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榮航空空服員從6月20日正式啟動罷工，部分媒體報導這場罷工是「突襲」抗爭，一些政治人物又再次倡議應該立法規定「罷工預告期」，降低罷工對於無辜第三方的影響。然而，回顧2016、2019年華航空服員和機師罷工，以及最近的長榮空服員罷工，其實都是依照《勞資爭議處理法》的合法罷工，歷經體制內的勞資爭議調解、工會成員投票，最少兩個半月以上的時間，才真正走到罷工。

推論之，依照現行法規設計，沒有任何工會可以說罷工就立刻罷工。勞工不可能真正「突襲」罷工，任何合法的罷工也都不是少數工會幹部臨時起意的行動，而是有規劃、有公開程序的計畫。不論我們是否支持目前長榮航空空服員的罷工，或任何一場罷工，我們至少可以保守地說：目前關於罷工的法律規定，已經具備預告的性質與功能。如果再立法要求勞方提出預告罷工期，只是讓罷工的程序更加複雜、冗長，更不利於勞工。

以最近的長榮航空空服員罷工為例，在勞資爭議調解失敗後，工會在4月25日就已經預告罷工，並在5月間開始投票，最後在6月7日統計，取得全部工會成員68%的支持率，達成法定的罷工門檻。最近這三個月的新聞報導，以及工會組織、成員透過社群媒體傳播，已經不斷告知社會大眾，長榮空服員即將罷工。如果再立法要求工會提出「罷工預告期」，恐怕只是站在資方的位置，思考如何管理抗爭的勞工，讓合法罷工難上加難。

更進一步來說，當政治人物在討論罷工預告期時，普遍把責任歸咎於勞工，並同時忽略資方的責任。事實上，長榮航空在四月底就已經知道知工會即將罷工，並依法進行投票。長榮航空可以主動立刻告知旅客潛在的罷工風險，或是預先向其他航空公司尋求支援調度，而不是等到罷工發生後，才讓旅客搭不到飛機，再把旅客的怨氣全部推給抗爭的勞工身上，同時模糊原先勞資爭議的焦點。

如果還是有人認為，光是工會投票預告罷工還不夠，還是要有更制度性的罷工預告，正式提醒無辜的第三方。我認為，再預告的責任應該是落在資方身上，而不是抗爭的工會。罷工是勞資爭議的延伸，政府立法不應該把勞資爭議的社會成本與責任都推給勞方。既然真正要保護的對象是勞資爭議中無辜第三方，而目前工會罷工的相關法規也已經包含預告的功能，如果還要再立法規定罷工預告，立法規範的對象就應該是資方，而不是勞方。例如，政府可以立法要求資方在工會啟動罷工投票時，就立刻公告或通知所有可能會受影響的客戶。至於罷工的實際時間與長度，則保留給工會決定，確保勞工在團體協商中的自主性。

※作者為American University 人類學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