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出身的香港特區政協委員凌友詩,日前說台灣呼應香港「反送中」浪潮,是因為「香港殖民與台灣的皇民心態作祟」。(圖片擷取自中新社)
「台灣女孩」凌友詩又發功,在廈門舉行的「海峽論壇」,她說香港有「反送中」浪潮,台灣遙相呼應,是因為「香港殖民與台灣的皇民心態作祟」,台獨港獨對「大陸」充滿仇恨和歧視所致。凌友詩是全國政協的「台籍港區委員」,一個人就牽動了所謂的「兩岸三地」,政治上她對中共效忠,但拿著中華民國護照,據報長居香港。
先不說她的「評論」是否有甚麼真知灼見,她的履歷其實就是中華版的「達沃斯人」。講「文明衝突」的杭廷頓 (Samuel Huntington) 曾用「達沃斯人」(Davos Man)形容他十分鄙視的全球跨國菁英。瑞士小鎮達沃斯每年都舉辦「世界經濟論壇」,參加者被外界視為世界真正的權力菁英。他們來自高科技界、金融業、跨國公司、學術圈和非政府組織等等領域。亨廷頓這樣評論他們:「……基本不需要國家忠誠這種東西,樂見國家邊界正逐漸消失、把國家政府視為歷史殘餘,國家唯一有用的職能,是為精英的全球活動提供便利」。
「全球化」在全世界造成保守派的崛起和反抗,特別是在歐美,是因為這個經濟融合的過程,淘空了中層和草根,卻製造了一群四處移動而能四處獲利謀生的「全球公民」。他們對這個懸空集團的認同感,甚至多於他們出身的祖國或政治共同體。英國脫歐陷入膠著已久,但公投當初為何成功,與英國「大倫敦化」、金融化、都會化而引起的反彈和磨擦有關。
在東亞一帶,中國崛起所輻射出的影響力,一方面有磁吸效應,又製造了一個游動的空間,結果自然是香港、台灣、甚至馬來西亞、印尼等地的「華人」出現去民族化傾向。出現了很多在「大中華」區域活動,以進步面目出現,呼籲「和平」、「統一」、反對民族主義、批判各地人民的身份認同的「大中華菁英」。
如果你放在這個架下看,凌友詩這個案例是不應該一笑置之,而是認真看待。凌友詩出席中共內部的政治會議,中華民國據說要開罰款,但她根本不理會,也不認為自己「投共」背叛了中華民國。在「海峽論壇」前後回應記者的時候,她說自己的民國護照只是「地方政府」發出的旅行證件。所以她和很多「菁英」,其實都是港台主權逐漸褪色、去國族化之下的產物。據說她也長期在香港生活,她對香港問題的「研判」,基本上也完全「送中」了。一個在香港在地生活的人,即便是立場絕對親政府的本地建制派,也不會說香港人「有殖民心態」,認同「白人對中國的仇恨與歧視」。
這種說法,可能是投其所好,但也基本上是1997-2017年那十年之間中國人流行的香港看法。雖然最近在一些南洋的簡體字媒體,仍然看見這種「中國想像中的香港形象」。中國人眼中的香港和台灣人,是動輒就與港獨和台獨拉上關係。事實上「反送中抗爭」,最大出發點是關注自身身家姓命財權安全,其次是反對警察暴力鎮壓;台灣就只是隔岸聲援,並且警戒自身不要步香港後塵。
但在去國族化的階層眼前,香港人大喊:「香港人,加油﹗」就是緊抱了自己的認同,任何身份認同,都是潛在的反心。香港人的百年英殖歲月、台灣的半世紀日殖光陰,是中國人對「邊境」永遠的「批判資源」。即使香港被吞併了二十年,這類指責還是不絕於耳。
事實上到了現在,再自報家門沒有反心,大概都是白費心機。本欄就多次講過,香港人、台灣人、西藏人、新疆人這類身份,永遠是「天下」的阻礙,對中華主義來說,洗不清的原罪。
在「反送中」越演越烈的時候,中國不斷統戰台灣,他們會慈眉善目,鼓勵台灣人特別是年輕人向中國闖,自跨有「廣闊空間」;反面就是說,台灣要鎖國,要走出去,要讓人進來…其實這都是拆除認同的誘餌,一旦台灣正式淪陷,台灣人就會再被大規模扣上「日奴皇民」的潛在叛國者身份,被清算幾十年前的經歷。
大約是8年前,香港因為大量中國遊客和移民,資源緊張問題開始浮面,例如本地父母買不到奶粉,於是有人示威抗議。當時很多人,包括中國的、香港的都說,香港人仇恨和歧視中國人。其實當日的抗爭者,和今日的「反送中」也一樣,只是想保護自己的身家性命財產,希望在自己的格局裡分配好資源,令共同體內部的人不會惶惶不可終日。但這對於以「去國族」為己任的帝國主義者面前,自然就是仇恨和歧視。
這兩個字,要正確閱讀。所謂仇恨,是阻礙「天下」擴張的「列國」的存在本身。你們作為一個小共同體的存在,本身就是威脅全球化 (在東亞) 的擴張進程。香港、台灣,只要想保留自己的格局,都會被視為作反。港台人的奮鬥目標,說到底是要保存這個令「天下」受阻的列國體制。民主自由是說濫了的字,自由民主是不能世界主義的,不能由他人發號施令,不能單元,不能視擁抱自己的認同為「仇恨」。只有本真的民族共同體獲得維護,真正向受管治者問責的民主管治,才有可能發生。現今歐美流行說的民主失效,就是國家雖然有表面民主,但不完全向人民負責,而是向一個更大而有權力慾的聯邦負責。一般人民自然就會覺得與國家「失聯」,並且開始起來「尋找國家」。
※作者為香港青年評論者/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