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太陽花運動抗爭的對象，是民選政府，是處於中國之外的台灣民選總統，所以結果可以是好的。但香港年輕人的反送中，面對的是中國極權政府，而香港雖然說是特別行政區，但這彈丸之地，卻是在中國之內，有解放軍駐紥的，所以抗爭結局很難不是悲劇。從另一個角度看，台灣的太陽花，對中國沒有任何的波瀾，在中國的歷史上沒有重要性。而香港處在中國之內，所以這場抗爭，也注定超過太陽花在歷史上的重要性，因為香江即將成為中國巨變的始源地。

在一百萬人之後，香港人更上層樓地出了兩百萬人上街，但北京立場強硬，除了暫緩「逃犯條例」立法外，沒有任何放鬆的跡象，這使得香港的民憤沒有去處，抗爭走向暴力血腥，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抗爭的力道再加強，流血死人也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香港人不這樣升高強度，北京也不會予以理會。這種逐步升高的抗爭態勢，只有在革命的年代看過，香港真能發生革命嗎?

這抗爭的本質，的確值得革命，因為爭議的焦點，還在香港的主權歸屬。法律的制定和執行，代表了國家主權的行使，但一國兩制的安排，是一種分裂主權的過渡安排。在一國兩制的原先設計下，北京只有名義上的主權，香港的主權，透過基本法，歸屬於香港人。這種分裂的複式主權，由美國人開始，聯邦和州的分享主權，就是種分裂的安排。事實上，北美十三州在決定獨立於英國之前，美洲的英王子民，曾經思考過另一種分裂主權的安排，即英王擁有十三州的名義主權，為美國人的國王，但美國各州則享有實質自我治理的主權。然而喬治三世和他的大臣，面對巨變，沒有創意思考，沒辦法把英王的主權作如此切割，「絕對王權不容挑戰」，因此英王和首相決定出兵征伐叛逆，但最後搞得灰頭土臉，只能讓美國獨立。

後來的大英帝國，卻是逐步地實現了分割主權的形式，大英國協裡的加拿大、澳洲和紐西蘭等，都奉英王為名義領袖，把最高的國家主權，交給了英國王室，但實際的主權，屬於國協裡各國的人民，由民主政府進行自我管理。

九七年以前，香港和英國關係，雖然沒有加拿大和澳紐的獨立地位，但也有切割來的部份主權，比如說英國的法不自動於香港生效，有效的是香港立法局立的法。這種分裂主權的治理，是大英帝國數百年演變出來的結果，九七後，因為一國兩制的香港定位，也自然把分裂主權，帶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境內。九七後的香港，甚至比港英政府有更多的分裂主權，因為香港在九七前後，取得了法律終審權。香港的司法案件，最終的決定權，在香港。

但鄧小平的「一國兩制」創意實驗，在回歸後，一再出現問題。2003年的23條立法，和現在的反送中，本質上是一模一樣，是香港人要求保有九七後所有的部份主權，香港的司法案件，要控制在香港人手裡。但分裂主權，從來沒有在帝制中國存在過。中國歷史上，有並列主權，即天下有數國共存的時候，但沒有分裂主權，即一國之內，帝王的權力，分予他人共享。從秦始皇帝開始，中國的國家主權，就是集權於皇帝身上，沒有例外。

中國共產黨經歷共產革命草創時期後，從各個角度看，都是恢復了帝制中國的規模與制度，不一樣的只是皇帝不是世襲，而是有時強人獨裁，有時多方共治而已。所以共產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其國家主權，集權於掌控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普天之下，莫非皇土，「一國兩制」所代表的分裂主權，在退步的中國皇權觀裡，處處挑戰了北京的威嚴。如果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香港怎麼可以擁有終審權? 擁有全天下中國人生殺大權的北京皇帝，豈能讓「不法份子」逍遙於皇土之中? 所以不管是23條也好，逃犯條例也好，北京都是在透過對特首和立法會的控制，逐步把分裂的主權取回。'

這也是香港人沒辦法不升高對抗的原因，有主權的人民，就是有獨立的人格，怎麼可以把自己的自由，就這樣斷送? 而這也是北京沒辦法退讓的原因，至高皇權如果可以被挑戰，那如何繼續極權治理全中國?

如此火車對撞的態勢，最後拿上檯面叫陣的，一定是香港獨有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東方之珠，是英國人用法治堆出來的金錢市場，在九七之後，更成為中國的連外窗口，不但是國企、民企，合法與國際接軌的金融交易場合，更是高官達貴，據以為保存香火、藏匿財富的重要根據。北京願意暫緩逃犯條例，在回收主權上鬆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共產黨太需要香港。但繼續鬥爭下去，看不見未來的香港年輕人，不會珍惜這個特殊的香港地位，把招牌砸了也要搞。而北京如果權威一再被挑戰，香港的金錢利益，一樣也是可以犧牲的，畢竟共產黨的第一要務，是生存，過去如此，現在亦如此。

香港的終局，雖然會是悲劇，但香港起的事，卻會把巨變帶到中國。道理還在主權二字。共產黨之所以擁有全中國的主權，從頭到尾，都是靠槍。如果治理人民的基礎是武力，那政權就不可能永遠持續。因為槍在誰手上，在偌大的中國，誰說的準? 難保失去香港利益的高官，不會「人為財死」，拚死了也要把砸鍋的罪魁禍首鬥下來。爭做皇帝，不正是中國歷代朝代興衰的故事主軸? 誰說中國的主權，一定得在哪個皇帝手上? 誰說共產黨配有中國主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