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後的廢墟上，赫然出現的，不是對於體制的棄絕，而是對於體制加以寄望的漸進改良主義，這一違背正常邏輯的「神逆轉」，源自悲劇刺激下的心理扭曲，不過，觀念一旦誕生，也就獲得了獨立於其心理根源的命運旅程。

「柔性」幻覺的興起

坦克履帶下的「柔性」幻覺，首先來自市場化重啟，1989年悲劇事件後，尤其是蘇東變局之後，當局意識到，為避免中國在外部封鎖和內部匱乏中，出現蘇聯東歐式的潰敗，必須重啟市場化進程，這促成了鄧小平在1992年的南巡。市場化或者經濟改革的重啟，首先喚醒了所謂的黨內改革派，在他們看來，經濟改革的重啟，意味著1980年代改革藍圖的賦歸，不僅擺脫了1989年之後的停滯與孤立，經濟改革也可能成為進一步政治改革的先聲。「政改滯後論」一直是大陸漸進改良主義的普及版本。

此外，為了重啟市場化，體制既需要在內部抵禦重新集結的保守實力，又需要化解因為六四鎮壓而形成的國際壓力，前者使得「既要反右，也要反左，但根本是要反左」，成為當局自覺的選擇；後者則使得當局被迫在人權問題上做出一定讓步，如流放政治犯，取消「反革命罪」死刑，簽署《聯合國人權公約》等等。兩者的共同作用，促使當局對於自由化話語採取了相對容忍的態度。

1997年中共15大前後，以鄧力群為首的毛左派，以多篇萬言書的方式質疑市場化改革，最終，鄧力群等人的言論陣地《中流》為當局所取締，同期，《南方週末》等具有自由化傾向的市場化媒體急速擴張，各種泛自由化話語如哈耶克主義廣為傳播，以致1998年底，朱學勤在《南方週末》宣佈，「自由主義浮出水面」。兩者之間的鮮明對比表明，在世紀之交，漸進改良主義等泛自由化言論，為當局所相對容忍，獲得了一定的發展和轉播空間。當局的這一轉變，則被看作是保留自由化走向，且可能趨向柔性的證明。

最後，市場化需要對應的制度現實，當局為此推動了相關法制建設，容許了私營經濟的發展，市場化也帶來了諸多新的事物和空間，如市場化媒體、NGO組織，網路言論空間，等等，在確立市場體制這一大前提之下，當局對此採取了先觀察後管控的策略，這就帶來了某種因為滯後的空間，但在當時，這也同樣被解讀為體制趨向「柔性」的證明。

總之，市場化的重啟、當局對自由化話語的相對容忍，對於新事物和新空間先觀察後管控的「滯後」策略，三種因素共同促成了體制「柔性」的幻覺，而在新的歷史時期，漸進改良主義也很快迎來了其黃金時期。

漸進改良主義的黃金時期

市場化的深入，為漸進改良主義提供了至關重要的支撐。一方面，市場化重塑了中國社會的利益格局，產生了大批新社會群體。這些群體的興起，與市場化密切相關，從而天然具有親自由化的態度，盼望具有更多權利和保護，更多公正和平等的制度改變；與此同時，既有專政權力體制並未相應變化，體制依舊掌握著與經濟相關的幾乎所有核心資源，這些群體又與體制有著相對緊密的關係，對於現行利益格局和運行秩序抱有大體肯定的保守心態。主流新興群體身上的這種兩面性，催生了一種我稱之為「求變怕亂」的態度，與漸進改良主義有著天然的親和，也因此，隨著市場化的深入，新興社會群體的崛起，漸進改良主義迅速獲得了相當廣泛的社會受眾，以及對應的市場化媒體、門戶網站等輿論平台。

另一方面，市場化也改變了中國社會，產生了相對多的新生事物和空間，如市場化媒體、網路言論空間、NGO組織、法制普及等等，依託上訴因素，普世自由化觀念得以逐步傳播擴展，法制維權活動嶄露頭角，新興社會階層的參與意願開始萌芽，與上述體制的「柔性」假設相配合，漸進改良主義認為，市場化帶來的社會改變可以得到持續積累和發育，並在與體制互動中逐步成長。一種以市場化及相應的社會發育為基礎，通過去政治的方式，在不觸及體制政治底線的情況下推動民間發育，官民互動，最終實現漸進轉型的圖景，以各種近似而有所區別的方式開始廣為流傳。

在世紀之交及隨後的幾年裡，體制對自由化話語的相對容忍，產生了體制趨向「柔性」的假設，市場化深入，一方面為漸進改良主義帶來了相當廣泛的社會受眾，也產生了與體制「柔性」相配合的諸多新生事物，兩者共同編織出若干漸進改良轉型圖景。漸進改良主義在世紀之交迎來了其黃金時期，並迅速成為了中國民間關於制度轉型的主要想像和寄託。中國有望通過漸進的改良途徑獲得轉型的話語廣為流傳，相對被體制遮罩而處於邊緣化的異議反對話語，漸進改良話語受眾廣泛，且受到官方相對容忍，被看作是一種更為現實和可行的選項，獲得了近乎政治正確的地位。

分歧的浮現

漸進改良主義成為了中國民間關於轉型的主要想像和寄託，政治異議反對也並未偃旗息鼓，同樣是面對市場化進程，以及相應的制度社會改變，政治異議和反對群體也做出了自己獨特的努力，除1998年中共民主黨公開組黨之外，伴隨著漸進改良主義興起的，主要有兩個方向的努力：

其一，是以法制維權的展開為依託，宣導政治化維權。市場化和法制化進程，帶來了通過維權活動打破自1989年以來參與凍結狀況的潛力，在政治參與一時仍難打破堅冰的情形下，維權活動可以作為一種參與擴大的替代選項，並為大陸的政治轉型提供一條新的出路。出於這種考慮，維權運動這一概念被範亞峰等人創設並傳播了開來。政治化的維權運動，更多的是利用法制架構進行動員和組織，作為發起社會運動的手段，這一維度的維權運動的代表人物還包括高智晟、郭飛雄、胡佳等人，幾乎是在一開始，這一維度的維權運動就採取了更帶有政治意涵的表述，更直接激烈的行動方式來進行推進。

其二，是通過互聯網（網路）空間，傳播異議反對話語，形成意見聯盟。世紀之交以來，劉曉波等異議知識份子，積極利用包括境外網站在內的網路空間，擴大包括異議言論在內的自由化話語的傳播，此外，利用諸多公共事件和歷史周年，通過網路簽名等行動，逐步形成意見聯盟，在體制對於泛自由化話語相對容忍的大背景下，異議人士也獲得了少許空間，這為異議群體逐步走向線下，實現進一步聯合提供了可能，獨立中文筆會的出現，即是這一努力的產物。當然，異議話語傳播、走向進一步聯合，並最終形成意見聯盟的努力，其集大成還是2008年底的《零八憲章》，這一文本，提出了非常全面的政治訴求，而首批303人、隨後2萬餘人的簽署，更標誌著1989年異議群體走向聯合的最高峰。

不出所料的是，上述兩個方向的努力，都遭遇到了當局迅速而嚴厲的打擊，這一事實本身，不僅凸顯出了異議反對話語與漸進改良話語的區別，同時也直接形成了對體制「柔性」假定的質疑，埋下了爭論的引線。

在迅速和嚴厲的打擊面前，體制「柔性」的假定顯得虛弱而可疑。此外，體制不僅並未放鬆對於異己的鎮壓，因應市場化的展開，體制更擴大了維穩的範圍和力度，換言之，在重啟市場化，並對自由化話語相對容忍的同時，對於異己的鎮壓，和對社會的管束和壓制，其實一直都在升高，前者包括1998～1999年間和此後，針對中國民主黨和法論功群體的大規模鎮壓，後者則包括訪民黑監獄，法制學習班（相當比例為法論功學員）、非法失蹤、軟禁等維穩手段的普遍採用，這些事實的廣泛存在，令體制趨向「柔性」的假定受到了更多的質疑。

其實，即使在漸進改良主義的黃金時期，剛柔「天問」的爭論也總會不期然地冒出，如2006年，圍繞政治化維權是否得當的問題，以丁子霖老師的一篇「請回到維權的行列中來」為開端，在堅持政治化維權的群體和傾向柔性互動的群體之間，就爆發過一場論戰，而在2008年奧運會之後，可以觀察到體制的轉向，隨著市場機制的基本確立，加入國際經濟秩序大體完畢，體制已經完成了其基本目標，新社會群體的興起和泛自由化話語的傳播，又對體制構成了新的挑戰，在這一情況下，體制開始著手收回曾經容忍的空間，這一體制轉向，不僅逐步斷送了漸進改良主義的黃金時代，也提前引爆了所謂的革命和改良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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