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這裡的主要目標是找出現代社會的政治文化中政治領導的方式。根本來說，政治文化就是：人們心目中理所當然認為適當或不適當的政府作為或公民行為；人民如何認知造成政治變動的方式；他們如何看待自己群體或國家的歷史；他們的價值觀和基本的政治信念。研究價值觀的學者承認價值觀會隨時間改變，但只能逐步改變。根本的政治信念指的不是支持哪一個政黨，而是基礎的東西——例如，是否認為全體人民都有權影響領導人或政治結果，或者剛好相反：政府事務都該交給統治者，而統治者就像風跟海浪，不會、也不該被一般老百姓左右。

複雜的現代社會很少有單一的政治文化。事實上，大多數國家都是族群多元，人民信仰各種不同宗教或是沒有宗教信仰。但在發展較成功的國家中，價值來自人民擁有的共同點。這類國家還有另一個特點：人民對於政治變動會如何發生也有廣泛的共識，即使在民主國家中，變動本身的內容和方向仍有待爭辯。談論特定國家的單一政治文化難免會過度簡化。民族和國家包含許多次文化，有時候即使是效忠某一政黨都可能代表一種次文化。共產黨和法國第四、第五共和的保守政黨天主教黨的成員就分屬非常不同的次文化。又，在一個社會廣受接納的信念，有可能在其他社會完全不被視為理所當然。舉例來說，一個國家可能為了「秩序」（被視為最高價值），普遍願意賦予領袖無限的權力。相反地，另一個國家更在意的卻是約束最高領袖的權力，讓他在政治上和法律上負起責任。從歷史上來看，俄國屬於第一種，美國屬於第二種。

所以，領袖就是在這種慢慢改變但非永遠不變的政治文化中運作。美國總統、加拿大總理或法國總統若是箝制媒體自由，勢必會遇到文化上及體制上的反彈。法國總統薩科奇在他為期一任的期間內，就曾被控愛用國安人員調查好事記者而受到國內的強烈抨擊。義大利二戰後的民主體制雖有瑕疵，但終究是民主國家。因此，社會上還是有很多反對總理貝魯斯柯尼利用自己的媒體王國打壓批評和辯論的聲浪。俄羅斯從未有過發展成熟的民主制度，雖然一九八○年代後半曾出現過充滿活力的政治多元時期。近二十年來，這樣的活力逐漸消退，只有在二○一一和二○一二年的國會黑箱選舉，讓好幾萬人走上莫斯科和其他城市（人數少很多）的街頭抗議，一掃前十年的消極被動和因循守舊。話雖如此，俄羅斯當局在二十一世紀對反對勢力領袖的騷擾，再加上大眾媒體被國家把持，只引起極少數人挺身反抗。民主政治文化源於長期的民主經驗，而這種經驗在俄羅斯既短暫也不完整。

但政治文化會在制度和價值觀的相互作用中隨著時間逐漸轉變。這是一種雙向的關係。長期推行民主制度有助於形塑與鞏固民主價值。但在某些例子中，影響力的方向正好相反。當一個國家實施威權統治，而新統治者推動一種跟社會既定的普遍認知不一致的意識形態時，就可能發生這種狀況。捷克斯洛伐克就是一個好例子，一九一八年成立，一九九二年之後分成捷克和斯洛伐克兩個獨立的國家。它是兩次大戰之間中歐最民主的國家，大部分的時間是由開國元老馬薩里克領導。二戰剛結束，第一共和國就遭到共產黨詆毀，很多人把這段時期跟一九三○年代的失業潮聯想在一起，尤其是共和國在納粹入侵後瓦解的回憶。然而，經過二十年的共黨統治後，捷克人（比起斯洛伐克人）對兩次大戰之間的民主經驗，評價高於戰後初期。在一九四六年的一份研究調查中，捷克人被問到捷克歷史上哪一段時期最輝煌。結果只有百分之八的應答者認為是第一共和國（一九一八～一九三八），排名第五。到了一九六八年又再調查一次，這次第一共和國衝上第一名，百分之三十九的捷克人認為那是捷克歷史上最輝煌的時期。進入一九六○年代，很多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共產黨員在經歷蘇聯的高壓統治後，紛紛重新評估政治多元化的優點，以及馬薩里克的道德和政治聲望。

戰後最初幾年，捷克斯洛伐克真心盼望「建立社會主義」。但官僚的威權統治再加上政治警察的監控和壓迫，全非年輕、滿懷理想的捷克共產黨員追求或期望的結果。令人灰心的現實和理想之間的差距，久而久之促使他們開始重新認真思索。另外，赫魯雪夫在一九五六年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閉門會議中痛批史達林，一九六一年又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上公開批評史達林，也成為捷克改革的推動力量。後來大家所知的「布拉格之春」，其實是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內部改革運動的顛峰。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期間，更加包容與快速變化的政治氣氛，讓更大範圍的捷克社會得到活化。代表大多數（非共黨）人民的公民團體紛紛湧現。這整個過程，尤其是捷共領導階層支持的政治改革，震驚了蘇聯中央政治局，導致同年八月派了五十萬士兵前去鎮壓。

當時捷共的最高領導人杜布切克（斯洛伐克人）本身不是激進的改革者，但善於聆聽，喜歡以理服人更勝於強逼威嚇，能夠容忍合理的批判性討論，也贊同體制局部多元發展。在蘇聯的高層領導人眼中，他成了「頭號大壞蛋」。雖然杜布切克的角色比較像是從旁協助者，而非推動的力量，但一九六八年初他繼強硬派的諾瓦提尼之後接下黨內領導人，仍然具有重大意義。在一個高度威權和嚴格層級劃分的政治體制下，最高層換成一個風格不同且更具人性關懷的領導人，可能會造成重大差異。大體上，權力愈是集中在領導人手中，領導換人所可能帶來的影響就愈重大。

從威權到民主的過渡時期，領導者扮演的角色尤其重要。政治動盪不安時，他們對民主價值的投入程度十分關鍵，可以確保政治上的突破，並持續這股力量。我在本書主張，戈巴契夫是一名轉變型領袖，但他跟他在蘇聯內部的盟友遇到了艱困的挑戰，不僅有強大的既得利益團體反對這位蘇聯最後領導人所發起的激進改革，蘇聯的政治文化也有很多可被他的敵手拿來利用的重要元素。這些元素在蘇聯瓦解後構成俄羅斯領導人的統治基礎，一方面削弱了針對最高領導層的權力制衡，一方面在保有民主形式的同時又剝奪了大部分的民主內涵。俄羅斯人又回到隨波逐流的思想模式中，認為不去挑戰當道的權威是一種自然且明哲保身的選擇。在俄羅斯，所謂的領袖「聲望」往往是「大眾認知到其掌握權勢」所造成的結果。一九九六年總統大選前一名女性選民受訪時說的話，就是一個貼切的例證。在被問到支持哪位候選人時，她說是共產黨候選人久加諾夫，但又說會把票投給葉爾欽。問她原因，她回答，「久加諾夫如果是總統，我就會把票投給他。」權力被認為帶來威望，也因而贏得尊重和效忠。若普丁有天變成「只是好幾位真的要選總統的候選人之一，他就不再是現在的普丁，會有那些順應時勢的乖巧選民急於把票投給他」。

調查研究也提供不少證據說明了，俄羅斯人傳統上會把合法政府跟強人統治給綁在一起。二○○○年時，由俄羅斯民調專家勒瓦達帶領的研究中心，針對二十世紀人民心目中最傑出的領袖做了民調。出線的前五名領袖性格各異，但都有個共同點：對民主有敵意。說好聽是威權領袖，說難聽就是極權領袖。第一名是史達林；第二名是列寧；第三名是領導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KGB）十五年、從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四年初逝世前擔任蘇共領導人的安德洛波夫；第四名是從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八二年擔任蘇聯領導人的布里茲涅夫；第五名是一九一七年被推翻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

要注意的是，也有其他調查顯示俄羅斯人民比政治精英還要更支持民主。只有少數俄羅斯人相信自己生活在民主體制下，但大多數人都認為民主制度是治理國家的適當方式。然而，這份調查報告同時指出較令人沮喪的發現：當俄羅斯人被迫在民主和強國之間擇一時，只有百分之六選擇民主。一九九三年、一九九六年和二○○四年在俄羅斯城市雅羅斯拉夫爾做的三次調查也有同樣的結果：逾八成受訪者贊同「有才能、有強大意志的領袖做什麼事都能成功」，約有四分之三的受訪者同意「少數強勢領袖比所有法律和討論對國家更有用」。

不過，俄羅斯跟所有現代國家一樣，不但有各種次文化，也有格外顯著的世代差異。在上述的勒瓦達調查中，受訪者只能說出一名他心目中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俄羅斯領袖。選擇史達林和戈巴契夫的人顯然屬於很不同的次文化，畢竟兩人代表的價值觀和政策差異甚大。戈巴契夫在調查中居第六名，有百分之七的受訪者選擇他。年齡和教育背景是影響選擇的一大因素。五十五歲以上的人選史達林的最多，十八到二十四歲的人最少。高中低三種教育程度中，史達林在教育程度高的人當中支持率最低。從教育程度和年齡層來看，戈巴契夫的統計結果剛好相反。教育程度高的人當中，有百分之十四認為他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領導人，在教育程度高的人當中與史達林旗鼓相當。二○○五年進行的一次調查也發現，俄羅斯人對蘇聯體制在改革前的態度呈現出類似的年齡差距。被問到「如果俄羅斯的一切都跟一九八五年（戈巴契夫上台那一年）之前一樣是否會更好」，有百分之四十八的人表示同意。然而，超過五十五歲的人有百分之六十六同意，但十八到二十四歲的人只有百分之二十四認同。