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逐權力和財富常被看作理性行為者為捍衛自身利益而玩的遊戲，許多當代經濟學家以及同道的政治學家尤其這麼想。矛盾的是，即使是賺錢這件事，經常也不是出於經濟動機（除了窮到必須賺錢才能存活的人）。以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心理學家康納曼的話來說，「對那些想再多賺十億的億萬富翁而言，特別是對那些加入實驗性的經濟計畫看看是否能夠多賺錢的人來說，錢代表的是自尊和成就表上的分數。」一如既往，比起那些把他的經濟理論解釋成純粹捍衛經濟上的自利，並視之為人類社會唯一主導法則的人，亞當．斯密還是聰明。他很清楚生活中普遍存在著非理性因素，包括人對重大政治事件的反應。他舉了「所有在內戰中犧牲的無辜人命，也不比查理一世的死激起更多」為例。「不了解人性的人可能會想，」斯密觀察道，「疼痛所帶來的痛苦、死亡所造成的恐懼，想必對高位者比對低下階層更劇烈」。他把這種思索切入對社會政治階層的心理分析，以此補充他所設想的政府形式跟維生方式之間的關係。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主張：

人類攀附權貴的傾向，就是階級差異及社會秩序的根基。我們對上位者巴結諂媚常是因為羨慕他們享有的優勢，而不是因為期待他們善意施捨好處。他們的好處只能給少數人，他們的好運卻幾乎每個人都會關心。

根據斯密的觀察，「由衷且長期崇拜智慧和德行」的主要是賢能之士，「但這些人只占少數」。相反地，「一般大眾崇拜景仰的是財富和聲望。更奇特的是，他們的崇拜景仰通常是不涉自身利益的。」

除了崇拜「財富和聲望」的傾向之外，或許還要加上許多旁觀者傾向於把個別統治者（無論是君王、總統或首相）的自視非凡當真，這種自視是被統治者身邊某些人的奉承跟想要位子的期待給烘托出來的。現今有一些談領導的書，已經比過去更著重於追隨者跟領導者之間的複雜關係。有人說，膽怯而容易受騙的追隨者活該得到差勁的領袖。領袖要靠「真心相信」的追隨者吸收更多追隨者，才能提升他們的英雄形象並傳播其理念。因此，「領導者對追隨者的依賴愈是被忽略，領導人的自主性就愈是被誇大。」

崇拜權威可能助長「有害領導人」的出現，讓這些原本應該被趕下台的領導人反而存活下來，不只是政治上如此，很多領域也是如此。珍．李普曼—布魯門曾經指出，人有種普遍的傾向，「寧可選有害的領導人也不選讓人幻滅的領導人，因為後者會逼使我們正視生活的黑暗面」。很多領袖當然既非「有害」，也沒有讓人萬念俱灰。領袖確實要能給人民希望和樂觀的理由，但同時也要坦承前方有重重難關。邱吉爾在戰時擔任英國首相就表現得出類拔萃。吉米．卡特在擔任美國總統時，雖指出美國面對的許多問題，卻未能提高人民的士氣。卡特是個聰明又正直的領導人，然而美國人卻認為他「有點太虔誠，也沒什麼情趣」。他太過事必躬親，過度依賴理性，不為情感訴求和政治情緒所動，只求有效達成政策目標。卡特還在白宮時，他之前的一個助手指出其領導問題在於未能「投射出一個比他當時對付的問題更大的願景」。卡特比他的繼任者雷根更能精確地掌握問題，但雷根的樂觀主義對他贏得一九八○年總統選舉大有助益。很多有關美國的政治研究也證明，「人民會把票投給激發正確情感的候選人，而不是提出最佳政見的候選人。」

領袖常把某些成就歸功於自己，即使找不到證據顯示他們做了什麼特別的事甚至做出任何貢獻。用社會心理學家哈斯蘭、雷徹和普拉托的話來說，「領袖為什麼對英雄式領導的概念著迷並不神秘難解。首先，這樣能正當化他們的地位，讓他們有理由主張自己比任何人都應該掌權……第二，這讓他們得以掙脫群體傳統的限制和對群體成員的義務……第三，這樣領袖就能收割所有成功的果實，同時避開失敗的陷阱。」從人稱代名詞中可以看到幾分真相。因此，較為自我中心的領袖對自身功績的紀錄大概可以用一句話總結：「我帶領，你們搞砸，我們失敗。」更普遍來看，就如康納曼的觀察：「我們知道不管多荒謬的主張，人都能堅定不移地相信，只要有一群看法一致的相信者支持就行了。」

近年來學界很關注針對追隨者和領導者的研究。然而，這類關注只集中在最高領導人和可以合理稱之為追隨者的研究上，因而漏掉了一種重要的領導類型。在民主政府中，甚至有些威權政府也是，領導階層中的某些要角不該被視為最高領導者的「追隨者」。他們對達成政府目標所扮演的角色，跟正式領導人一樣重要，有時甚至更重要。這種看法常常出現在沒當過總統或首相卻是政府要人的嚴肅傳記中，但如果只是漫談政治領導的書就比較少見。

做體制分析有一個通則：在官僚體系中，你的立場取決於你坐在哪裡。某程度來說確實如此。舉一個最顯而易見的例子：政府衛生部門和教育部門的官員多半會為各自負責的部門爭取更多預算（掌管該部會的政治家更是如此）。相反地，財政部官員最在意的卻是控制預算，量入為出。邱吉爾在一般人眼中不是一個會主張刪減軍事預算的政治家，但他擔任財政大臣時就曾要求（一九二五年）大刪海軍部預算，縮減海軍規模，儘管一戰前他擔任第一海軍大臣時曾成功施壓讓海軍經費大幅增加。普遍而言，某個部門關心的事可能另一部門不重視也不在意。

然而，社會和政治心理學許多引人深思的發現中，有一項幫助了我們理解制度所扮演的角色，那就是：你的立場取決於你看到什麼。對事實的誤解會反過來影響價值觀，進而形成特定觀點。一九九○年代時，五分之一的美國人以為政府把最多錢花在外援，實際上卻只占總預算約百分之二。但這種錯誤印象卻強化了對外援的敵意。大家都知道，人會習慣性地過濾掉跟自己的既定信念不符的資訊，而且會想像出各種方式來合理化自己做的決定，包括那些跟他們宣稱的原則有明顯衝突的行動。人會選擇性地處理及詮釋資訊，避免吸收的資訊以擾人的方式挑戰他們之前的認知。而人民對政治現實的認知，「跟他們的政治偏好與認同交織在一起難分難捨」。針對美國總統及副總統電視辯論會的研究發現，「人對於誰會『贏』的看法，深受他們之前對候選人的觀感所影響」。

有大量證據證明，情感在政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重要到我們必須在政治立場的決定因素中再加一項：你的立場取決於你感受到什麼。人的理性和對自身利益的認知並不是對他們投票給誰毫無影響，但物質利益對很多選民來說沒有想像的那麼重要。這在美國的政治脈絡下尤其有豐富的研究資料可為參考。很多人會把票投給跟他們當前的經濟利益相悖的候選人，臨床心理學家及政治策略家德魯．韋斯汀清楚總結了這種矛盾現象：「同性戀如何對彼此許下承諾，對百分之九十五的美國人的婚姻毫無影響，就算同性可以結婚，百分之九十五的人也不太可能跟一起釣魚的哥兒們私奔。一年有數十名殺人犯被判無期徒刑或是送上電椅，對大多數人的日常生活也沒有太大影響。」韋斯汀指出，特別的是，這類社會議題的情緒反應，卻可以影響大多數美國選民的投票行為，儘管影響人民日常生活較大的應該是「誰能減稅，誰不行；換工作會不會因為原來的條件設定而失去健保資格；請產假會不會被開除」之類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