至上」的白人民族主義内核正好與民粹一拍即合。

中國之所以能用「四分一的全球化」通行全球多年，與美國此前政府一直推崇的自由主義（民主黨政府）或推崇自由經濟的新保守主義（共和黨政府）能予以包容是分不開的。美國既然變天，美中都失去了「掛鈎化」的内在動力，脫鈎化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這次因應華為被制裁而呈現在公衆面前的「脫鈎化」，大大出乎想象之外。（美聯社）

脫鈎化的想象

在國際關係自由主義的想象中，國與國之間衝突的減少的重要因素就是「掛鈎化」：因爲雙方的利益高度糾纏，衝突對雙方都損失巨大，也就不會有真正的衝突了。正如中國一直強調，兩國的經貿是兩國關係的「壓艙石」。它一方面增加了美國對中國制造的依賴，但同時中國制造也離不開美國的市場和技術，雙方在對方市場的互相投資和股票上市，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因爲脫鈎的代價太大，大到無法估量，於是在過去幾十年，人們一直難以想象「脫鈎化」。事實上，歷史上也沒有多少「脫鈎化」過程的先例。

一戰的「脫鈎化」是相當突然的，沒有一個「過程」可言。而且之前國際流行現實主義的國際關係觀，各交戰國之間的「掛鈎」關係遠不如現在美中密切。冷戰是一個隔絕的年代，但冷戰之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陣營還沒有「掛鈎」，於是談不上有多大程度的「脫鈎」。

中日釣魚島危機的時候，兩國一度有脫鈎化的跡象，這說明脫鈎化並非不可能。日本並非美國，它雖然與中國經濟糾纏在一起，但本身沒有在經濟之外的其他「權力」，所以即便「脫鈎化」也只能局限在經濟領域。

因此，脫鈎化的過程對幾乎所有人來説，都非常陌生。人們原先對「脫鈎化」的想象極限也只局限在經濟領域：中國人抵制美國貨，美國收緊中國投資等等，最多是製造業外移等等。這種能想象到的「脫鈎化」都在心理預期内，至少在短期内尚可接受。

可是，這次因應華為被制裁而呈現在公衆面前的「脫鈎化」，大大出乎想象之外。這讓人們震驚的同時，也令人們打開想象的大門。現在問題的關鍵已經不止於最後美中是否真會鬧翻，而是經歷過這種「腦洞大開」，對「脫鈎化」的想象已深入很多人的腦海。這是一種幾近真實的想象，再也不是那種紙上談兵。單是它已帶來巨大震撼，也很可能會以自我證實的預言的形式，引導以後的脫鈎化。

※作者為旅美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