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反送中示威，港警鎮壓時開槍傷人，入港大逮捕學生。前港督彭定康接受BBC訪問，說他治港期間，從沒有這麼大的示威，有也是幾百人而已。

真的嗎？翻開馬嶽編著《香港80年代民主運動口述歷史》一書，訪問前基督教協進會幹事黃碧雲（不是小說家黃碧雲），她說，很難判斷港英政府是運動的朋友還是敵人。當時公安條例和很多法律都不利社會動員。一年三八婦女節，婦運團體到中環行人專用區示威，申請路權。警方批准，附加但書：禁止擴聲器，禁止放音樂、唱歌、呼口號，也就是能見度零，除了默劇、默哀，無事可做。「我們當然堅持叫口號，你有本事便拘捕我們，但他又沒拘捕我們。」現場和警方爆發衝突，「後來我們去投訴，到警察局、保安局，和兩局議員辦事處抗議，到立法會一次聽證會吵過，又在《信報》寫過文章。」

1989年「大聲公」事件，黃碧雲與曾健成等人示威，被告非法使用擴音器、非法籌款，初判有罪罰款，後勝訴。

1990年，黃碧雲動員牧師去靜坐抗議《基本法》不民主，露宿天星碼頭。事後警方以《簡易治罪條例》告她們非法使用擴音器、未經批准籌款，要罰款。因為太荒謬，黃碧雲等拒繳，準備把研究所論文帶進監獄寫。「最後我們贏了官司，現在大學讀法律的人，都要讀這個案例，當時的理據是，這是一宗選擇性檢控，為甚麼其他人用揚聲器你不抓，只抓他們？這是不是政治檢控呢？」

黃碧雲學到，港英政府不敢拿她怎樣，要嘛不告她，告了就必輸無疑。她都有發言權在立法會、報刊譴責，而學法律的人也都會先學到「政府這樣告示威者是錯的」才能當律師、法官、檢察官執法。中治時期，特首林鄭月娥說示威是暴亂，可是港英時期，示威居然是人權，被抓了，法官、議員、報業、教授會叫。為什麼？

書中，香港民主黨創黨成員李柱銘受訪說，在英治時期，「香港發生什麼事，英國國會會過問。理論上，如果他處理香港不善，例如我們無故被人拉去坐牢，他可能因此下台。」

這才是港英政府和特區政府的差別所在：問責。

港督、特首都不是人民直接普選，不向香港人負責，而向殖民母國負責。港督向英國國會負責，國會不准港督侵犯人權。特首姓黨，向中共負責。如果中共要《逃犯條例》，港府就立法。如果中共要特首開槍鎮壓，特首就鎮壓。

李柱銘給香港台灣的啟示

中共官媒《環球時報》以香港民主派訪美，批評反對派勾結西方勢力，懷疑美國正在把香港作為中美博奕的一個籌碼來運用。這表示中共懼怕民運人士對各國傳達民主化呼聲，怕國際對中共施壓。

李柱銘一直被罵勾結外國，他說，第一，當初中英聯合聲明，中英都遊說各國支持，因為內容港人治港、一國兩制，所以各國支持。但現在（一國兩制）貨不對辦，各國對香港人有責任。第二，民主只在香港爭取是沒用的，一定讓人捏死的，要說出來，人家聽不聽是一回事。

2009年李柱銘與訪港的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討論香港民主進程。（圖片摘自維基百科）

李柱銘深知香港民運與西方親中外交的利益衝突，認為若不去遊說，外國政要便會忘記香港。所以一定要有人不斷去提醒，因為他們不想管，只想跟中國做生意。認為香港民主是一個負擔，阻礙他們做生意，你不提起，他們更高興了。但李柱銘到了外國，見了當地傳媒，挖苦當地政治領袖對香港袖手旁觀，令他難堪，傳媒來問他，他便要有一個看法。

所以李柱銘每到一國，中國駐外使館都施壓當地政府，不能見李，見了要低調，不能上報。就算是美國東岸一所大學法律系頒獎給李柱銘，這麼小的事，中國駐紐約領事館三個人開了兩百里的車去大學，施壓要求收回獎項。大學拒絕，於是中國人要求不讓李演講。大學拒絕，於是中國人要求縮短演講。大學拒絕，於是中國人要求見校長施壓。

守住香港現狀的方法，就是守住台灣現狀的方法。想想中共為何要運作各國與台斷交，施壓排除台灣參與國際影展、世衛組織等會議，中國海外使館見外國人護照有台灣海關戳記就不發中國簽證，阻止外國人到台投資經商。如果知道中共花費多大的金錢心力隔離台灣，無論多小的事情也不放過。那麼你一定會明白，無論多小的事情都有用。

要說出來，人家聽不聽是一回事。反送中示威的青年、少年，有的就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勇氣。明知站出來也改變不了什麼，但現在不站出來，以後就連機會都沒有。台灣為香港、為自己，應該站出來。

把責任還給有權力的人

中國駐各國使館施壓各國政府不得接見李柱銘，有三個階段：不能見李，見了要低調，不能上報。中國駐紐約領事館要封殺李柱銘香港民主化呼聲，有三個階段：不給獎，給了不讓演講，要講就只能講兩句。

中共對反送中的說詞，也有三個階段：對內封鎖新聞否認有百萬人示威，對外否認中共下令開槍鎮暴，否認中共下令立法《逃犯條例》。

《環球時報》不提遊行人數，中共官方英文《中國日報》稱24萬人，其他媒體隻字不提，社群媒體封鎖消息。高雄市長韓國瑜初次被問反送中，說「不知道、不曉得」，都是第一階段。後來韓稱：「支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灣獨立！不接受一國兩制！」只是重播年初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稱「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而已。

其他時候，從人們被迫做出的交代，都可以看出他們迴避的責任焦點是什麼。特首林鄭月娥稱反送中「已經不是和平集會，而是公然、有組織地發動暴動」。她的意思是，鎮壓錯不在我，是示威者的錯。

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直播，談到反送中表示，六四之後，中國領導人都非常節制，「但我覺得這次最不好的是不應該由英國系統的警察處理，像是美國警察是非常powerful的，美國紐約如果停車歪了，或是遊行超過紅線，隨即而來的是催淚彈、警鞭、電擊棒。香港的警察是走歐美系統，不了解香港問題累積很多年，需要時間去化解。」在紐約停車歪了，隨即而來的是催淚彈、警鞭、電擊棒？是哪個美國哪個紐約？香港的示威者手無寸鐵，什麼都沒做就被開槍，超過紅線？顯然不合事實。其實還沒人公開要中國領導人負責，此地無銀三百兩。郭台銘符合第二階段。

中國駐英大使劉曉明受BBC專訪，說中英聯合聲明為「歷史文件」已完成使命，英國無權干涉香港。指BBC等誇大反送中人數，誤傳香港政府修例是受中方指使。劉曉明是第三階段。

從各種馬戲表演，可以看出，恢復責任與權力應有的連繫，就是中共的痛腳，香港的談判籌碼。如果台灣群募登《紐約時報》等各國媒體、臉書廣告，邀請讀者打電話、寫電郵督促選區議員、元首、媒體撐香港，就在全世界面前，問責習近平：

你為什麼下令香港立法《逃犯條例》，將跨境綁架桂民海等國內外異議人士合法化？

香港百萬人上街抗議，你為什麼對中國人封鎖消息？

你為什麼下令對無武裝者開槍？

那就是把該有的責任，還給有權力的人。

※作者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