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九運動」結束之後，波譎雲詭，林鄭政權內部今日不知明日事；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在威權主義下的本港學術界，距離送終之期不遠矣：回應甚至結合外部政治勢力，繼而巴結親政府及親大學領導層，透過玩弄權力、機制及政策，既針對不聽話的人文（特別是文化研究）及社會科學（特別是政治學）部門，更針對及扼殺不肯埋堆及刷鞋的年青合約制學者，此狀況早已在2014年雨傘運動後已經開始。

對學術界不了解的人，可能以為做學問的教授們品德高尚、憑事實講道理，學識淵博，實際上可以是「一個傑出的泳手竟然走去跑馬拉松」，學術成就與自身的領導、組織、溝通及協作能力根本是兩面事，絕對不能相提並論。

從制度而言，由於負責監察大學管治及校長表現的的校董會，成員大多數由特首及校方委任，而委任的人士只有三種：（一）管理層的主管；（二）與領導層關係良好的教授；及（三）親政府人士。人數比例佔大多數的教職員及學生，民選成員數目少得可憐，從組織及權力上根本無力監察校長及管理層的運作，甚至當出現重大錯誤的時候，透過機制迫校長問責，甚至下台。

教資會只針對大學的研究表現及資源運用，加上以「院校自主」為由不處理院校的管治問題，加上以往針對院校管治的報告書，無助於開放校政；結果做就大學管理層早已成為校內的「特權階級」，權力不受監察，即使大學有既定的指引及規則，可以公然違反而無需問責及負責；換言之，即使高層濫權、壞事及蠢事做盡而毫無底線，除非引起媒體及舊生的注意而破壞大學的形象，甚至引起師生強烈反感而有所行動，可能影響大學的捐款；否則當時人可以絲毫無損，繼續穩坐高位、薪高糧準。

這種由上而下、中央集權及小圈子的權力模式，做成大學腐敗的根源。這種權力模式，實際上是利用院校自主得來的「土皇帝」權力，破壞學術自由。

學術自由的根本，不單只針對學者選取研究及出版的自由，不會及不應該因為從事某些研究課題而受到針對、歧視及排擠，例如在研究資助審批時，利用匿名評審制度，無理批評對方的研究無出版價值、無實際意義、無影響因子等理由拒絕資助，行徑形同公報私仇。

在評核表現、續約晉升及取得長俸的過程中，學者不應因為性別、種族、地位或政治取向，無視或否定其研究、教學及行政服務的成就及付出。可惜因心懷不軌的部門主管、院長、大學評審委員會，甚至是校長本人，既以隻手遮天的手法誣告做假；又用「搬龍門」的方式故意針對不足的部分強烈批評，利用制度欺凌年輕學者。即使有上訴機制，若果只是找回原班人馬重覆上述程序，或者利用「全票贊成制」增加成功翻案的難度，結果上訴淪為個案結束的必經過程而已。相反對識刷鞋識埋堆的「自己人」，即使表現平庸，也開盡綠燈、甚至高層出手干預，讓他們成功晉升。當外界質疑的時候，只能夠用「保護個人私穩」為藉口做遮醜布！

上述的狀況，反映香港的學術自由早已受到破壞，大學學者與員工不再信任人治的制度。黑箱作業及人治的升遷機制，做好研究用心教學只是一廂情願，任人唯賢早已蕩然無存。為了權力與虛榮向上爬，大學教授人間失格：用納稅人的公帑，以埋堆刷鞋排斥異己為本業，研究教學只是裝飾。大學因權力而墜落，學術界送終自我實現！（本文章原刊於《蘋果日報》觀點版，由作者及《蘋果日報》授權轉載）

※作者為高教公民召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